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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基本问题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的政策执行者之间存在的脱节。正如马小英和奥托兰诺所思考的，“为什么在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监管机制之后，中国的环境还在继续退化呢？”[17]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上面所说的，地方对这些政令很少甚至根本不贯彻执行。[18]这也是那些由公众组成的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NGO）开始发挥作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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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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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个环保非政府组织“自然之友”成立于1994年；十年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已经注册了2 000家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但有人认为其中只有大约40家仍然保持活跃。在本章的前面，我们已经遇到了另外的两家——绿色流域和怒江非政府组织。[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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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环境方面在内的所有中国非政府组织，运行的结构都与美国、欧洲或日本的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们虽然叫“非政府”组织，但必须经过登记注册，而要通过注册，就必须由中国政府部门发起成立或者挂靠在相关机构内部。环保非政府组织大部分都是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保护部）发起成立的。施瓦茨认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不仅受制于“天生的对政府的依赖”，而且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和独立的资金来源，也无法获得那些被政府归入机密类的真实数据和报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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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非政府组织，中国还有一些看起来有点矛盾的“官办非政府组织”（GONGO），可以从政府机构那里获得资助和支持，但在运作中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此外，在大学中也有一些“半非政府组织”，其中比较重要的两个环境方面的组织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会（BEDI）和中国政法大学的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CLAPV）。[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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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环保激进主义者也可以借助于法律的援助。正如我们在吴立红事件中看到的，他确实曾经威胁要起诉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以及或许别的一些人。从数十万件（封）环境信访的投诉来看，很可能也会有大量的环境问题被诉诸法律。2007年，各地法院成立了首批专门受理环保案件的环保法庭，但直到2009年，还只有公民个人可以起诉污染者。然而，和其他国家一样，这些法律诉讼所需要的资金和专业技术都远远超出了普通民众的能力。终于，在2009年7月下旬，两个省级法院同意受理由非政府组织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的诉讼案件，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法院也都位于前面提到过的太湖流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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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案件的受理还只是第一步，目前也只有4个法院对环境案件开放审理。而涉及2009年案件的公司之一在尚未审结的诉讼期间又开始了严重污染的经营。对于这些环保非政府组织而言，要想通过法律手段来阻止那些它们注意到的破坏环境的行为，除了法律场所有限之外，还面临着其他一些障碍。法律诉讼的成本高昂，而非政府组织需要依靠无偿的法律代理。此外，为了获得水或空气污染的证据，非政府组织还需要向政府机构支付检测费用。例如，“自然之友”为检测云南一条河流的污染需要支付700万元人民币，而他们的年度总收入只有500万人民币。因此，中国的环保非政府组织不得不转向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以获取资源，而这又可能会带来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复杂问题。[23]此外，2016年初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也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进行了限制。[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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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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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批准设立非政府组织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种反对力量，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沟通的手段来更好地联系社会和国家政府。由于国家政府的环境目标与地方有问题的贯彻执行之间存在着矛盾，政府愿意向环境非政府组织开放一些政治空间，以便对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中国政府并没有把这些组织看作民主的表现形式或某种预示，尽管看上去似乎是这样。正如一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负责人对施瓦茨所说的：“西方人认为，中国的环境非政府组织是在一系列更广泛议题上实现更多公众参与的一条通道，是开启最终民主化大门的一道缝隙。”[25]施瓦茨指出，中国政府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只要有可能的话，“会尽一切努力以确保不让这种民主化进程得以发展”[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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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要求开启更多民主化改革的激进分子的逮捕和关押，起到了不断警示环保激进主义者、限制其活动程度的作用。虽然也有一些评论者将这些环境抗议活动和越来越多的绿色非政府组织看作一场“环保运动”的开端，但即使中国的这些新兴环保人士代表了某种新的社会运动，这种运动的开展也将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杨国斌指出：“环保运动已经不再明确或主要针对政府……（也不）直接挑战政治权力，它的目的在于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推动文化变革和解决环境问题。”[27]他认为，如果环保人士不能直接挑战政府或鼓吹（在他们看来）更有效保护中国环境所必需的民主化改革，“环保运动中的激进主义者就会有意识地尝试通过对民主价值观的实践而不是说教，来寻求一些渐进性的改变，如民众参与、自我责任和理性的辩论等”[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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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怒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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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中国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在推进环境保护方面所受到的限制而言，三江并流保护区尤其是怒江地区在阻止修筑大坝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难得的。毫无疑问，非政府组织明智的行动包括在国际国内媒体上的大量报道，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介入，吸引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关注，也给了他们充分的理由来推迟电力集团及其在政府中支持者的筑坝计划。但这种暂停究竟是永久的取消计划，抑或只是大坝建设者重新积聚力量之前暂时的喘息，还有待观察。但是怒江的“战斗”的确产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争论，也启发了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以及对人与环境、环境保护与民主之间关系的思考，这也是值得本章深入探讨的一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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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建坝问题被提出的方式对它的最终结果而言或许并不是一个好兆头。这一事件的核心人物方是民（方舟子），是一位曾获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学位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学学者。毛学峰认为，方舟子是“一个有些离经叛道的人”，“已经成为一个对那些在他看来不理性或不科学的人的尖刻批评家”[29]。在方舟子看来，那些环保人士只是在以牺牲其他人的需要为代价来对自然进行崇拜。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后，中国发生了一场关于“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的大争论，发起者是一位重要的环保记者汪永晨和一位撰文主张“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的中科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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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这次争论的31篇相关文章时，方舟子认为，大多数都是汪永晨这样的“敬畏派”，他批评他们把大自然当成人格化的神灵和信奉伪科学，反对像他自己这样的人们所从事的“真正的科学”。他还抨击“汪永晨自然崇拜的实质在于对大自然的崇拜和畏惧，反对用科学方法认识自然，反对应用科学原理利用和改造自然，更与科学研究和应用发生了冲突”[30]；认为感性的环保主义者是“跨专业”的“胡说”[31]。如果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支配，那么这些现代化专家则是通过压制反对派的话语权对现代性进行了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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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不仅试图边缘化汪永晨和怒江水坝争论中的环保主义者，还想颠覆对怒江了解最为全面的科学家——云南大学亚洲国际河流中心主任何大明教授的观点和声誉。据毛学峰介绍，“何大明教授几十年来一直活跃于云南的河流研究领域，他对于怒江的了解在中国可能无人能出其右”[32]。虽然何大明最初站在反对怒江水坝的一边，而且观点也非常有影响力，但他在随后的争论中变得非常沉默，这很可能是因为云南政府官员或大学的领导曾建议过他保持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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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大明发表的科学研究报告的确足以使他成为方舟子在云南大学演讲中强烈攻击的对象。方舟子对他提出的“原生态河流”概念嘲讽道：“光是在炒作一个新的概念，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新的学科的开创人，一个新的概念的提出人，然后就可以去申请国家经费？”方舟子指出，当地的少数民族人民因从事游耕农业而烧掉了这些峡谷地区的大片森林。他还抨击何大明的另一个概念“纵向林谷地区生物多样性”，声称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术语，奚落何大明弄出这个新名词就是为了申请研究经费，“最后是不是要弄出一门‘林谷学’，自己作为‘林谷学’的开创人呢？”[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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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怒江问题科学家的沉默和边缘化，赞成经济发展的一派现在可以声称，科学已经站到了自己的一边。对于那些希望获得这些科研成果的环保组织，这些资料被列为“仅供内部使用”的秘密文件，公开这些资料将被控以泄露国家秘密罪。这就使得那些赞成经济发展的人更容易确保自己的优势地位，占据强有力的“客观、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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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怒江筑坝的斗争仍在进行，但到2015年，这场争论的背景已经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转变为应对全球变暖带来的挑战（参见本章前文关于气候变化的部分）。中国在2015年的《巴黎协定》中承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在此背景下，水电被视为一种解决方案，而不是一个问题。因此，中国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新建几十座水电站，以大幅提高水力发电的份额，怒江计划中的十三座大坝中有五座将继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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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计划修订的批评者并没有沉默。2014年，一些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布了他们所谓的关于中国江河的“最后报告”。尽管报告的作者认同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对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性，但他们还是提出“中国人民和经济的健康与中国河流的健康息息相关……我们希望确保江河的多重价值不会牺牲在对可再生能源的追求和节能减排的压力下……江河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提供多种生态服务，哺育伟大古老的文化，并且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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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怒江问题上，他们主张政府“暂时搁置怒江五个梯级的开发计划，寻求已建电站中增加发电出力的潜力，同时帮助怒江峡谷的人民寻求与自然、文化更加协调发展的新出路。出台新的河流保护法规，赋予原生态自由流淌的河流和河段新的价值。给中华民族世代继承和享受的河流自然遗产留有余地”[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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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保护怒江不被筑坝的努力能否足以阻拦这些计划尚未可知，但其他一些事件也许已经决定了它们的命运。2014年，云南省政府还没有发布必要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一位坚定支持大坝的官员已经因腐败指控而被捕。关于从怒江峡谷修建输电线路非常困难的报道也已浮出水面。在2016年初，云南省委书记宣布禁止在怒江支流建设水电站和采矿项目，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公园，以保护怒江和促进国际旅游业。“它会成功的，”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说，“将会超过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36]关于怒江和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斗争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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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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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环境退化和因太湖污染或三江并流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之类的环境问题而产生的社会与政治斗争的日益加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也越来越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考虑到1998年的大洪灾、黄河入海之前几乎每年长达500英里左右河段的断流以及为2008年奥运会所做的准备工作，我们不难理解《人民日报》报道的中国将在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年）中“优先重视环境保护”，文章还引用了一位院士的话：“‘十五’计划让人们看到一幅美好图景：经济繁荣、人口控制、资源保护、环境优美”[37]。2003年，环境保护被纳入了中国的小学课程体系；200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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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开始使用“生态文明”概念来表达一个与自然更加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形象。在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一词，它标志着中国领导人对三十年来无限制的工业增长对中国和世界环境影响的关注。[38]在之后于2015年发布的一份文件中，中国共产党明确了遏制破坏环境行为的计划和承诺的具体实施方式，要求官员不仅要对经济增长负责，而且要对国家环境保护法规的贯彻执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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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们期待这种对纠正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能够取得成功。但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将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做法也给大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的确，习近平主席高度评价了中国引领世界走向“生态文明”的愿景，以及将民族自豪感与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相结合的“中国梦”，还有“两个百年目标”——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与“绿色长城”一样，中国关于未来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仍面临着许多内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如何解决，还有待观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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