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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教育在党校、行政学院系统课程设置中的弱势地位并非特例。即便在最高层政治精英的学习中，环保教育也相对滞后。共产党从“十六大”开始正式建立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内容涉及经济、贸易、政治、法律、文化、社会、宗教、体育等多个方面。比较分析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内容，从2002—2014年8月共进行了94次集体学习，涉及生态环保相关的主题仅有三次。分别为：2008年的“全球气候变化和我国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2010年的“关于实现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问题”和2013年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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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国家一向重视干部的“思想工作”，认为只有牢牢抓住干部的思想，才能有效贯彻中央的意志。“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是这种传统的极端模式。然而，中央政府(特别是执政党)，对于党政干部政治思想素质的要求中，保护环境一直是缺失的。“十八大”公布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没有任何环保的内容。在各项关于党员修养、道德、文明素质、先锋模范作用的要求中，没有提出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等要求。在各类优秀党员、先进干部、标兵、“道德楷模”、“榜样”的宣传教育中，因环保而脱颖而出的人物和故事鲜有报道。由中央文明办牵头的“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自2007年到2014年共评选出200多名“全国道德模范”。评选的目的是从“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个方面“引领道德风尚”，环境保护显然没有成为倡导的一种“道德风尚”。其中，只有一名获奖者来自环保部门，但其获奖理由是“敬业奉献”。[6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学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呼吁要加强党政干部的“生态道德建设”[64]。2015年3月，政治局会议审议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指出，“必须弘扬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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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激励理论，参见Peter Clark and James Wilson，“Incentive Systems：A Theory of Organization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6，No.3，1961，pp.129-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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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农村干部的“选择性政策执行”的研究文献，详见Kevin OBrien and Lianjiang 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pp.16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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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基层干部与形象工程的研究，详见Yongshun Cai，“Irresponsible State：Local Cadres and Imagebuilding in China”，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Vol.20，No.4，2004，pp.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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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ames Spillane，Brian Reiser and Todd Reimer，“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Cognition：Reframing and Refocusing Implementation Research”，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Vol.72，No.3，2002，pp.387-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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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nger Ulleberg，“Incentive Structures as a Capac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Public Service Delivery，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网站：http：//www.iiep.unesco.org/fileadmin/user_upload/Cap_Dev_Rethinking/pdf/CapDev_Incentives.pdf(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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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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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evin O’Brien and Lianjiang 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pp.16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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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Yongshun Cai，“Irresponsible State：Local Cadres and Imagebuilding in China”，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Vol.20，No.4，2004，pp.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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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资料来源于田野调查中收集到的政府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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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evin O’Brien and Lianjiang 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pp.16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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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iqi Mei，Brings the Politics Back in：Political Incentive and Policy Distortion in China，Ph.D dissertation，Maryland University，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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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访谈FJ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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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Genia Kostka，“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Leadership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Examining Diverging Career Backgrounds and Appointment Pattern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Planning，Vol.15，No.1，2013，pp.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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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石川：《环保官员举报污染企业的无奈》，载《中国青年报》，2013年11月20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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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Jing Wu et al.，“Incentives and Outcome：Chinas Environmental Policy”，Working Paper Serie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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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政协委员和专家把脉“心肺之患”：2017年能否“霾开雾散”》，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03/06/c_119630472.htm(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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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德〕托马斯·海贝勒、〔德〕安雅·森茨：《沟通、激励和监控对地方行为的影响：中国地方环境政策的案例研究》，见〔德〕托马斯·海贝勒等主编：《中国与德国的环境治理：比较的视角》，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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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梅赐琪、刘志林：《行政问责与政策从众行为：“十一五”节能目标实施进度地区间差异考察》，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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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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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关于北京“PM2.5”事件的详细新闻报道，参见《被PM2.5秒杀的北京空气》，载《南都周刊》，2011年第44期；《政府公信力少，奇怪争论就多》，载《环球时报》，2011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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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关于“压力型体制”的代表性研究，详见荣敬本等主编：《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唐海华：《压力型体制与中国的政治发展》，载《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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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访谈JSD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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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访谈JSD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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