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92101
一些学者的研究颇具启发意义。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教授(Kenneth Lieberthal)试图从国家治理结构方面进行解释，他指出：“中国目前的政治系统体现了松散和流动性，地方多样性和自主空间很大，地方政府优先发展经济的压力巨大。因此，环境法律法规的执行非常有限，环保部门处于以短期经济发展而非长期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地方政府的领导之下。”[27]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环境法教授刘本(Benjamin Van Rooij)认为，地方政府对于环境法律宽松的执行可以归根于环境法律在地方层面缺乏认同，这是由中央政府的法律制定者和地方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造成的。[28]
1707592102
1707592103
易明(Elizabeth Economy)在《一江黑水》一书中强调，中央的环境政策不能得到有效执行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官员的反对或阳奉阴违。中央政府给地方太多权力，但却无力控制其政策执行。[29]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海贝勒(Thomas Heberer)教授则认为虽然地方分权为地方政府灵活的执行环境政策留下了很大的讨价还价的空间，但是中央政府通过政府内部沟通、激励和控制这三项制度变迁方式，促进了环境政策在地方层面的执行。[30]柯珍雅(Genia Kostka)与阿瑟·摩尔(Arthur Mol)则强调，“十一五计划”以来出现了不少环境治理方面的创新和实验，但由于宏观制度因素的限制，地方环境政治中的政策执行和公众参与问题仍然严重困扰着中国的环境治理。[31]
1707592104
1707592105
概括起来，中国地方环境政治研究的主流观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倾向于将中国的环境危机归结为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的失败，认为地方政府及官员没有忠诚地执行中央政府的环境政策。第二，认为地方政府和官员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在本辖区内对污染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反抗，或者对中央的环境政策阴奉阳违，是因为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出现了冲突。环境保护更符合中央政府的利益，而经济发展更符合地方政府的利益。最后，认为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的失败意味着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和中央政府权威的不足，是地方分权过度和国家能力不足的结果；建议通过将环保系统垂直管理的方式来加强中央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权威。
1707592106
1707592107
如何将中央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抽象政策转化为民众“看得见”、“闻得着”的切实效果，一直是中国环境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现有文献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中国地方环境政治中的执行困局及其对环境治理的消极影响。然而，现有的分析大多是在中国政治研究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研究范式下进行的，假设地方对中央政策在执行中的不忠诚，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一种体现，将批评指向地方的政策执行者，将重新集权作为应对执行偏差的政策建议。这表明中国地方环境政治研究的问题意识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研究(China Study)圈子的塑造，其问题意识始终来自于中国研究和比较政治研究中的中央—地方关系、集权—分权范式等。
1707592108
1707592109
1707592110
1707592111
1707592113
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 三、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1707592114
1707592116
1.研究问题
1707592117
1707592118
1970年代开始于美国的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文献早就指出，政策执行偏差(Policy Implementation Gap)在几乎所有政治系统和所有政策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项政策的具体执行结果会受到政策制定、政策特征、执行机构的认知、意愿、激励和能力及其他一些制度性和情境式因素的影响。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下，这种现象被生动地形容为“政令不出中南海”而饱受诟病。本书尝试跳出中国研究中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理论范式，以公共政策执行分析视角来描述、解释和分析中国环境政治中“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并进一步以此回应环境政治学中关于环境威权主义的争论。本书的具体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是：中国地方环境政治中的政策执行偏差是如何形成的？表现出哪些环境威权主义的特征？这些特征是阻碍了还是促进了环境治理？
1707592119
1707592120
本书将政策执行偏差界定为中央政府的官方环境政策与这些政策在地方层面的实际执行结果之间的差异，将研究视野放到地级市、县(市)层级。[32]关于什么是政策执行偏差，以及如何衡量执行偏差的大小，无法给出一个标准的答案。一些研究都主张把结果(outcome)作为衡量政策执行偏差大小的工具。例如，衡量一项空气污染治理政策的执行效果应该要看最终的空气质量与政策目标规定的要求之间的差距。但是，批评者则认为，在现实中，很难应用这种方法，因为以量化测量出的结果是不可控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将空气质量作为衡量一项空气污染治理政策的唯一指标是有问题的，因为空气质量受到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天气、地理位置、经济结构的变化等因素都是不可控制的。例如，有学者认为德国近年来二氧化碳减排的数量巨大，更重要的原因并不是执行《京都议定书》的结果，而是前东德地区大量工厂由于经济原因造成的倒闭。[33]在这些批评者看来，用政策执行过程来衡量执行落差更可行，因为政策执行过程更可控，包括各种行动、措施、方法和项目等。简而言之，两者的分歧主要体现为政策的结果(outcome)和政策输出(output)的不同。
1707592121
1707592123
2.研究方法
1707592124
1707592125
研究方法上，本书主要采用的是深度访谈和文献分析的方法。一手资料主要来自于访谈记录、田野研究中搜集的政府内部公文和地方报纸。二手资料来自互联网、报纸、杂志和其他公开的资料。田野调查的渠道主要是通过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建立的。在选择田野研究的地点时充分考虑了地理、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环境保护状况及声誉等因素，尽量让经验资料的收集更具代表性和多样性。2007年到2011年期间，在新疆A市、福建B市、辽宁C市开发区和江苏D市共进行了194个访谈。访谈的形式是半结构式的，访谈对象主要是地方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与环保相关的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普通民众、排污企业员工、记者、环境非政府组织成员、环境抗争人士和专家学者。访谈的形式不一，有一对一深度访谈，也有焦点群体访谈(focus group)。访谈的长度从30分钟到90分钟不等，因为受访者对访谈问题和提供信息的感兴趣程度不同。笔者的田野研究印证了欧博文和李连江在对中国农村的抗争政治进行研究时的观察：将要退休或者变动工作岗位的政府官员比较容易成为理想的访谈对象，因为他们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同时，相对超脱的位置让他们更愿意分享自己真实的想法。
1707592126
1707592127
在研究方法的设计中，如何选择合适的案例研究的地方是田野研究前期最为头痛的工作，很多研究者都纠结于如何“构建”某个地方的“代表性”、“典型性”和“重要性”，但是，如何找到那些具备能够进行深度访谈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更为重要。一些政治学方法论的教科书早就指出了访谈研究法的优缺点及其适用性。总体而言，访谈比较适合复杂、敏感的研究议题。其优点是访谈者和被访谈者能够就一个话题进行相对深入的交流；两者的互动可以更好地帮助研究者进入情境之中。但其缺点是访谈者的“预设”会使得受访者被访谈者的问题带着走，影响访谈和数据分析的结果。[34]访谈技巧和访谈质量的差异对研究过程和结果影响深远。根据田野调查的经验，笔者认为深度访谈质量主要受到以下六个因素的影响。
1707592128
1707592129
第一，访谈者的社会身份。首先，访谈对象对访谈的严肃和重视程度，会因访谈者的社会身份而发生微妙变化。形式上，教授更容易得到重视，但访谈对象的警惕性也更好，特别是那些带有一定行政职务和社会影响力的教授。相反，一些访谈对象(特别是地方官员)可能时常不把学生“放在眼里”，但也可能因此而更容易袒露心声。其次，一些访谈对象通常会以内部/外部(人)来区分访谈者，并以此来设定心理防线，给出“内外有别”的答案。和第一轮访谈不同，第二轮访谈中是两位德国教授和笔者共同完成的。面对同样的问题，一些访谈对象明显给出了不同的回答。总体而言，国外访谈者需要更强的能力和付出，才有可能避免被“曚老外”。
1707592130
1707592131
第二，访谈对象的职业和社会身份。当地的学者，退休的官员，政协、人大的官员，NGO人士更容易成为相对理想的访谈对象。正如上文提到的，他们不但比较了解情况，掌握很多地方性知识，而且更愿意分享自己的真实想法。
1707592132
1707592133
第三，访谈者与访谈对象认识的渠道(access)。笔者进入田野调查的渠道大致分两类：一是官方、正式渠道。例如，上级安排给下级的调研任务(新疆A市)，地方政府和科研单位的合作项目(福建B市和江苏D市)。另一个是靠个人关系网络建立的非正式渠道(辽宁C市开发区)。通过官方、正式的渠道，笔者进入田野调查的效率更高，访谈对象对官方渠道的安排态度更为严肃，但也更为拘谨。由个人关系网络建立的非正式渠道，有更大的自主性。但田野调查过程中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花费研究者更多的精力去发掘可能的访谈对象。
1707592134
1707592135
第四，访谈的形式。笔者共采用了一对一面访、座谈/焦点群体访谈、非正式访谈(吃饭等)三种方式。虽然一些受访者在非正式访谈，例如在饭桌上更容易袒露心声，但是因其内容和形式过于随意而难以记录或引用。因此，先进行座谈，对信息和访谈对象有了初步接触和了解后，再通过吃饭等非正式场合进一步收集信息，最后再有针对性地进行一对一的深度访谈，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访谈过程。
1707592136
1707592137
第五，访谈的时机。理论上，当一个地方有和研究相关的公共事件发生时，研究者进入现场，并进行访谈，能够获得更多鲜活的研究感觉和信息。但是，这也正是访谈对象(特别是)地方官员感到最为敏感的时刻。因此，更倾向于为规避风险而拒绝访谈邀请或选择三缄其口。在这个意义上，进行至少两轮的田野调查是非常必要的。
1707592138
1707592139
第六，地方联系人(local contact person)。找到一个熟知当地情况的人可以帮助访谈者更轻松地进入“现场”，介绍潜在访谈对象，帮助访谈对象疏解访谈中的陌生气氛，建立信任，对田野研究的质量影响很大。除了丰富的地方知识和人际网络之外，地方联系人的价值观念、身份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也可能影响访谈的质量。笔者在新疆A市的田野调查十分得益于地方联络人开放的视野、对本研究的真诚支持，和他强大的社会资源能力。
1707592140
1707592141
1707592142
1707592143
1707592145
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 四、理论框架与文献综述
1707592146
1707592147
受到政策执行研究中线性的政策执行模型、政策执行的模糊—冲突模型和政策执行的认知理论的启发，笔者将从五个视角出发分析中国地方环境政治中的政策执行偏差的形成机制，包括：(1)环境政策制定系统及其环境政策的特征(第二章)；(2)环境政策执行系统的行动者(actor)和权力结构(第三章)；(3)激励结构对地方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影响(第四章)；(4)政治系统内部对环境政策执行的监督和反馈(第五章)；(5)超越政府体系内部，从全球环境政治的角度讨论影响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的外部情境式因素(第六章)。在此基础上，本书将进一步讨论中国环境政治表现出的环境威权主义特征及其对环境治理的消极影响(第七章)。
1707592148
1707592150
1.政策执行研究
[
上一页 ]
[ :1.70759210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