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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中期，由于水库蓄水灌溉能力的不足，国家开始在华北平原各地开凿机井抽取地下水。到1985年，电力机井数已接近70万眼，灌溉面积也从11万亩扩大到了54万亩，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增长了400%；进入21世纪时，整个华北平原用于灌溉排水的机井已经达到了360万眼。但这种灌溉增加了土壤中的盐分含量，导致了1980年代初的“土壤盐渍化”问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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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专家认为，把机井打到300米的深度就可以越过盐渍化和受污染的浅层地下水，从而解决土壤盐渍化问题，但其他人则担心这样做会导致深层地下水的枯竭。历史学者李明珠认为，可以通过构建一个包括深水井、浅水井、运河和沟渠在内的复杂灌溉系统来解决这一问题，但这个复杂系统的运行需要农学家、土壤化学家、气候学家和工程师们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还需要大量的电力和其他现代投入：“就强度和复杂程度而言，（华北）土壤的这种现代化管理，都可以与……数百年前曾经转变南方地区土地和农业生产方式的传统水利控制相提并论。”[18]不同之处在于，华北农业现在主要依赖的是大量资金和现代科学知识的投入，这种解决方案是否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我们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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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了这些对水和土壤的精心管理，水资源短缺在华北地区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河流日渐干涸，湖泊面积不断缩小，以至于生态系统变得无法支持鱼类的生存。1989年，政府对一个大型湖泊进行调水补给后，芦苇又得以生长，并可以用于编织苇席和篮筐了。除灌溉外，作为用水大户的城市和工业用水也非常紧缺，特别是北京和天津周边的地区，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发展都十分迅速。[19]黄河的入海年径流量正在逐渐变小，经常出现长达500英里河段的断流，一些地区的地下水位已经降到了地表以下90米，而且还在继续下降。部分河流已经干涸，石家庄附近的地下水位每年下降约4英尺，使得一些人担心华北平原的地下水可能会在三十年内出现枯竭。[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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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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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缺水的问题，中国在1983年通过引滦入津工程将滦河的水输送到了100多英里以外的天津，但更具有雄心壮志、规模更大而争议也更多的计划，则是2002年开工的南水北调工程。这是一项与三峡大坝类似的庞大工程，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当时毛泽东就感叹道：“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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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计划是通过东、中、西三线将长江流域的水资源抽调输送到北方地区。东线主要是利用大运河从江苏提水北送，2002年开工建设，原计划2013年完成，但由于淮河等支流水系受污染而被延迟，这些污染的江水甚至连灌溉用水的标准都达不到。中线第一阶段从汉江的丹江口水库调水，远景是从长江三峡调水，政府原本希望该工程能够在2008年奥运会将水引至北京和天津，但也被推迟到了2014年，主要是考虑这一工程对三峡大坝和水库的环境影响，而且，2008年和2009年的干旱也降低了长江流域的供水能力。西线将从青藏高原向黄河上游引水，以灌溉那里更多的农田。作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南水北调工程预计花费500亿美元，比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三峡工程还要多。[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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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和三峡工程一样引起了人们对环境的广泛关注与反对声音。据刘昌明教授的分析，虽然北方能由此而获得更多水资源，“（但）在输水渠渗透或通过水利设施供水的地区，如果排水状况不好，就会形成一个高水位，从而可能会影响地下水平衡并导致土壤的次生盐渍化”。刘教授还列举了水体污染和长江口盐水入侵可能造成的后果，这些都会对当地的渔业和城市供水及其质量产生影响。但他认为，谨慎周密的计划和施工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平衡（中国）水资源的自然分布差异，实现水资源时空再分配带来的净收益”[22]。这种对于科学的过度自信，三峡工程以及对环境的影响或许可以提供某种具有启发性的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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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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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竣工、2009年基本完成水库蓄水的三峡工程，被中国政府看作控制和利用水资源以供人类使用的最高成就。三峡大坝建于宜昌市的西部，长江从上游著名的三峡奔涌而出，经过大坝后在较平坦的河道中绵延1 000多英里，最终汇入大海。大坝的高度超过600英尺，宽1.5英里，身后是长达350英里、世界最大的水库，工程的主要目的是长江流域的防洪和通过32台水轮发电机组为华中地区的4亿居民和工业企业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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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最初是孙中山在20世纪初提出的设想，毛泽东在1950年代也曾对三峡工程建设进行了展望，直到1992年才最终由曾经就读于苏联水电专业的李鹏总理提交人大会议审议通过。考虑到工程的规模、成本和对人类及环境的影响，三峡工程从一开始就引发了众多争议，甚至世界银行也拒绝对该工程提供支持，但中国仍然通过自己的资源继续前进，虽然李鹏总理也承认中国还没有足够的技术来修建大坝，需要依靠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建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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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选择的是在长江干流建设一个大型的水利枢纽工程，而不是在支流水系建造更多小规模的水坝，虽然可以将库区的130万居民安置到指定的地区，但不可避免的是，当地的很多文物将会被淹没，也必然会忽视环保人士所关注的库区物种和栖息地问题。随着三峡工程的运行发电和收回巨额投资成本，栖息地破碎化和物种损失等环境方面的后果也已经显现出来。一个科研课题组曾指出：“该地区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特点就在于，拥有着丰富的古代、稀有、当地特有和濒危的物种。”然而，山峰成为水库中的岛屿，大型食肉动物已经消亡，一些远古特有的鱼类包括中华鲟和中华匙吻鲟（白鲟）很可能也已经灭绝，要全面了解三峡工程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我们可能还需要好几十年的时间。[23]这个课题组还曾以三峡来隐喻我们的世界，展现出一幅令人惊异的景象：“各种生物物种生活在日益破碎化而且镶嵌在人类文明基体上的栖息地孤岛之中。”[24]而我想补充的是，物种生存的风险因而也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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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三峡工程的完成和水库的蓄水，2003年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的山体滑坡和堤坝坍塌事故，引起了中国政府对地震等工程潜在环境影响的关注。水库蓄水后，水流会渗入疏松的土壤并导致土层的不稳定，在夏季风带来的大量降水被用于发电和向下游放水灌溉的过程中，水库水位下降诱发的山体滑坡已经导致了数十人死亡。此外，由于三峡库区正位于两个地震主断层上，人们也担心水库水位的变化可能会引发地震，一位大坝工程师就曾报告称，水库水位提升后的7个月内就发生了有记录的地震822次，但尚未产生严重灾害。[25]2009年西南地区的大旱推迟了水库的175米试验性蓄水，但官员或许很愿意接受因此而出现的暂停。这场严重的干旱还导致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的延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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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程环境影响的担忧还包括气候的变化。三峡水库巨大的规模使得一些人担心它有可能会改变当地的气温和降雨模式，从而增加发生洪水和干旱的风险。不知道是不是与三峡工程有关，2008年的干旱就导致长江出现了有水文记录142年以来罕见的低水位，并发生了多起船舶搁浅事故。此外，也有报道指出，库区回水形成的洲滩正在成为钉螺孳生的温床，从而使得三峡库区面临着血吸虫病的潜在威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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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遗产的都江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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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际和国内强烈的反对意见并没能阻止三峡工程的建设，但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的确制止了四川岷江一系列水电站项目中杨柳湖大坝的建设。杨柳湖大坝的选址位于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灌溉工程上游不到一英里的地方，我们在第三章中曾提到，都江堰水利工程建成于公元前251年，主要用于控制洪水和灌溉肥沃的四川盆地，令人吃惊的是，这一工程直到现在仍在继续发挥着作用，而且只需要进行很少量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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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都江堰灌溉工程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2003年，据毛学峰（Andrew Mertha）说，当杨柳湖大坝这个位于都江堰视线范围之内的水电站建设正在不断推进时，负责都江堰保护管理的四川省文物局官员还都“被蒙在鼓里”。[28]他们发现这一工程计划后，立即在媒体舆论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反对者认为，这项工程将会对都江堰的生态系统乃至四川盆地的长期灌溉系统产生负面的影响，但这些论据似乎并不非常具有说服力，最终让他们取得胜利的理由是，这项位于都江堰灌溉工程视野之内的水电站会造成“视觉污染”，毁了中国人的历史遗产。于是，大坝没能动工建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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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三江并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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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关于水资源的讨论将以云南省西北部三江并流地区的环境问题来作为总结，这里是中国最为偏远、最具生态多样性和遭受环境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拥有着独特的地质环境和动植物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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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万年前，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造成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的迅速抬升，由此形成的地壳褶皱构成了现在夹在缅甸和四川之间的西藏东南部和云南北部地区。这里有三条发源于青藏高原冰川的世界著名大河——金沙江（长江）、澜沧江（湄公河）和怒江（萨尔温江），向南经过因地壳褶皱而形成的6000英尺深的峡谷，并行而不交汇地奔流170多公里，彼此间最近的距离仅有十几公里。[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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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并流地区除了在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1]外，在环境方面也特别重要，根据联合国世界保护监测中心的资料，“这个巨大而复杂的地区包括八个山地保护区群落……地形、地质和气候丰富多样，风景优美，具有无与伦比的生物多样性。这里有118座海拔5 000米以上的雪山、冰川、瀑布和数百个冰蚀湖泊。由于这一地区在海拔上的差异，加上正处于东亚、东南亚和青藏高原三大生物地理区的交界处，还有南北方生态走廊的位置特点，使三江并流地区拥有着从高山地区到南亚热带的绝大部分古北区温带生物群落。作为中国最富于生物多样性的地区，这里拥有超过6 000种植物……和……世界25%以上的动物物种，其中很多都是孑遗和濒危物种”[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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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并流地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很可能是这一地区海拔上存在的巨大差异与印度洋西南季风和太平洋东南季风带来的特殊气候条件合并作用的结果。在这个相对并不算大的区域里（南北约200英里，东西约100英里），涵盖了从高山到接近热带的各种气候类型。这些都使得这一地区拥有了“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和受外界影响最少的温带生态系统”，包括热带常绿阔叶林、温带落叶针叶林、高山草甸和很多介于这些气候条件之间的生态系统。这里不仅在中国动物物种中占有很高的比例，而且“中国绝大部分珍稀和濒危动物都曾在这一地区被发现过”，包括三种猴类、小熊猫、雪豹、云豹和“中国种类最丰富的鸟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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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保护区并不是原始的荒野，通过这里支撑生物多样性的大量小生境，我们不难想象，这一地区也是大量少数民族的聚居区，生活着大约三十万的藏族、彝族、苗族、白族、傈僳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和纳西族人口。[34]我们在本书的其他地方也曾提到过，不同的民族会在不同的时间来到这一地区，并学会开发不同的小生境，通过改造环境来维持它们的生存和繁衍。[35]在云南的一个地区，“白族和汉族农民占据了最好的山谷地带，彝族村落位于海拔更高、面积更小一些的谷地，一个贫困的苗族小村庄则独自坐落在山顶附近”。在云南的其他地区，也都看到过类似三层分隔的山区生态系统。据一个当地居民说：“傣族占据了山谷，傈僳族住在山脚下，景颇人的生活区域则更高。据说这三个民族在过去曾经有过残酷的争斗，直到最后定居到现在的居住地点和海拔高度。”[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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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弱小的民族会被不断地推向海拔更高、土壤更贫瘠的地方。人类学者安戈（Jonathan Unger）在1980年代末曾访问过一个位于10 000英尺高地区的村庄，这里只有“一片荒凉的山坡和一小块土壤，饥饿的农民艰辛地种植着星星点点的土豆，许多这样的地块都位于倾斜角度45度以上的地方，农民有时要用绳索捆住自己，以防掉落到下面的峡谷中”。除了种植土豆外，这些山区的人民还养羊以便用羊毛换钱。“每个家庭都拼命增加自己羊群的数量，结果过度放牧耗尽了山坡上的草皮，已经……在高山牧场造成了水土流失……这种状况在高地地区的扩张正在使这一地区迅速滑向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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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对“经济发展”具有浓厚兴趣并支持在三江并流地区修筑大坝的中国观察者曾说：“我没有看到多少原始森林……我见到在非常陡峭的山坡上的很小块的土地……他们用刀耕火种的方式耕种这些土地……斜坡太陡，在那种地方没法犁地。怒江沿岸的土壤太贫瘠了，当地居民买不起化肥，所以只能用火烧这些野草，种几年以后肥力没了，就再到别的地方烧一片去。此外，那里的田地产量特别低，一亩能产四五十公斤就算好的，平均五亩地才能养活一个人。”[38]这些评论的背景是关于怒江建坝的争论，支持者认为经济发展可以纾缓当地的贫困状况，但显然，他们并没有清楚地了解中国其他地区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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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还很少有道路通往这一地区。这里偏远的位置、险峻的地势和对云南汉人陡峭的疾病传播梯度，都为当地的人口和自然多样性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护。但这种自然生态的多样性正面临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威胁，特别是水电站的大坝和把世界遗产地及周围地区开发成旅游景点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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