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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想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掌握政权后的十年里逐渐结合起来，形成了始于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所说的共产党人“对自然的战争”[19]和夏竹丽（Judith Shapiro）后来更精确界定的“毛泽东对自然的战争”[20]。墨菲具有先见之明地指出（他的文章写于1967年），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对于自然的态度不再应该是接受，而必须是藐视和征服”。他们为农业和工业设计并实施的政策不断向环境烙下人类的印记，例如，消灭麻雀，因为他们认为麻雀是害虫；用飞机向塔里木盆地周围的高山冰雪撒煤灰，以加速其融化用于灌溉；建设宏伟的三门峡大坝，拦截泥沙淤积的黄河，以及将沿海地区的工业迁往边缘地区。就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而言，墨菲认为征服自然的群众运动赋予农民们一种“圣战”式的“民族自豪感”，而在这一过程中，勇于献身和参与行动要好于“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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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联的李森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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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思想被制度化的同时，由斯大林的农学家米丘林（I.V.Michurin）和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所提出的学说也被纳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并在1950年代引起了生物学领域的重要变化。中国的大多数生物学家都曾在欧洲和美国大学学习过遗传学、进化论和实验生物学。这种西方的科学方法遭到了李森科及其追随者的驳斥，用施奈德的话说：“（西方科学方法）对于实现科学唯一正确的目标——控制自然并使之为国家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完全没有任何用处。”[21]李森科主义将“老生物学”斥为资产阶级学说，认为它只是片面追求对自然的理解，然而生物学的真正目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的一个著名命题[22]——是改造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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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森科“相信整个有机自然界都具有无限可塑性和可以被人类掌控的进化论观点”配合了毛泽东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因此，李森科主义也在1952年被接受为正式的指导性学说。在植物学这一关键领域，遗传学和试验田研究方法都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相信粮食作物可以迅速实现在先前恶劣的环境中成长，或者在原来的环境中实现更大的产量，而其部分原因就是同一种类的植物之间不会争夺养分。这些今天看来完全不足采信的观点，对于当时正在努力寻求提高农业产量而无从获得化肥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无疑是具有吸引力的。在林业方面，李森科主义者的植物学理论也“导致了一些异乎寻常的造林和生态观念与做法……（例如）种子的丛播法和成簇生长，在幼苗之间仅留有极小的间隙……”[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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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遗传学在1956年开始的“百花齐放”期间得以恢复，并在1960年代初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培育出与化肥、新型农业机械和灌溉方式相适应的新品种，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冲击了整个科学界，导致了遗传生物学（以及所有其他科学）的停顿。劳伦斯·施奈德认为，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消除‘文化大革命’时期轻视和不信任科学的不良影响，进而恢复科学界的地位”[24]。虽然毛泽东之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共领导人改变了毛泽东对科学家的控制意图，但他们和毛泽东（以及其他人，就此而言）有着同样的现代主义信念，相信科学的意义在于了解、控制和操纵自然以获得人类的更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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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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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化在后毛泽东时代取得了更为迅速的发展，1980年以后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在8%～12%之间。这一快速发展主要归功于1978年底以后中国新领导人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最终向世界市场敞开了中国的大门，打破了土地和工厂的国有制，减少了国家的行政性计划和控制，建立和维护了私有产权制度，并利用市场机制来决定绝大部分劳动力、土地和商品的价格。在社会主义政府主导工业化所奠定的基础上，中国的工业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到21世纪初已经跃升为全球性的工业强国。如果说毛泽东的唯意志论导致了无限可塑性的自然观，那么邓小平的唯发展主义思想，则把自然看作为人类需要而准备的一个庞大的储备库，两者都具有现代主义者的工具观，认为人类可以也应该通过科学来掌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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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毛泽东时代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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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现实的物质条件限制了毛泽东时代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能力，并导致了毛泽东认为物质约束可以通过纯粹的意志来克服的唯意志论倾向，那么，对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物质约束的放松，也就应该是促进后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很少被关注的因素就是化肥工业，正如我们在本章前面看到的，毛泽东时代化肥的不足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改善和为工业投资积累资金，而这一约束被解除的方式也颇为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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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有关，尼克松访华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地缘政治背景导致的结果：美国深陷越南战争，因而急欲摆脱这一状况，同时也希望能以某种方式对苏联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更多的核军控协议；而中国当时也与苏联存在军事方面的矛盾。因此，“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逻辑，常常被用于解释理查德·尼克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总理与毛泽东主席之间历史性的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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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化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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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看，中美建交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缓解了中国环境的紧张状况。尼克松访华后立即签署的第一份商业协议，就是为中国引进13套世界最大规模、最先进的生产氮基合成化肥的合成氨装置。中国在1970年代还购买了相关的其他设备，并在1980年代形成了自建化肥厂的能力，到1990年代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新千年之际已经开始出口化肥了。瓦格纳·斯密尔认为，正是通过进口的合成氨和尿素生产设备，中国开始突破他提出的“氮肥障碍”，通过大量使用化肥成功实现了农业产量的大幅增加。[25]这一突破恰好遇上了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开始，也为中国此后的高速工业化提供了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这一必要条件（参见图7-2）。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这一切并非偶然，中国在1970年代最急于寻求这项技术，也正是为了解决环境状况对快速工业化的限制这一根本问题。事实上，这一突破发生在毛泽东的任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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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中国氮基化肥的产量，公元1961—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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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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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口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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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另一项遗产是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虽然“大跃进”之后所发生的那场大饥荒导致了多达3 300万～4 500万人的死亡。[26]很多中国经济学者和人口学者都认为，迅速增长的人口在理论上会消耗掉农业产生的所有盈余，从而阻碍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毛泽东并不同意，还批判了一位在1950年代曾提出限制中国人口增长的著名人口统计学家。[27]于是，“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在1970年代后期毛泽东去世和改革开放开始之前，都作为官方的人口政策统领着整个中国。[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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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共产党人听到了越来越多对人口增长速度的担忧，于是从1980年开始正式实施一系列政策以减缓人口增长。限制家庭规模的“独生子女政策”，因其主要在城市实施，确实放慢了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但中国的总人口仍在持续增长，这既是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拥有了一个庞大的人口基数，也是由于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在1990年代出现了松动，这也体现了政府对女性，特别是农村地区女性生育控制的愿望和能力都出现了下降。因此，自1980年以来，中国人口增长了近5亿，2008年约为13亿人（参见图7-1）。[29]此外，中国人口也在越来越城市化，已经有约5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换句话说，在过去三十年中，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迁移到了城市，在现有城市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也在原先的耕地上催生了数百个百万人口以上的新城市建设，这个过程很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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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期有着显著的区别——读者也应该记住这些重要的区别，但本章后面的部分都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土地和森林、草原和沙漠、水和大气的环境变迁，最后以环保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政府对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反应作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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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到21世纪初，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可参见Eduard Vermeer，“Industrial Pollution in China and Remedial Policies，”theChinaQuarterly no.156（December 1998）：952-985；“Smoggy Skies：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Air Pollution，”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China Environment Forum，2008。其他有关工业污染的例子可参见本章后面的“水资源的治理”和“大气污染”两节。对毛泽东时代污染情况的考察，可参见Vaclav Smil，TheBadEarth：EnvironmentalDegradationinChina（Armonk，NY：M.E.Sharpe，1984；中译本见瓦克雷夫·史密尔《恶劣的地球：中国的环境恶化》，或瓦格纳·斯密尔《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美国瓦格纳·斯密尔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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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i Bozhong，“Changes in Climate，Land，and Human Efforts：The Production of Wet-Field Rice in Jiangna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in Sedimentsof Time，eds.Elvin and Liu，447-484.中文版见李伯重：《“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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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ung-Chao Liu，China’sFertilizerEconomy（Chicago，IL：Aldine Publishing Co.，1970），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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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多关于氮肥在中国农业中地位的资料，可参见Vaclav Smil，China’sPast，China’sFuture：Energy，Food，Environment（New York，NY：Routledge Curzon，2004），10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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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dwin Moise，“Downward Social Mobility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ModernChina 3，no.1（19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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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转引自Shapiro，Mao’sWaragainstNature，31。译者注：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