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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徐军、常永明：《论纠纷解决机制下的环境信访》，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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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访谈LN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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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应星：《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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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Lianjiang Li，“Political Trust and Petitioning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Comparative Politics，Vol.40，No.2，2008，pp.209-226；于建嵘：《信访综合症背后的潜规则》，载《人民论坛》，2010年第5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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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田野调查中收集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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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访谈JS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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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于建嵘：《信访综合症背后的潜规则》，载《人民论坛》，2010年第5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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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于建嵘：《当前农村环境污染冲突的主要特征及对策》，载《世界环境》，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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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笔者田野调查中收集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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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笔者田野调查中收集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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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外地干部进京接访形成灰色产业链》，见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09/1124/21/5OTPJ16P0001124J.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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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于建嵘：《信访综合症背后的潜规则》，载《人民论坛》，2010年第5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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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Lianjiang Li，“The Magnitude and Resilience of Trust in the Center Evidence from Interviews with Petitioners in Beijing and a Local Survey in Rural China”，Modern China，Vol.39，No.1，2013，pp.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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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郑旭涛：《预防式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以什邡、启东、宁波事件为例》，载《东南学术》，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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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熊光清：《中国网络公共事件的演变逻辑——基于过程分析的视角》，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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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污染始于规划：叩问浙江东阳画水河事件》，见北青网：http：//dycj.ynet.com/3.1/0505/10/94095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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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于建嵘：《信访综合症背后的潜规则》，载《人民论坛》，2010年第5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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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 第六章 全球环境政治情境下的中国地方环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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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蓝”成为2014年11月北京老百姓和世界媒体热议的焦点。北京市民因为APEC会议的召开，“享受”了难得的蓝天。政府和领导人对待“APEC蓝”的态度和行动引发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政府认为国际会议需要“蓝天”？中国的地方环境政治是怎样与世界发生连接的？如何分析国际因素对中国地方环境政策执行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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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执行理论指出，在讨论影响政策执行结果的变量时，不能忽略那些影响政策执行的经济、社会等情境式(contextual)因素。对于中国地方环境政治而言，以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为特征的全球环境政治可以视作其重要的外部情境式因素。这些情境式因素可以被简单归类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产业分工及污染转移，政治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环境治理及环境外交，和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环境公民社会(环境非政府组织和绿色传媒)及环境运动的兴起。这是一个超越政府体系内部的，全球—国家—社会—公民四维互动的复杂过程；冲突与妥协，对抗与合作相互交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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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学者否认经济全球化对地球生态、环境、健康产生的深刻影响，但对这种影响产生的具体效果却褒贬不一。一些悲观的看法认为全球化是造成全球环境恶化的根源之一，因为全球化加剧了资本主义不断剥削自然和人力的过程，将最终加剧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恶化。但是，乐观派认为全球化的过程能够帮助各国政府、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环境政治中形成共识与合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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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地方环境政治置入全球环境政治的情境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两个悖论：第一，源自“西方”的“环境主义”成为中国环境保护理念传播的重要理论支撑、话语和道德合法性来源。将环境主义由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媒体、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环境抗争构成的全球环境公民社会为中国地方环境治理提供必不可少的智识、网络、技术、资源、能力支持和公众参与，是推动地方环境治理的主要力量。但是，政府对环境公民社会的发展十分警惕。第二，政府在奥运会、国际会议等特殊时期极为重视空气质量的改善，环境议题成为中国国际合作的一个典范领域。但是，在环境外交的“民族主义”话语建构中，环境议题被视作“西方”干预、遏制中国发展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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