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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刘文杰：《党校系统是增强领导干部环保意识的重要途径》，载《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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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党校如何成为干部环境教育主渠道》，载《中国环境报》，2013年11月11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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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赵明芳：《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理论研讨会会议纪要》，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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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党校如何成为干部环境教育主渠道》，载《中国环境报》，2013年11月11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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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中共浙江省委党校2012年秋季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教学计划》，见丽水市委党校网站：http：//dx.lishui.gov.cn/xyjy/jxjh/t20121025_846709.htm(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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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凝聚智慧群策群力共绘美丽中国蓝图——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研讨班圆满结束》，见国家行政学院网站：http：//www.nsa.gov.cn/web/a/gw/zhuantiban/20130312/1770.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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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国家行政学院进修部主编：《生态文明建设读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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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中共浙江省委党校2012年秋季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教学计划》，见丽水市委党校网站：http：//dx.lishui.gov.cn/xyjy/jxjh/t20121025_846709.htm(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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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党校如何成为干部环境教育主渠道》，载《中国环境报》，2013年11月11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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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赵勇：《“主义”认同与“问题”探析——中央党校“主体班”课程的政治学分析(1990—2010)》，载《青年研究》，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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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根据国家行政学院网站报道内容整理而成，http：//www.nsa.gov.cn/web/a/gw/zhuantiban/list_146_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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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党校如何成为干部环境教育主渠道》，载《中国环境报》，2013年11月11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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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根据中央党校网站报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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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根据人民网报道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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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环保卫士孟祥民》，见齐鲁网：http：//news.iqilu.com/shandong/yuanchuang/2013/0624/1575018.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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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舒福才：《党政干部生态道德建设研究》，载《理论界》，2007年第10期；赵云国：《加强领导干部生态道德建设的思考》，载《理论前沿》，200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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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见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324/c1024-2674369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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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 第五章 环境政策执行结果的“体制内”监督与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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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策执行的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与反馈是一个完整政策过程的重要阶段。公共政策分析理论假设政策执行者既不是“天使”也不是“奴隶”，因此，为了实现一项政策从文本到结果的转换，不但需要恰当的激励，更需要强有力的监督和反馈，两者都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以反映民意的需要。理论上说，激励应该在政策执行之前或者过程中的鼓励性机制；但是，监督和反馈大多是发生在政策执行结果出现之后的惩戒性、纠错性机制。[1]例如，欧美国家在1960年代兴起的监察专员制度和美国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兴起的责任政府建设和绩效评估就是对政策执行结果进行监督和反馈的制度设计，倡导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体现政府对公众的责任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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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中央集权”的政治系统中，说起监督，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权力的监督与制衡，遏制权力滥用导致的腐败等问题。监督政治权力和监督政策执行的制度、机制往往不加区分。因为中央通常将地方官员权力过大、腐败与不忠诚执行中央的政策联系起来。因此，几乎所有体制内针对地方政府的权力监督与反馈机制都同时承担着帮助中央自上而下监督地方官员政策执行的功能，包括：人大、政协的监督；司法监督；党内纪律监督；群众信访监督和新闻媒体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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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中国环境政治中，有哪些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的监督和反馈机制？如何运转？效果怎样？本章归纳分析了四种体制内的监督与反馈机制：人大和政协的监督；纪检部门的党内纪律监督；环境司法监督；环境信访中的“群众”监督。[3]本章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环境政治中，没有建立起对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的有效监督与反馈机制。体制内监督渠道是一个封闭的自我监督系统，公众参与在各项监督机制中被边缘化，绝大多数监督机制缺乏独立性，需要通过依附于中央或者“党”以扩展制度空间，发挥监督作用。国家操控公众参与在地方环境治理中发挥监督作用，公众反馈缺乏畅通的制度性表达渠道。这违背了环境治理中多元主体、公众参与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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