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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造成的环境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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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月里，日军迅速占领北京并向南推进，直指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军政指挥中心武汉，但第一个军事目标是郑州。郑州不仅是一个古都，而且正位于新建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京汉铁路上。关于日军暴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938年1月）的报道，在平民中间不断传播着惊慌与恐惧，而因战斗导致大量减员的中国军队也已无法阻止日军的前进。[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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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日益激烈的战争中，黄河及其富于象征意义的水文特点再次被派上了军事用途。我们在第四章中曾经看到，黄河在宋代被用作防御工事来抵挡北面契丹辽国的军事威胁，北宋政府还曾决开开封北面的黄河大堤，人为制造洪水以阻止金兵进攻开封，结果却适得其反，导致黄河在1194年之后改道向南侵占淮河河道，最终通过长江下游入海。此后一直到19世纪上半叶，由于淤积问题不断加剧，黄河再次改道，在1855年北上移回故道，抛下淮河流域让那些亟须土地的农民去开垦。与此同时，大量的资源也被投入到修筑黄河堤防的工程中，以保持黄河在北方河道的流动。而到了1938年6月，中国军队正面临着阻止日军进军郑州及其重要铁路枢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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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缓日军前进的速度，蒋介石命令他的军队在1938年6月9日扒开了郑州东北面的黄河大堤，导致洪水一直倾泻到淮河、洪泽湖和大运河流域约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由于花园口黄河堤防的规模很大，修筑得也很坚硬牢固，因此两次尝试用炸药都没能成功，最后在官兵的奋力挖掘之下，堤防才终于打开缺口。结果导致近100万人淹死，至少200万人流离失所。日军的坦克和部队虽然因此而被阻挡了一段时间，但后来又继续前进。即使数年之后，黄河河道仍在继续变动，据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报道，“在它那前途未卜的旅程中，新的河道不断横冲直撞，已经通过了3个省和11个县”[30]。数十万个村庄被冲毁，数百万英亩的农田都淤积着河水和泥沙。当积水慢慢被太阳烤干之后，“土地变成像砖一样硬，再也无法种庄稼了”[31]。这场战争导致的人为的环境灾难规模非常巨大：有400多万受害者，还有数百万人在等待救济或流离失所。[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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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穆盛博认为，黄河的这次大改道是“世界历史上战争行为对环境造成的最严重破坏”。这不仅包括洪水本身直接造成的死亡，还包括这一地区持续遭受的洪水肆虐，交战军队从当地人民和他们的农场中掠取食物和其他能源，以及政府无法继续维持对黄河的控制。在1942—1943年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导致的干旱压力下，这些灾难结合到一起并造成了一场大饥荒，导致另外200万人死亡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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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约170万的河北难民向西逃往日军没能占领的陕西省和渭河流域，起初大都集中在洛阳和西安这两个城市，后来被国民党官员迅速安置到了黄龙山一带开垦土地和农场。该地区在六十年前的回民起义中曾被摧毁，有很多当地官员眼中的“荒地”有待重新开垦，到1938年底，已经有25 000名难民被安置到了这里。在此后1942—1943年又一场旱灾和饥荒中[34]，更多的难民从河北涌入陕西，又有20万人迁到了黄龙山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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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1943年曾访问这里的美国土壤保持局官员罗德民认为，黄龙山地区的草场最适合发展畜牧业，但难民们在这里清除了大片的树木、灌木和草，广泛植谷物、玉米、马铃薯和荞麦。在短短的几年间，就出现了水土流失和土壤养分的耗尽，人们也遭遇了与硒缺乏相关的疾病。中国国内的一份报道也指出：“随着山区的侵蚀和河流因淤积而日益浑浊，农业的产量也不再丰足，水土流失问题出现了。”并且预测，以当时的开垦速度，黄龙山的森林很快就将被砍伐殆尽。[35]对于这些难民和森林同样幸运的是，在1945年战争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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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参战抗击日本时还是公认的中国政府，但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力量和威望，并足以挑战蒋介石对中国的统治了。蒋介石和他的部队的确曾经正面迎击日本的侵略，但在试图挽救南京而遭遇失败之后撤退到了群山环绕中的四川。中国共产党人则以黄土高原上的延安为根据地，组织农民开展敌后战争，在赢得农民信任的同时，也获得了那些看到共产党抗日而蒋介石撤退的城市知识分子的支持。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北方地区，人口接近一亿。1945年9月日本战败后，国民党和共产党未能达成协议组织联合政府，随后内战爆发。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取得了胜利，并在1949年10月1日，由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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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与中国作物产量之间的联系，可参见Robert B.Marks and Georgina Endfield，“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he Tropics in the Past 1000 Years，”in QuaternaryEnvironmentalChangeintheTropics，eds.Sarah Metcalf and David Nash（Oxford，UK：Blackwell Publishing，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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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ike Davis，LateVictorianHolocausts：ElNiñoFaminesandtheMakingof theThirdWorld（London，UK and New York，NY：Verso Press，200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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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ike Davis，LateVictorianHolocausts：ElNiñoFaminesandtheMakingof theThirdWorld（London，UK and New York，NY：Verso Press，2001），240-245，27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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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引自Li，FightingFamineinNorthChina，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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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avis，LateVictorianHolocaust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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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i，FightingFamineinNorthChina，c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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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这部分的详细情况可参见Pierre-Etiennne Will，BureaucracyandFamine inEigh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中译本见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徐建青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更具体的介绍可参见Li，FightingFamineinNorthChina，ch.8；and Davis，Late VictorianHolocausts，28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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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i，FightingFamineinNorthChina，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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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James Reardon-Anderson，ReluctantPioneers：China’sExpansionNorthward，1644-1937（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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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James Reardon-Anderson，ReluctantPioneers：China’sExpansionNorthward，1644-1937（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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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Ibid.，9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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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ee Mack Williams，BeyondGreatWalls：Environment，Identity，andDevelopmentontheChineseGrasslandsofInnerMongoli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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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Ibid.,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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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Reardon-Anderson，ReluctantPioneers，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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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Li，FightingFamineinNorthChina，30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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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Reardon-Anderson，ReluctantPioneers，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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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Ibid.，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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