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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外地干部进京接访形成灰色产业链》，见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09/1124/21/5OTPJ16P0001124J.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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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于建嵘：《信访综合症背后的潜规则》，载《人民论坛》，2010年第5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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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Lianjiang Li，“The Magnitude and Resilience of Trust in the Center Evidence from Interviews with Petitioners in Beijing and a Local Survey in Rural China”，Modern China，Vol.39，No.1，2013，pp.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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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郑旭涛：《预防式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以什邡、启东、宁波事件为例》，载《东南学术》，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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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熊光清：《中国网络公共事件的演变逻辑——基于过程分析的视角》，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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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污染始于规划：叩问浙江东阳画水河事件》，见北青网：http：//dycj.ynet.com/3.1/0505/10/94095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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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于建嵘：《信访综合症背后的潜规则》，载《人民论坛》，2010年第5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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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 第六章 全球环境政治情境下的中国地方环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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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蓝”成为2014年11月北京老百姓和世界媒体热议的焦点。北京市民因为APEC会议的召开，“享受”了难得的蓝天。政府和领导人对待“APEC蓝”的态度和行动引发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政府认为国际会议需要“蓝天”？中国的地方环境政治是怎样与世界发生连接的？如何分析国际因素对中国地方环境政策执行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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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执行理论指出，在讨论影响政策执行结果的变量时，不能忽略那些影响政策执行的经济、社会等情境式(contextual)因素。对于中国地方环境政治而言，以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为特征的全球环境政治可以视作其重要的外部情境式因素。这些情境式因素可以被简单归类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产业分工及污染转移，政治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环境治理及环境外交，和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环境公民社会(环境非政府组织和绿色传媒)及环境运动的兴起。这是一个超越政府体系内部的，全球—国家—社会—公民四维互动的复杂过程；冲突与妥协，对抗与合作相互交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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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学者否认经济全球化对地球生态、环境、健康产生的深刻影响，但对这种影响产生的具体效果却褒贬不一。一些悲观的看法认为全球化是造成全球环境恶化的根源之一，因为全球化加剧了资本主义不断剥削自然和人力的过程，将最终加剧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恶化。但是，乐观派认为全球化的过程能够帮助各国政府、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环境政治中形成共识与合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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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地方环境政治置入全球环境政治的情境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两个悖论：第一，源自“西方”的“环境主义”成为中国环境保护理念传播的重要理论支撑、话语和道德合法性来源。将环境主义由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媒体、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环境抗争构成的全球环境公民社会为中国地方环境治理提供必不可少的智识、网络、技术、资源、能力支持和公众参与，是推动地方环境治理的主要力量。但是，政府对环境公民社会的发展十分警惕。第二，政府在奥运会、国际会议等特殊时期极为重视空气质量的改善，环境议题成为中国国际合作的一个典范领域。但是，在环境外交的“民族主义”话语建构中，环境议题被视作“西方”干预、遏制中国发展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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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 一、“环境主义”与全球环境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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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主义”直到1960年代后期才出现在欧美社会。它主要是指民众对地球的环境、生态和人类的生存现在越来越担忧，产生了关于环境的一些新的政治理念，并经由大众政治运动的方式提出并传播了这些环境政治理念。在环境保护观念、话语变迁的历史上，现代环境主义和之前以保育主义(conservationism)和保存主义(preservationism)为特征的第一代环保思潮有实质性差别。现代环境主义是人类对自身的存在和活动对全球生态环境破坏进行的一种反思，它试图通过一系列公民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对社会价值观和结构进行激进变革。[2]标志性事件是1970年4月22日爆发的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环保游行，有2000多万美国人为环保议题上街游行，并将这一天定为“地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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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的研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朴素的环保思想，例如“天人合一”、“无为”、“顺天”等观念。但现代意义上的环保理念在中国的传播还是源自于全球环境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影响。[3]1972年中国政府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议达成的《人类环境宣言》首次确定了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责任。正是这次会议让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并公开承认国内的环境问题。[4]此后，翻译出版了《只有一个地球》、《寂静的春天》等环保启蒙科普读物，一些高校中开设环境工程专业，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环保刊物《环境保护》创刊，正式开启了全球环境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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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斌等人提出了中国的“绿色公共领域”的概念。他们以怒江大坝建设的讨论为例，认为中国的绿色公共领域正在不断增长，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体是这一绿色公共空间的主要传播渠道。由新媒体搭建的网络和平台为公民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政府共同讨论环境问题拓展了公共空间。[6]媒体、环境非政府组织和由环境问题引发的公民抗争事件是中国绿色公共领域备受关注的“三驾马车”，它们的作用和分工不同，都在政府的控制和怀疑中“夹缝求生存”，成为推动地方政府提升环境治理水平的主要力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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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媒体如何报道地方环境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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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媒体在中国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时，现有的研究普遍强调媒体作为政府与民众之间沟通桥梁的功能。媒体是传播环保理念，进行公众环保教育的先锋；同时，媒体报道对政府的监督是推动地方环境治理的重要力量。此外，有研究指出，在中国绿色公共领域的发展中，媒体和环境非政府组织一直保持紧密的合作互助关系。[8]梁从诫先生在1990年代末就赞扬中国的媒体是全世界最“绿色”的媒体之一。一些知名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创始人有长期的媒体工作背景，代表性的有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马军、绿家园的汪永晨和自然大学的冯永峰。他们通过“绿色记者沙龙”、“绿色记者论坛”和“记者茶社”等组成了紧密的绿色网络，共同发布信息，举办环保教育活动、主题讨论会等。新媒体的发展还为一些基于互联网的环境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更便捷有效的网络和平台。就媒体与环境运动的关系而言，主流媒体对那些被认为破坏稳定的环境抗争事件持回避、谨慎和“维稳”的态度；但是新媒体的出现为反“PX”、反垃圾焚烧等大规模的地方环境抗争扩展了动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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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主流大报大多在环境议题中呈现出同情NGO与城市公民的报道立场，自觉地成为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的反对者角色”；“这样一些具有‘灰色’特征的议题领域的突破，使得在媒体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角色并发生体制性转换的情况下，媒体的另外一个角色——‘社会喉舌’逐渐取得发展”。[9]但是批评的声音指出，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新闻报道表现出存在“行政色彩浓厚、工具性特点突出、公共利益边缘化等问题。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宣传生产，舆论监督成为了政府权力的延伸”，需要重建媒体的公共性。[10]也有学者指出，在市场化改革中，中国环境传播面临着资本逻辑与公共利益的矛盾。环保传播被当作一种“公益事业”，无法让传媒企业获得经济效益，为数不多的专业环境媒体在市场竞争中被迫退出。[11]由此可见，环境报道的专业性不但受到政治的约束而且受到市场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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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达尼(Daniela Stockmann)和高敏(Mary Gallagher)以中国媒体对法律在劳工纠纷中作用的报道为例，认为媒体的“正面宣传”起到了帮助威权政权维持稳定性的作用。[12]李连江、赵月枝等人的研究都指出了媒体报道对于塑造中国“差序政府信任”的作用，媒体“有选择地暴露中下层政府官员，极少延及省部级，正常情况下不会触及最高层”。[13]主流媒体的报道有利于展现中央领导人的“亲民”形象，这和一些地方干部的“腐败”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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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研究提示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主流媒体是如何报道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的？这些报道是否有利于维系民众在环境治理层面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继而维持政权的稳定性？本书具体考察了主流媒体报道地方环境政策执行时采用的叙事方式和话语结构的特点，及其在新媒体环境下受到的挑战和回应。笔者发现，主流媒体传统的叙事方式和话语结构服务于树立中央权威和帮助中央监督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的宣传战略；其效果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和挑战，但主流媒体仍然努力在新媒体背景下主导环境议题的公共讨论；这有悖于新媒体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方式，但有利于维系环境议题公共讨论中的固有权力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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