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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泉(Quan Li)等人研究了政体类型与六种由人类活动直接产生的环境破坏之间的相关性，包括：二氧化碳排放、氮氧化物排放、土壤破坏、土地荒漠化和用于衡量水质的化学需氧量指标。结果显示：以上六项指标与民主政体都有显著相关性，更民主的国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人均氮氧化物更少，化学需氧量排放也更少；更民主的国家，其土壤破坏和土地荒漠化率的程度更低，但是森林覆盖率更高。但是，民主程度对这些环境指标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化学需氧量排放的影响要小于对人均氮氧化物、土壤破坏和土地荒漠化率的影响。[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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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诺伊迈尔(Eric Neumayer)的研究验证了民主政体比非民主政体有更强的国际环境承诺的假设。他选取了六组代理变量来测量一国的国际环境承诺水平，分别是：签署和批准国际环境公约，参加国际环境组织，按照《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要求汇报本国情况，列入保护范围的土地面积的比例，在国家政府层面设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这样的机构，环境信息的公开。结果显示，民主政体与上述六组变量都成正相关。[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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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民主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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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多数的环境政治学文献的研究结果都在不同程度上阐释、论证或验证了环境民主理论，但是对环境民主理论的批评也非常引人注目。这些批判性观点认为民主制度在应对环境问题上存在很大缺陷，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保护可能导致对资源和环境的无限制开发，比如对于生育权利的绝对保护可能造成人口膨胀，进而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2)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模式造成的美国式“消费主义”崇拜是导致资源和能源浪费的经济根源之一。(3)私人产权制度下，“经济人”的利己主义行为，可能造成“公用地灾难”；环境公共物品的“外部性”特征造成的市场失灵难以通过经济激励的方式来进行环境治理。(4)以争取选票为目的的政客可能为了获得选举的胜利而迎合那些追求短期眼前利益选民的需要，放弃长远的环境利益。(5)尽管信息公开，但普通民众对充满专业性知识的环境问题不一定能很好地理解，因此过多的公众参与可能造成效率低下。(6)政策的制定过程常常被工业界强大的利益集团主导，环保组织的资源和力量不足。(7)民主的有效范围只限于主权国家内部，但是，大多数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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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经验研究的结论也支持对环境民主理论的批判，认为民主一定有利于环境治理的主导性观点需要修正。马努斯·米德拉斯基(Manus I.Midlarsky)的研究认为，土地荒漠化、二氧化碳排放和水造成的土壤腐蚀这三项环境指标都与民主成负相关性，洁净水供应和由重金属造成的土壤腐蚀两项指标与民主没有显著的相关性。[68]莱尔·斯克鲁格斯(Lyle Scruggs)认为，前东欧和苏联政治转型之后在环境治理上取得的成就是经济发展变化的结果，与政治自由化没有相关性。但他也承认他的研究不能证明民主政体对环境治理有副作用，只是提醒人们不要迷信那种想要好的环境就应该尽快推行民主化的观点。[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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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强调的是，对环境民主理论的批判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结果。一方面，有些学者以批判为基础，想办法在民主制度体系内部进行修补以克服那些不利于环境治理的因素，例如协商式环境主义(Deliberative Environmentalism)等概念的提出。格雷厄姆·史密斯(Graham Smith)等人认为应该将协商民主与环境治理结合起来，弥补选举民主出现的问题。[70]但是，另一方面，则有学者出于对民主制度在环境治理上的不满，开始寻找替代性方案，环境威权主义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由此可见，环境民主理论的批评者不一定是环境威权主义的支持者，但他们的研究结果可以被环境威权主义的支持者用来挑战环境民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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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威权主义的理论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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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政治学中，“环境威权主义”与“环境民主”是一对相对立的理论模式，是在批判后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替代性理论方案。其核心观点是：为了更好地应对主权国家内和全球的环境危机，威权主义可能比民主更有效，甚至需要产生一个威权主义政体。这些威权主义的特征包括：(1)限制公民个人的自由，特别是那些可能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为；(2)限制环境决策中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而是依靠一些“生态精英”(ecoelites)和环境专家来作决定；(3)更多地实行中央集权，限制地方、企业和社会力量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4)在环境治理中更多地采用政府管制而不是经济和市场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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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威权主义的理论来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的美国，代表人物是罗伯特·海尔布隆(Robert Heilbronner)和威廉·欧弗斯(William Ophuls)。在《追问人类的前景》(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Prospect)一书中，海尔布隆悲观地认为需要依靠一个环境独裁者式的中央集权政府采取大规模的强制性手段，否则人类将陷入因为争夺资源所引发的环境灾难之中。这些强制性手段包括：控制人口，对资源和能源实行配给制，暂停公众的政治参与，由政府接手私人经济和财富的分配等。[71]欧弗斯在其著名的《生态与稀缺的政治》(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Scarcity：Prologue to a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Steady State)一书中指出，自然资源的匮乏是这个世界的物理本质，一个稳定的政府就是要有秩序地分配这些匮乏的资源。为此，需要制定类似“生态社会契约”(ecological social contract)，要取消一些公民自由和政治对市场经济的服务。[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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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随着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加剧，环境威权主义的声音又开始重新出现。大卫·希尔曼(David Shearman)和约瑟夫·韦恩·史密斯(Joseph Wayne Smith)在《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The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 and the Failure of Democracy)一书中提出，对于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环境问题，理想的模式是威权式的精英统治(meritocracy)，需要一个开明的、利他的、任人唯贤并具备美德的统治者。[73]但他们也同时意识到现有的威权政体的环境治理能力并不比民主政体高。澳大利亚学者马克·比森(Mark Beeson)的最新研究预测，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环境恶化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威权统治的发展和加强，因为政治精英认为维护政权和内部稳定比政治自由化更加重要。应对环境挑战的努力可能涉及个人自由的减少，因为政府试图转变人们那些环境不友好的行为。结果就是，在这个对未来预期越来越悲观的时代，能够禁止环境不可持续行为的“好”的威权主义——“环境威权主义”可能成为越来越普遍的选择，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消极作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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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威权主义的经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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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境民主理论的经验验证明显不同，支撑环境威权主义观点的经验研究极为有限。现实中，支持威权主义政权与环境治理绩效成正相关的经验研究很少。有一些研究认为低质量的民主制度或者民主化的过程可能对环境治理造成消极影响，因为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要面对众多矛盾的需求，可能缺乏足够的国家能力来应对环境问题。但是，汤京平和邓穗欣对台湾民主化转型之后政府在沿海地带治理地下水超采和土地沉降问题的研究表明：在民主化转型的初期，政治系统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确实面临更多的困难，但是，从一个长时间段来看，民主化有利于政府处理更加复杂的环境问题，因为民主政治的参与性和整合性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环境治理能力。[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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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采用的环境治理模式被认为是环境威权主义的一个代表。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的控制效果，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环境威权主义。[76]但是，环境威权主义的质疑者认为环境威权主义的优势在于短时间内对环境危机作出快速的、集中的反应，动员国家和社会的能力较强。但是，由于缺乏社会和地方力量的参与，中央政府作出的政策往往无法得到执行。布鲁斯·吉雷(Bruce Gilley)以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为例讨论了环境威权主义的意义、原因和结果。他的研究发现，环境威权主义更容易制造政策输出(policy output)而不是具体的政策结果(policy outcome)。[77]萨拉·伊顿(Sarah Eaton)和柯珍雅(Genia Kostka)的最新研究发现中央政府频繁更换地方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的环境政策在地方的执行效果，因为短暂的任期导致他们追求以更快、更简单的方式应对环境问题，倾向于把复杂而棘手的环境问题留给继任者。[78]延续以上的研究脉络，本书将讨论中国环境政治表现出的威权主义特征及其对地方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影响，进一步回应以上对于环境民主与环境威权主义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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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 五、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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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环境政策执行偏差产生的五个原因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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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中央层面的政策制定来看，中国环境政策的制定过程体现了党控制下的有限多元主义模式，产生了冲突性与模糊性相结合的环境政策框架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策执行者将其解读为“象征性政策”，选择“象征性执行”模式，从而产生了执行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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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地方层面的政策执行系统来看，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系统包括13个行动者，形成了由党委书记统合10多个利益多元化的行动者的过度集权化与过度碎片化并存的权力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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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激励结构来看，中央政府制定的激励结构是倒错的，在政治、物质和道德层面更多地激励地方政府抵制或变通，而不是忠诚有效地执行中央的环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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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政策执行的监督反馈来看，政治体制内部的监督渠道是一个封闭的自我监督系统。公众参与在地方人大/政协监督、党内纪律检查监督、环境司法监督、环境信访监督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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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全球环境政治的外部情境因素来看，中国政府的回应方式一直处于矛盾的状态。既要批评“西方”国家的环境殖民主义和“环保阴谋”，又要在外交场合中树立本国良好环保形象的“面子”；既无法忽视和彻底压制全球和地方“绿色”力量的存在和成长对中国环境治理的推动作用，又担心其对政府权威的挑战。这种矛盾性是导致地方政府在环境政策执行中左右撕扯、摇摆的重要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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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政策执行偏差是中国地方环境治理的主要障碍。但是，政策执行偏差产生的机理深刻嵌入在威权主义系统的政治逻辑和结构中。中国环境政治体现了环境威权主义倡导的更多的中央集权，更多的政府管制，限制公众参与，限制信息的公开和透明的特征。然而，这些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的偏差，阻碍而不是促进了中国的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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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中国环境治理的水平，纠正地方政策执行偏差，需要中国环境政治从威权主义向民主的转型，为有效的环境治理所需要的开放、参与、合作的多元治理模式提供制度保障。转型的核心任务应该是在确保公民个人享有的环境权利不受侵犯的基础上，建立制度渠道争取公众在环境治理中更大的权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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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内最早讨论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性成果，参见余某昌：《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10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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