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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实的物质条件严重限制了实现工业化的努力，但毛泽东和他最热切的追随者仍然认为这些物质条件的困难并不那么重要，因而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努力克服一下。这种思想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执政近30年时间里的很多问题，也包括在此期间对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虽然在苏联帮助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里，中国取得了年均18%的工业增长率，但毛泽东并不满足于继续追随苏联模式，因为他发现这样做的实际结果将导致中国越来越远离而不是更接近所追求的社会主义蓝图。他认为，通过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不仅可以释放农民压抑已久的社会主义热情，还可以在不需要化肥投入的情况下，大幅提高农业的生产率。毛泽东的主观愿望随即得到了河北省官员夸大报告农业产量的迎合，最终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灾难性的结局[7]，毛泽东也在此后几年“退居二线”。但他不久又回到政治权力的中心，并以他认为正确的方式来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最终随着工业化的“三线建设”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年）破坏而达到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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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中国要寻求怎样的工业发展，它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都要依靠农业的生产力，并受限于农业的客观条件。正如经济学者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所指出的：“这里形成了一种体制，使得所有战略性和体制性政策都为最大限度地让资源流入工业部分而服务。这一体制的决策权集中在顶端，因此，中央领导人可以根据自己认为的轻重缓急来调拨资源。换句话说，这一体制可以使‘跃进’的潜能最大化。但是，每当这一体制真正开始加速运行的时候，都会出现根本性的问题，导致经济因超调而撞上天花板。那么，什么是这个‘天花板’呢？这个‘天花板’就是农业无力迅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盈余。”[8]但为什么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无法得到提升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肯定曾经多次反思过这个问题。虽然中国农民在过去两千年的历史中找到了一些将营养物质循环返回农田来保持土壤肥力的方法，但到20世纪时，中国的农田也已经到了严重缺乏必要营养物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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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化肥的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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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并不是说毛时代的中国领导层不知道去增加人工合成化学肥料来解决农业问题，而是因为，这本身就是工业化的一部分，需要建设可以生产化肥的现代工厂。20世纪初，德国的科学家用化学方法成功合成了富含氮的肥料，德国的企业家则实现了对化肥的大规模商业化生产。由于20世纪上半期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破坏，直到1950年，以哈伯-博施法（“the Haber-Bosch”process）合成氨为基础的化肥生产才缓慢地推广开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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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时，中国只有两家化肥厂——其中一家是日本人在1930年代占领东北时建立的；另一家在南京附近，是由一位曾经留美的中国化学家创办的。中国虽然制定了相关计划来扩大这两家化肥厂的产量，也在“大跃进”期间启动了几家新的化肥厂建设并进口了一些昂贵的原材料[10]，但由于几乎所有的农田都需要补充氮肥，国内的产能仍然无法供应足够的化肥。这种物质条件的限制意味着，只有增加劳动力投入或耕地数量才有可能提升农业产出。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的确看到了两种巨大投入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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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来鼓励农民投入更长的劳动时间和更大的劳动强度，可能会使农业生产力有所增加，但正如“大跃进”所表明的，这种高度的劳动热情只能保持很短的时间就会耗尽。因此，要真正增加农业产量，以维持既有人口增长并实现盈余、为工业生产提供投资，就必须扩大耕地面积，而开垦土地也必将与之前的两千年一样带来严重的环境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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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的农业经济中，有大约8 000万公顷（近2亿英亩）的耕地，其中约40%是稻田。到1980年时，耕地总量增加了50%左右，达到1.2亿～1.3亿公顷[11]，这些新增的耕地主要来自中国东北和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的森林，以及北部（内蒙古）和西北（甘肃和新疆）的草原。换言之，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中，新垦耕地的数量几乎相当于第一个千年期间（汉代至宋代）所开垦土地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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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所看到的，早在18世纪末，中国农民对边缘地区土地的大量开垦，就已经对环境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破坏。在共产党人建立政权时，山坡、干旱草原和热带森林的面积都已经出现了下降。尽管如此，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里，毛泽东还是把农业进一步推向了更加贫瘠（至少对农业而言是这样）的地区，而这——我们将在后面几节对森林、草原和水资源的考察中看到——也成为一个继续改变中国环境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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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化肥，加上思想和政策上倾向于拥有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以及以最快速度推进工业化发展的愿景，共同促使着新中国的领导人采取了迅速增加农业耕地的政策。即使是这些新开垦的土地，包括丘陵、坡地或草原，也已经导致了环境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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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人与环境的物质关系而言，1949年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成为一个分水岭。事实上，共产党的胜利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新国家，它拥有实现工业化的意愿和能力，也提供了和平与安全的保障。新中国与前一个世纪的一个显著差别在于，政府高度稳定和有能力掌握自己的边界与命运。但是，养活不断增长人口的需要——或者用李明珠的话说，“征服饥饿”[12]——以及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的土壤养分耗竭、清除森林和草原以种植农作物、将农场推向更边缘的地区包括坡度超过40度的易侵蚀的山坡，这些都没有变。而且，还要加上美国因朝鲜战争而施加的贸易禁运的影响，认为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是一件好事的信念，以及从农业积累盈余资金以促进工业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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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贫困、技术落后和国际孤立（除了苏联，但其援助也只持续到1960年），中国共产党人基本没有什么选择，只好把工作重点放在尽可能迅速发展农业上。全国仅有两个化肥厂，几乎没有任何农业机械设备，缺乏驱动水泵的电力或小型发动机，这些现状意味着只有期望农业和农民来肩负起改造中国经济、实现工业现代化的重任。当然，这也意味着自然环境将不得不为此而付出代价，不幸的是，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缺乏化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整个1970年代。我们在本章后面将会看到，直到国际形势因美国和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而发生了突然的转变之后，这种约束在毛泽东的继任者那里才得到了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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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意识到了自然的力量既不怎么仁慈，也不怎么帮得上忙。旱灾、洪水、土壤养分的耗竭、山区的水土流失、侵蚀、泥沙淤积和燃料与建筑用木材的短缺，以及其他各种环境的梦魇，不断地引发新中国领导人的忧虑。对他们来说，自然环境成为一个敌人——一个同样需要群众动员和军事打击才能征服并使之为我所用的对立面。这种有关自然的思想导致了对中国森林与河流的持续性冲击，将森林转变为农业所需的耕地和可用于工业发展动力的燃料、木材，在河流上筑坝以储存水量和用于水力发电。他们怒吼着：“人定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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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自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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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共产党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理想相伴随和相嵌入的（有些明确，有些则比较含混）自然思想还来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身发展历程、帝制中国的文化传统和西方的科学。尽管这些思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所有的传统也都包含有一些相互矛盾的元素（因而我们无法抽象总结出一个“中国人的自然观”）[13]，但它们总体而言都接受一种人类与自然相分离的现代主义倾向，认为来自自然的资源都应被用于支持人类和人类社会，人应该支配和控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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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治理环境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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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中国及更早时期中国的中央政府，一直以来都相信要通过征服或至少驯服自然来证明和展现自己的能力[14]，政治、军事和经济行动的目的都是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合理的社会和管理秩序。在对中国自然观念的研究中，魏乐博（Robert Weller）和包弼德（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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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指出：“政府有维护社会与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基本责任的思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这种思想观念并没有促使人们有意识地建立起一种无害于环境的行为方式。这主要是因为人们首先考虑的总是人类自己的效用。”[15]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在第六章中看到的，中国出现了大面积森林砍伐和环境退化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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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和科学的观点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的一部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然在人类世界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资本主义世界地位的评论中，最清晰易懂的大概就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了，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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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还和其对手国民党一样，接受了形成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并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由欧美科学家和他们新训练出的中国博士们（参见第六章关于福建林业和舟山渔业的内容，以及第二章中的气候学家竺可桢）引入中国的用现代科学工具来控制自然的思想，这也就是鲁晓鹏（Sheldon Lu）最近指出的“通过对自然的支配来表达中国的现代性”[17]。这种观念在毛泽东时代唯意志论的信念——用劳伦斯·施奈德（Laurence Schneider）的话说，相信自然和人类社会一样具有“无限的可塑性”——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认为运动起来的大众可以自己学习和掌握科学，自然也是如此。在这种毛泽东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自然和社会成为同样可以被改造和控制的对象，两者都不再需要任何永久性的结构、本质或趋势，都可以通过环境的重塑来从外部进行改造和指导。科学研究和社会革命具有同样的政治意义……”[18]由此，马克思主义、西方科学和毛泽东思想共同催生了这种建立以人类为中心的科学掌控自然的现代主义必胜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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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想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掌握政权后的十年里逐渐结合起来，形成了始于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所说的共产党人“对自然的战争”[19]和夏竹丽（Judith Shapiro）后来更精确界定的“毛泽东对自然的战争”[20]。墨菲具有先见之明地指出（他的文章写于1967年），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对于自然的态度不再应该是接受，而必须是藐视和征服”。他们为农业和工业设计并实施的政策不断向环境烙下人类的印记，例如，消灭麻雀，因为他们认为麻雀是害虫；用飞机向塔里木盆地周围的高山冰雪撒煤灰，以加速其融化用于灌溉；建设宏伟的三门峡大坝，拦截泥沙淤积的黄河，以及将沿海地区的工业迁往边缘地区。就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而言，墨菲认为征服自然的群众运动赋予农民们一种“圣战”式的“民族自豪感”，而在这一过程中，勇于献身和参与行动要好于“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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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联的李森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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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思想被制度化的同时，由斯大林的农学家米丘林（I.V.Michurin）和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所提出的学说也被纳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并在1950年代引起了生物学领域的重要变化。中国的大多数生物学家都曾在欧洲和美国大学学习过遗传学、进化论和实验生物学。这种西方的科学方法遭到了李森科及其追随者的驳斥，用施奈德的话说：“（西方科学方法）对于实现科学唯一正确的目标——控制自然并使之为国家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完全没有任何用处。”[21]李森科主义将“老生物学”斥为资产阶级学说，认为它只是片面追求对自然的理解，然而生物学的真正目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的一个著名命题[22]——是改造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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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森科“相信整个有机自然界都具有无限可塑性和可以被人类掌控的进化论观点”配合了毛泽东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因此，李森科主义也在1952年被接受为正式的指导性学说。在植物学这一关键领域，遗传学和试验田研究方法都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相信粮食作物可以迅速实现在先前恶劣的环境中成长，或者在原来的环境中实现更大的产量，而其部分原因就是同一种类的植物之间不会争夺养分。这些今天看来完全不足采信的观点，对于当时正在努力寻求提高农业产量而无从获得化肥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无疑是具有吸引力的。在林业方面，李森科主义者的植物学理论也“导致了一些异乎寻常的造林和生态观念与做法……（例如）种子的丛播法和成簇生长，在幼苗之间仅留有极小的间隙……”[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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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遗传学在1956年开始的“百花齐放”期间得以恢复，并在1960年代初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培育出与化肥、新型农业机械和灌溉方式相适应的新品种，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冲击了整个科学界，导致了遗传生物学（以及所有其他科学）的停顿。劳伦斯·施奈德认为，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消除‘文化大革命’时期轻视和不信任科学的不良影响，进而恢复科学界的地位”[24]。虽然毛泽东之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共领导人改变了毛泽东对科学家的控制意图，但他们和毛泽东（以及其他人，就此而言）有着同样的现代主义信念，相信科学的意义在于了解、控制和操纵自然以获得人类的更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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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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