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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相关的例子可参见Marks，Tigers，320。中译本见马立博：《虎、米、丝、泥》，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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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参见Shaw，China’sForestTrees，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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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Vaclav Smil，China’sEnvironmentalCrisis，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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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McNeill，SomethingNewundertheSun.中译本见J.R.麦克尼尔《阳光下的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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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Lowdermilk，“Forestry in Denuded China，”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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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关于氮肥在中国农业中地位的更多情况，可参见Vaclav Smil，China’sPast，China’sFuture：Energy，Food，Environment（New York，NY：Routledge Curzon，2004），10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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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dwin Moise，“Downward Social Mobility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ModernChina 3，no.1（19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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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简要的评论可参见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第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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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具体的例子可参见Elvin，TheRetreatoftheElephants，ch.9，esp.30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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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Radkau，NatureandPower，21，24。中译本见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第2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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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750年的数据引自凌大燮：《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中国农史》1983年第2期，第26-36页；1950年的官方统计为中国森林覆盖率13%，但有人认为实际只有这一数据的一半，参见Vaclav Smil，TheBadEarth，10-12（中译本见瓦格纳·斯密尔：《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第12页）；Richardson，ForestsandForestryinChina，89；and Smil，China’sEnvironmentalCrisis，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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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参见Pierre-Etienne Will and R.Bin Wong，NourishthePeople：TheCivilian StateGranarySysteminChina，1650-1850（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1）；and Marks，Tigers，ch.8（中译本见马立博：《虎、米、丝、泥》，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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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四节 进入20世纪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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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干旱与中国的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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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每年气团在大地上的摆动——我们所说的季风——会在春季和夏季从东南面的太平洋上带来暖湿的气流，于是，滋养生命的雨水从热带的南方来到相对干燥的北方地区；而到了冬季，又会吹来干冷的西北季风。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靠雨水浇灌的农业非常依赖规律的夏季季风和降雨，通常的情况是，夏季季风—降雨—庄稼生长—秋收，从而支撑起华北地区的人口。如果季风没有到来，庄稼就会枯萎，从而面临歉收和危机的逼近。如果第二年的雨季如期来临，或许还能避免一场极其严重的饥荒；但如果干旱持续到第二年甚至第三年，那么大规模的饥荒就几乎是肯定的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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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学家已经指出，季风性气候广泛影响着非洲、欧亚大陆和南美洲的东西海岸，并在数十年来一直努力寻找着一种能将它们联系到一起的解释，这就是在1980年代提出的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美洲人更熟悉的厄尔尼诺现象，是指12月中下旬秘鲁海岸出现的周期性异常暖流（因为在圣诞节前后，因此命名为“厄尔尼诺”，即圣子耶稣），会给北美洲的部分地区带来强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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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戴维斯（Mike Davis）曾对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给出过一个简明的解释：“在季节性周期的背后，厄尔尼诺-南方涛动是全球气候最重要的变动原因……能够给五个大陆四分之一的人口带来麻烦。”[2]在太阳能推动全球气候变动并通过信风、季风与洋流在全球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影响这一过程的某些因素导致太平洋两侧原本相互独立的寒流和暖池汇聚成为一个巨大的暖池，于是厄尔尼诺现象就出现了。但厄尔尼诺现象并不仅仅会给北美地区带来强降雨，太平洋水温的变化还会中断东亚、南亚以及东北非和巴西海岸正常的夏季风，这就是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的“全球遥相关”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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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学家发现了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的机制之后，随即开始在秘鲁和其他地方搜索其迹象的历史记录，并提出了代理测度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强弱的方法：与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的遥相关越显著，其影响也就越强。[3]对历史数据的重建表明，强烈的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导致了中国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好几次干旱，分别发生在1876年至1878年，1891年，1899年至1900年，1920年至1921年，以及1928年至1930年。这些旱灾有时还会与洪水接踵而至，于是在那些国外赈灾人员那里，为中国带来了“饥荒的中国”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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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深入考察每一次灾荒，但我想至少可以先指出这些旱灾的严重性及其造成的死亡情况。1876年至1878年的旱灾首先发生在华北的山东和直隶两省，然后蔓延到山西、河南和陕西，这些省份的人口合计大约有8 000万，其中估计有950万～1 300万人死亡。1920年至1921年的旱灾导致了大约3 000万人民受灾，其中约50万人死亡。在1928年至1930年，旱灾覆盖了北方的八九个省份，共有5 700万灾民和1 000万人死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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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而如果我们把它们与同样受厄尔尼诺-南方涛动造成旱灾影响的印度及其他地区加总起来的话，那么19世纪全世界因旱灾而导致饥荒的总死亡人数为3 170万～6 130万。[5]但这么严重的灾难和死亡并不是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引起旱灾这个单一原因所导致的，在中国，从1840—1842年鸦片战争开始长达一个世纪的帝国主义侵略，再加上内战和叛乱造成的损耗，导致清帝国元气大伤，失去了向灾区调动资源提供救济的能力。在1911年清帝国崩溃以后，中国又长期缺乏任何形式的中央政府管理，地方各自为政且只能依靠本地资源，使得两者都不堪重负。国际赈灾机构从20世纪初开始向中国提供援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旱灾造成的严重影响。即使是在1927年相对有力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蒋介石虽然通过一系列的交易将各省军阀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辖，但他们之间的混战更加剧了1928年至1930年的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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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引起的严重干旱并不一定就会导致大量的人口死亡，清政府应对1742年至1743年那场同样严重的旱灾的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但那时的清政府相对年轻而富有朝气，既没有国内的起义，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也要等到八十年后才会到来，国家的资源丰富，政府的能力又很强，自然环境方面的压力也还没有形成危机。事实上，李明珠就将这一时期称为“清朝盛世”（The High Qing Model）。[6]清政府不仅派出好几批官员调查山西省的旱情，还组织了钱粮的输送以提供救济，设立粥棚，从国家粮仓中发放粮食以平抑粮价，并在灾后提供种子、农具和税收减免来恢复农业生产与运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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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魏丕信、麦克·戴维斯和李明珠对中国赈灾措施（或缺乏措施）的研究，都集中阐释了处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政治与社会大变局中的中国政府，无力再像18世纪清朝黄金时期那样调动资源了。但在19世纪时，还有另一个因素也加剧了这种高死亡率，那就是可以为野生物种提供栖息地的森林和湿地都已经被砍伐或填充了，这或许产生了更多的耕地，但遭受旱灾的农民家庭再也无法从这种自然储备库找到鹿、鱼、龟或其他可以吃的东西了。因此，随着1876年至1878年干旱的加剧，粮食价格暴涨，“难民们只好以那些没有任何营养价值而只能提供饱腹感的所谓食物来充饥，人们把那些松软的石头捣碎成黏土，和糠皮混合在一起再烘烤食用。（房屋周围的）树皮都被剥光了，做成的饼子可以卖到5～7个大钱一个，但摄入这类食品会使人因便秘而死亡。粮食的价格是往常的三到四倍”[8]，这意味着有钱人可以买到食物而在旱灾和饥荒的蹂躏中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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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饥荒与向东北和内蒙古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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