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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F.Bruenig et al.，Ecological-SocioeconomicSystemAnalysisandSimulation：AGuideforApplicationofSystemAnalysistotheConservation，Utlization，andDevelopmentofSubtropicalLandResourcesinChina（Bonn：Deutsches Nationalkomitee für das UNESCO Programm de Mensch und die Biosphäre，198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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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ozhong Li，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Jiangnan，1620-1850（New York，NY：St.Martin’s Press，1998），19-22；Marks，Tigers，279-281；Pomeranz，TheGreatDivergence，287-288（中译本见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年》，王湘云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21-22页；马立博：《虎、米、丝、泥》，第274-276页；彭慕兰：《大分流》，第269页）。关于中国人口体系和农村家庭控制家庭规模的办法，可参见James Z.Lee and Wang Feng，OneQuarterofHumanity：MalthusianMythologyandChineseRealitie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中译本见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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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icah Muscolino，“The Yellow Croaker War：Fishery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1925-1935，”EnvironmentalHistory 13（April 2008）：305-324；Micah Muscolino，FishingWarsandEnvironmentalChangeinLateImperialandModern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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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Vermeer，“Population and Ecology along the Frontier，”247-251.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第398-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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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A.M.Adshead，“An Energy Crisis in Early Modern China，”Ch’ing-shi wen-t’i[LateImperialChina]3，no.2（1974）：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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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Nicholas K.Menzies，ForestandLandManagementinImperialChina（New York，NY：St.Martin’s Press，1994），1-2.中译本见孟泽思：《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赵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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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Ibid.，87.中译本见孟泽思：《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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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相关的例子可参见Marks，Tigers，320。中译本见马立博：《虎、米、丝、泥》，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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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参见Shaw，China’sForestTrees，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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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Vaclav Smil，China’sEnvironmentalCrisis，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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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McNeill，SomethingNewundertheSun.中译本见J.R.麦克尼尔《阳光下的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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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Lowdermilk，“Forestry in Denuded China，”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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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关于氮肥在中国农业中地位的更多情况，可参见Vaclav Smil，China’sPast，China’sFuture：Energy，Food，Environment（New York，NY：Routledge Curzon，2004），10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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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dwin Moise，“Downward Social Mobility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ModernChina 3，no.1（19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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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简要的评论可参见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第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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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具体的例子可参见Elvin，TheRetreatoftheElephants，ch.9，esp.30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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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Radkau，NatureandPower，21，24。中译本见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第2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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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750年的数据引自凌大燮：《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中国农史》1983年第2期，第26-36页；1950年的官方统计为中国森林覆盖率13%，但有人认为实际只有这一数据的一半，参见Vaclav Smil，TheBadEarth，10-12（中译本见瓦格纳·斯密尔：《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第12页）；Richardson，ForestsandForestryinChina，89；and Smil，China’sEnvironmentalCrisis，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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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参见Pierre-Etienne Will and R.Bin Wong，NourishthePeople：TheCivilian StateGranarySysteminChina，1650-1850（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1）；and Marks，Tigers，ch.8（中译本见马立博：《虎、米、丝、泥》，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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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四节 进入20世纪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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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干旱与中国的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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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每年气团在大地上的摆动——我们所说的季风——会在春季和夏季从东南面的太平洋上带来暖湿的气流，于是，滋养生命的雨水从热带的南方来到相对干燥的北方地区；而到了冬季，又会吹来干冷的西北季风。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靠雨水浇灌的农业非常依赖规律的夏季季风和降雨，通常的情况是，夏季季风—降雨—庄稼生长—秋收，从而支撑起华北地区的人口。如果季风没有到来，庄稼就会枯萎，从而面临歉收和危机的逼近。如果第二年的雨季如期来临，或许还能避免一场极其严重的饥荒；但如果干旱持续到第二年甚至第三年，那么大规模的饥荒就几乎是肯定的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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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学家已经指出，季风性气候广泛影响着非洲、欧亚大陆和南美洲的东西海岸，并在数十年来一直努力寻找着一种能将它们联系到一起的解释，这就是在1980年代提出的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美洲人更熟悉的厄尔尼诺现象，是指12月中下旬秘鲁海岸出现的周期性异常暖流（因为在圣诞节前后，因此命名为“厄尔尼诺”，即圣子耶稣），会给北美洲的部分地区带来强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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