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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党校如何成为干部环境教育主渠道》，载《中国环境报》，2013年11月11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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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中共浙江省委党校2012年秋季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教学计划》，见丽水市委党校网站：http：//dx.lishui.gov.cn/xyjy/jxjh/t20121025_846709.htm(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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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凝聚智慧群策群力共绘美丽中国蓝图——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研讨班圆满结束》，见国家行政学院网站：http：//www.nsa.gov.cn/web/a/gw/zhuantiban/20130312/1770.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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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国家行政学院进修部主编：《生态文明建设读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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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中共浙江省委党校2012年秋季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教学计划》，见丽水市委党校网站：http：//dx.lishui.gov.cn/xyjy/jxjh/t20121025_846709.htm(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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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党校如何成为干部环境教育主渠道》，载《中国环境报》，2013年11月11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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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赵勇：《“主义”认同与“问题”探析——中央党校“主体班”课程的政治学分析(1990—2010)》，载《青年研究》，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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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根据国家行政学院网站报道内容整理而成，http：//www.nsa.gov.cn/web/a/gw/zhuantiban/list_146_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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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党校如何成为干部环境教育主渠道》，载《中国环境报》，2013年11月11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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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根据中央党校网站报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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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根据人民网报道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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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环保卫士孟祥民》，见齐鲁网：http：//news.iqilu.com/shandong/yuanchuang/2013/0624/1575018.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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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舒福才：《党政干部生态道德建设研究》，载《理论界》，2007年第10期；赵云国：《加强领导干部生态道德建设的思考》，载《理论前沿》，200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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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见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324/c1024-2674369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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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 第五章 环境政策执行结果的“体制内”监督与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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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策执行的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与反馈是一个完整政策过程的重要阶段。公共政策分析理论假设政策执行者既不是“天使”也不是“奴隶”，因此，为了实现一项政策从文本到结果的转换，不但需要恰当的激励，更需要强有力的监督和反馈，两者都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以反映民意的需要。理论上说，激励应该在政策执行之前或者过程中的鼓励性机制；但是，监督和反馈大多是发生在政策执行结果出现之后的惩戒性、纠错性机制。[1]例如，欧美国家在1960年代兴起的监察专员制度和美国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兴起的责任政府建设和绩效评估就是对政策执行结果进行监督和反馈的制度设计，倡导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体现政府对公众的责任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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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中央集权”的政治系统中，说起监督，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权力的监督与制衡，遏制权力滥用导致的腐败等问题。监督政治权力和监督政策执行的制度、机制往往不加区分。因为中央通常将地方官员权力过大、腐败与不忠诚执行中央的政策联系起来。因此，几乎所有体制内针对地方政府的权力监督与反馈机制都同时承担着帮助中央自上而下监督地方官员政策执行的功能，包括：人大、政协的监督；司法监督；党内纪律监督；群众信访监督和新闻媒体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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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中国环境政治中，有哪些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的监督和反馈机制？如何运转？效果怎样？本章归纳分析了四种体制内的监督与反馈机制：人大和政协的监督；纪检部门的党内纪律监督；环境司法监督；环境信访中的“群众”监督。[3]本章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环境政治中，没有建立起对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的有效监督与反馈机制。体制内监督渠道是一个封闭的自我监督系统，公众参与在各项监督机制中被边缘化，绝大多数监督机制缺乏独立性，需要通过依附于中央或者“党”以扩展制度空间，发挥监督作用。国家操控公众参与在地方环境治理中发挥监督作用，公众反馈缺乏畅通的制度性表达渠道。这违背了环境治理中多元主体、公众参与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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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 一、人大和政协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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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宪法的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选举和组织政府，决定政府领导人；政府必须对人大负责并定期报告工作，接受人大的监督。人大监督应该是目前政治系统内部监督体系中拥有最高权威的监督形式。2007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专门规定了人大监督的形式、内容和程序等。[4]在共产党的政治理论话语体系中，人大对政府的监督是一种权力监督，是其核心的国家权力之一。政协的监督是一种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民主监督”。政协不是国家权力机关，被赋予了“民主监督”的职能，包括：国家宪法与法律的实施情况；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制定的重要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履行职能、遵纪守法、为政清廉情况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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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可见，人大和政协应该是目前政治系统内部对政策执行结果进行监督的核心制度安排之一。但实际中，地方人大和政协对同级政府环境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的功能微弱，饱受质疑，难以制约和纠正地方政府的执行偏差。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大、政协的权力合法性本应来自民众的授权和代表，却不能代表本地民众独立行使监督权，过多地依附于“遥远”的中央和“党”，阻碍了离生态环境最近距离的公众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这个监督困境集中体现在三个争议性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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