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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的边疆”当然是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标题，无论是边疆还是自然资源，都不是“无尽”的，而是已然达到了极限。约阿希姆·拉德卡也对早期近代世界所面临的环境约束评论道：“在中国，和欧洲一样，人们可以在18世纪感受到一种竭尽利用自然资源而不留下任何空地和未来储备的努力；也和欧洲一样，由于美洲作物特别是马铃薯和玉米的传入，这些才得以相对缓解。”[12]但我们从第六章中已经了解到，中国对环境约束的挤压一直持续到19世纪，并由此进入了一段由大面积环境退化带来的生态危机时期。正如约翰·理查兹所指出的，不仅中国和欧洲，而且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达到了自然的极限，整个世界都在不断加剧的生态紧张中努力前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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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世界并没有停留在这条彭慕兰所说的生态死胡同里。[13]工业革命和向化石燃料新能源体制的转变首先为欧洲开辟了一条出路，此后又扩展到了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中国。但是，关于向工业世界转变的原因则一直存在着激烈的学术争论，一些人认为它的出现是欧洲长期以来各种因素不断积累的必然性结果；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工业化的突破更富于偶然性，而并非必然性的发展，换句话说，工业革命完全有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整个世界都将不得不跟随中国走上这条密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发展道路，就像中国在19世纪那样跌入到越来越低的能源利用和人类生活水平上——这本来完全可能会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未来，就算是那些试图保护本国资源的国家也无法摆脱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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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工业化的世界出现了，首先是在英国的一个角落，然后拓展到西欧的其他地区，再进一步扩张到北美洲和欧亚大陆的其他部分。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一直在以极快的速度追赶世界最先进的工业国家，并在能源利用和国民经济规模等方面超越了它们。如果说18、19世纪的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没有工业化突破情况下的未来将会怎样，那么21世纪初的中国则很可能再一次向世界展示，化石燃料驱动的工业化在未来将会如何继续改变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正如中国绝大部分仅存的生物多样性都被挤到了云南三江并流地区的小角落这样痛苦的经验所表明的，以牺牲自然生态系统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最终是不可持续的。究其原因，J.唐纳德·休斯认为：“任何生物在数量上的增长以及空间分布上的扩散达到一定程度后，某种环境因素便会抑制其进一步发展。发展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因为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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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上，至少曾经出现过三次对生态约束的清醒意识。但就像两千五百年以前那些对于环境约束的思想观点几乎没能对此后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影响一样，我也很怀疑近年来中国对于构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呼吁能否制止——更不要说扭转——生态破坏的继续。中国的生态系统正在日益失去其恢复弹性，因此，土地、空气和水污染对人类造成的影响越来越严重，而留给中国试错的机会则越来越少。但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人的行动仍然表现出，他们愿意承担巨大的环境风险——包括全球气候变化——以继续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其原因如J.唐纳德·休斯曾指出的，在于“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当权者，总是把眼前利益看得比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在大多数社会中，那些开发利用资源的少数群体滥用了大多数人赋予他们的权力，破坏了生态环境，而社会多数群体的真正利益是要维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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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共同的环境挑战，中国漫长的环境史并不能提高我们对于中国或世界应对能力的期望。但是，根据我们有限的历史知识和预测能力，在巨大的未知面前，我们应当保持谦恭的态度。只有时间才能证明，2015年《巴黎协定》能否成为我们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遏制全球变暖的转折点，创建“生态文明”对中国和世界来说是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这样，我们就可能会意外地从我们共同的历史中打开新的天地，得到新的洞见，也会从人们为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维护人类和其他生物长期可持续发展以及子孙后代在将来继续享有这个美丽的自然世界而采取的集体行动中收获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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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R.Mc Neill，“Chin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World Perspective，”in Sediments of Time，eds.Elvin and Liu，36.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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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R.Mc Neill，“Chin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World Perspective，”in SedimentsofTime，eds.Elvin and Liu，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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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了本书中提到的一些例子以外，威廉·H.麦克尼尔还指出，全球性市场的兴起就发端于宋代的中国，参见“The Rise of the West’after Twenty-five Years，”Journal ofWorld History 1，no.1（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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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Janet Abu-Lughod，BeforeEuropean Hegemony（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Sing C.Chew，WorldEcological Degradation：Accumulation，Urbanization，andDeforestation，3000B.C.-A.D.2000（Lanham，MD：AltaMira Press，20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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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ndre Gunder Frank，ReOrient（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Kenneth Pomeranz，TheGreatDivergence：China，Europe，andthe Makingofthe ModernWorld Econom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中译本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彭慕兰《大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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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nthony N.Penna，TheHuman Footprint：A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Malden，MA：Wiley-Blackwell，2010）.中译本见安东尼·N.彭纳《人类的足迹：一部地球环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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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相关概述可参见Clive Ponting，ANewGreenHistoryoftheWorld（New York，NY：Penguin Books，1997）。中译本见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第1—4章，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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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ichael Williams，DeforestingtheEarth，esp.c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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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Joachim Radkau，Natureand Power：A Global Historyofthe Environment（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21.中译本见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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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onrad Totman，TheGreenArchipelago：ForestryinPre-IndustrialJapan（Columbus，OH：Ohio University Pres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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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John F.Richards，TheUnendingFrontier：AnEnvironmentalHistoryofthe EarlyModernWorld（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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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Ibid.，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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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Pomeranz，TheGreatDivergence.中译本见彭慕兰《大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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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J.Donald Hughes，AnEnvironmentalHistoryoftheWorld：Humankind’s ChangingRoleintheCommunityofLife（London，UK and New York，NY：Routledge，2001），5，209-211.中译本见J.唐纳德·休斯：《世界环境史：人类在地球生命中的角色转变》，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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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J.Donald Hughes，AnEnvironmentalHistoryoftheWorld：Humankind’s ChangingRoleintheCommunityofLife，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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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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