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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选择性曝光一些地方的环境问题，以此来批评和监督地方政府对中央环境政策的执行不力。中央主流媒体在宣传中央的环保政策的同时，还帮助中央政府监督地方环境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正面宣传相比，批评性、曝光式的新闻的数量较少，但这些批评和曝光的对象都是地方政府。常见的做法是有选择地曝光一些地方的环境问题，将这些问题的责任归咎于地方政府；并进一步批评地方政府官员在执行中存在的“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对中央的不忠诚行为，最后提出中央正在加大查处力度。但是这些批评被谨慎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通常会将环境污染事故的原因归咎到个别地方官员、企业和个人环保意识欠缺、责任意识淡薄、政策执行等更为具体、微观的原因，尽量避免对造成环境污染的更大范围的制度性、政治性原因进行讨论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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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关于2007年太湖蓝藻水污染事件的报道中，有一篇题为“太湖竟还有这么多小化工”的文章。文章首先阐述了国务院有关太湖治理的各种要求和措施。然后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无锡“先污染、后治理”和“边污染、边治理”的发展方式，认为这是环境治理中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并敦促地方政府拿出踏踏实实的行动治理环境。文章批评道：“10多年来各地投入的资金和污染损失，何止4000亿元？污染治理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实在是搬石头砸自己脚的行为……环保法规不是各取所需的‘软柿子’，必须不折不扣令行禁止，环保成果也不能是昙花一现的易碎品――或许，这也是微小的蓝藻肆虐成灾给我们的深刻教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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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斩断污染背后的渎职黑手》一文中，《人民日报》指出环境监管失职是造成环境生态破坏的原因之一，多发生在基层。文章认为：“从目前曝光的一批破坏环境污染事件看，一些地方在县域经济发展上依然存在以廉价资源换财政收入和先发展后治理的思想观念，导致对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不力。更有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为了一己私利无视法律、严重失职……一些地方也常常要求环境监管服从于地方经济发展。这些因素都让检察机关在查处此类渎职犯罪中面临重重阻力。”然而，文章在批评地方官员的基础上，赞扬了中央政府对这些地方环境渎职案件的查处力度，文章说：“查办危害环境的渎职犯罪案件难，不是就此放松要求的借口。近年来，最高检一直都在不断强化查办此类案件的力度。在最高检组织开展的一系列查办渎职犯罪专项行动中，环境监管领域均被列为重点领域……司法机关打击环境污染刑事犯罪在法律适用方面更为完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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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谁在治霾执法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文在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媒体广泛转载。文章揭露石家庄等地企业的偷排行为，批评“一些地方怠于执法，说到底还是把经济发展凌驾于民众健康之上”。文章说：“地方要税收，企业要生产，导致执法变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25]但是，和前面《人民日报》文章的叙事方式同出一辙，该文在开篇就强调中央正在纠正地方环境法律执行中的问题。文章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分组审议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报告显示，2013年，环境保护部接到的举报案件中，大气污染类占73％，但在全年查处案件中大气污染类仅占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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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媒体比地方媒体掌握的话语权更大，地方媒体无法和中央媒体进行话语竞争，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塑造地方政府和官员在环境治理中的不利形象。地方主流媒体的报道模式基本上是对中央媒体的一种学习和模仿，难以根据地方知识和经验发展出自己的新闻话语系统。同样是关于上则空气污染治理新闻的报道，地方媒体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报道差异。例如，身处中国最污染省会城市石家庄的《燕赵晚报》的文章这样质疑：“九成未查处的大气污染举报案去哪儿了？我们不难得知：他们被环保部门当成衣食父母养起来了；被个别地方官员当成地方财神爷和个人升迁的贵人保护起来了。所以，有的地方说是要向高污染、高能耗的‘吃饭产业’开刀，但大量被压被砍的都是苍蝇级的小企业、小作坊，很少有老虎级的大企业、上市公司，真正的排污大户关停并转遥遥无期。”同时，文章仍然寄希望于中央的生态文明和依法治国目标，“建设生态中国已经成为治国执政的重大理念，这也是公众坚定不移的利益诉求。党的十八大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总目标，显然，九成大气污染举报案未查处，今后不能再持续。发现一起、举报一起、查处一起，应成为今后保护环境的一种常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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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流媒体的话语结构中，地方政府的形象存在两个矛盾的面向：一方面，媒体报道中揭露和批评环境治理中的各种“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及其造成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媒体报道中还努力呈现地方政府和官员在中央面前的“服从”。新华社在一篇讨论雾霾的文章中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这句话，对地方干部来说，绝非儿戏……如果这个‘硬任务’完成不好，地方政府、有关部委理所当然要承担应担的责任。”该文章同时强调了地方官员的“坚决服从”。例如，北京市长王安顺代表北京市和中央签订了责任状，“也立下壮士断腕的决心……完不成规定的治理大气污染任务，提头来见”。河北省长张庆伟表示：“钢铁、水泥、玻璃，新增一吨产能，党政同责，就地免职，必须执行。”[28]对于一些污染事故的报道中，媒体喜欢用地方“坚决服从”和中央“严肃处理”这样的强烈对比。例如，《光明日报》在对青岛输油管道爆炸事件处理结果的报道时用的标题是“中石化坚决服从责任认定并再次致歉”。[29]对地方政府的这种矛盾形象的建构可能是为了突出中央的正义“化身”形象，使中央站在民众一边，缓解民众的不满情绪。这是主流媒体“舆论导向”服务于树立中央权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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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具体的环境事故、灾难、突发事件、抗争的案例报道中，采用“维稳”思维，倾向于事后的经验总结和宣传而非追求新闻报道的及时性和公开性。尽管主流媒体为了监督地方环境政策执行，敢于曝光和批评一些地方的环境污染问题、事故等，但是报道的选择性非常强。对于必须报道的重大环境事故、灾难，主流媒体更多采用事后的情绪安抚和正面总结经验。将环境污染事故的原因归咎到个别地方官员、企业和个人环保意识欠缺、责任意识淡薄、政策执行等更为具体、微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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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涛指出，在灾难报道上，媒体还惯用“政府领导下抗击灾难”的正面宣传模式，将灾难报道变成政绩宣传，豪言壮语般的宏大叙事取代了对问题根源的调查质疑，通过“抗击洪魔”、“抗旱救灾”式的报道框架将自然环境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对立面，导致严重缺失对灾难应有的科学探讨和深刻反思。[30]有研究分析了《人民日报》对温州动车事故的报道，结果发现报道中的高频词为“恢复”、“献血”和“温暖”。作者认为《人民日报》强调“恢复”正常和“献血”等行为的“温暖”，意在体现出国人的团结、道德素养和中国的和谐社会氛围。[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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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太湖蓝藻水污染事件发生的23天内，《人民日报》共有十篇报道涉及该事件，没有讨论事件发生过程、原因等。报道内容将首要关切塑造为“水污染危机前，百姓从容应对，社会秩序稳定”，体现了报道中的“和谐”和“稳定”思维。2007年5月31日第6版出现了题为“无锡：水质恶化，百姓从容应对”的新闻，整个报道只有两句话，强调当地秩序稳定，政府正在采取各项措施。[32]一周之后的一篇详细报道中再次传递市民的“镇定”、“从容”和“社会秩序井然”，政府在“危机中创造契机”等“正能量”信息。文章说：“过去的一周，对于无锡来说，非同寻常。数百万干部群众与源自太湖的臭水，展开了一场特殊的较量……忙而不乱紧张有序……市政府启动紧急预案，一系列举措渐次展开……一周来，无锡市民表现的镇定与从容令人感佩。社会秩序井然，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总体未受大的影响……此次无锡饮用水危机，能否成为推动区域共同治污的契机？果能若此，则这次事件就不完全是一件坏事了，让我们共同期待。”[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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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方环境“群体性事件”、环境抗争等，主流媒体尽量避免对造成环境抗争的更大范围的制度性、政治性原因进行讨论和反思，而是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厦门民众反“PX”化工厂事件在2007年初开始慢慢发展，6月份集中爆发，12月16日厦门市政府宣布项目迁址标志事件的告终。直到事件结束之后，《人民日报》才于12月19日首次报道厦门民众反对“PX”事件。报道以“PX”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座谈会为切入点，提倡公众意见的理性表达。文章说：“会场气氛热烈而又不失理性……畅通渠道、知情、透明的过程，也是公众回归理性的过程。一位参加座谈会的市民代表对记者说：如果说6月初市民情绪激烈地反对，更多的是听信了传言；而现在对‘PX’项目的讨论，则是在较为真实地了解了这一项目后，市民对于自己城市未来走向的认真思索与选择。”[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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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28日，江苏启东民众反对污水排海工程，爆发了大规模游行示威。《人民日报》没有报道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最新进展等。只是在7月30日在人民网发表了题为“警方刑拘一散布‘警察踩死人’谣言者”的简短消息，称“经启东市公安机关查证：孙某某于2012年7月28日晚在互联网上散布‘南通警察踩死了一个9岁小姑娘，下午打死了一个18岁大学生’等不实谣言，孙某某对此行为已如实作出陈述……公安机关对此行为作出行政拘留十天并处罚款伍佰元的处罚”[35]。这则消息传递的主要信息是政府对维持当地秩序的稳定有信心，环境抗争中的“麻烦制造者”一定会受到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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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初茂名民众反对“PX”事件开始酝酿，3月30日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4天之后，《人民日报》在4月3日发表了第一篇该事件的报道，题为“茂名‘15死300伤’系谣言”。文章讲到，警察对“一群不法分子”和“小部分闹事者”采取了清场措施，没有人员伤亡。但是，“一些爆料者添油加醋，说死了人。一些境外媒体不来现场核实，假消息就如此流传出去了”；“坦克进城”照片来自网络，“系张冠李戴”，提醒市民不要传谣、信谣。文章最后表示，“相关部门要区分市民群众合法表达意愿和不法分子借机闹事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行为”。[36]主流媒体及网络、微信平台都转载了该篇文章，意在“辟谣”。此外，《人民日报》文章还认为这次事件中的“少数人浑水摸鱼，无端让冲突加剧、矛盾升级，已经触碰到法律的底线”[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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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以上《人民日报》对2007年太湖水污染事件、2007年厦门“PX”事件、2012年启东事件和2014年茂名“PX”事件的报道，可以发现《人民日报》对环境事故、抗争报道的关键词是“秩序稳定”、“理性”和“辟谣”等凸显“维稳”的政治话语。从2007年赞扬厦门市民的“理性”发展到2012年惩处“造谣者”，再到2014年的“辟谣”，《人民日报》的报道内容呈现出政府在应对冲突不断升级的环境抗争中的急迫心情；报道速度更快，表态也更加强硬。这可能是主流媒体在信息传播个人化、多元化的新媒体时代希望继续努力“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抢占舆论制高点”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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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关注”与“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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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的手机短信、QQ、BBS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形式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信息传播方式。新媒体以“去中心化”的个人DIY传播模式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传统媒体对于信息发布的垄断性和权威性。[38]有研究指出，互联网让中国的环境运动的社会动员更为迅捷，网民的环境话语权在增加，环境运动呈现出人员年轻化、冲突暴力化的趋势。[39]喻国明认为，微博已然成为当前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强大助推者；“是个人向社会喊话和向社会表达的工具，它构成了一个社会场域的围观结构，这极大提升了整个社会的信息透明度和意见表达的均衡性与多元化，建构了对于真相追逐的公共空间。”他同时指出：“中国网民中利用微博关心公共事务的热情是非常独特的，这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中国网民喜欢利用微博来议论政治和社会事务，而是传统媒体在这一领域社会表达功能的巨大缺失本身所导致的补偿性满足。”[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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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新媒体对主流媒体的挑战是否改变了环境议题公共讨论中的既有权力格局？接下来的篇幅试图通过分析“PX”事件中的“科学”之争来考察这个问题。从2007年到2014年的历时性的考察可以发现，在这场主流媒体与新媒体的博弈中，主流媒体经历了从式微到强势回应到主动出击的变化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在环境议题的公共讨论中，主流媒体仍然努力在新媒体背景下主导环境议题的公共讨论，维持传统的话语权力格局，这和新媒体平等对话的信息传播方式是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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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PX”：谁有权代表“科学”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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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PX”化工项目建设与否的争论中，一个核心的媒体讨论议题就是“PX”的生产到底可能对人产生哪些负面影响，科学结论是什么？这种争论始于2007年厦门“PX”事件，在2014年茂名“PX”事件中最为凸显。在2007年厦门“PX”事件的讨论中，博客、BBS论坛和短信为载体的新媒体成为科学家观点传播和普及的平台，为民众的诉求建构了广为接受的“科学”话语。这差不多是主流媒体第一次面临新媒体的大规模挑战。还很不习惯被挑战的主流媒体毫无准备，以无视和封杀进行回应，明显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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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两会”上，厦门大学化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玉芬联合100多名政协委员(包括十几名院士)提交了《关于建议厦门PX项目迁址》的提案。赵玉芬教授从自身研究的科学角度提出：“PX全称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在厦门海沧开工建设的PX项目中心5公里半径范围内，已经有超过10万的居民。该项目一旦发生极端事故，或者发生危及该项目安全的自然灾害乃至战争与恐怖威胁，后果将不堪设想。”[41]人们一般都认为科学家应该是对科学知识最有发言权，但是赵玉芬等化学家对“PX”的看法无法通过厦门当地的主流媒体得到表达。厦门本地知名自由撰稿人连岳通过自己的博客让更多老百姓知道了赵玉芬等专家对“PX”的毒性和健康危害性的看法。从2007年3月到6月间，“PX”的毒性及其对健康的影响问题一直是本地草根BBS论坛“小鱼网”讨论的热门话题，直到后来出于政府压力被迫临时关闭。此外，厦门市民还通过手机短信方式讨论“PX”的毒性问题，其中传播量最广的一条短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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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鹭集团合资已在海沧区动工投资(苯)项目，这种剧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健康!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十六公里啊!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见短信后群发给厦门所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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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媒体形成的“PX是剧毒”的主导话语，厦门地方主流媒体《厦门日报》、《厦门晚报》无法回避，不得不有所回应。他们通过对厦门市环保局长和“PX”项目投资方总经理的采访，强调“PX属于低毒化合物”的观点。[42]但这难以赢得民众的信服，有网友质疑环保局和项目建设方观点的客观中立性。最终，2007年6月1日，上万厦门民众上街“散步”，以实际行动表达他们对“PX”化工厂对人的健康和生活的环境造成伤害的担忧。选择儿童节来表达他们的诉求表明了厦门市民愿意相信新媒体传递的“PX可能导致儿童畸形”的“科学”说法。在厦门“PX”事件中，传统的地方主流媒体在应对新兴的网络媒体的挑战上显得力不从心。而且，也没有得到全国性主流媒体的声援。相反，经由网络媒体的传播，认为“PX”的生产可能对健康和生活环境产生极大危害的观点却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开来，并形成示范效应，成为大连、彭州、昆明、宁波、茂名民众反对“PX”化工项目建设的一个关键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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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昆明等地“PX”事件之后，主流媒体选择主动回应，将“PX”的存废之争塑造为一个向民众进行“PX”科学知识普及教育的宣传报道。虽然回应及时，姿态强硬，但这仍然沿袭了传统单一、灌输式的信息传播模式。和中央级主流媒体在2007年厦门“PX”事件中不报道、不发声的态度不同，在2013年昆明民众选择在“五四”青年节上街反对“PX”项目建设之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主动发挥舆论导向作用，试图通过科普宣传的方式改变他们认为的被妖魔化的“PX”形象。[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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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新媒体“妖魔化PX”是这次主流媒体强势回应并反击的重要话语。人民网环保频道策划了一组文章，题为“不该被妖魔化的PX，揭开PX的神秘面纱”，包括《探析PX之惑：PX产业我们可以不发展吗？》、《日本PX工厂离居民区仅有4000米》、《PX小常识》等文章。这些文章提出的主要观点包括：“PX不是洪水猛兽”、“现代社会离不开PX”；“PX已经成为当今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之中”；“PX不仅与人们的衣着有关，它也是可以直接入口之物，比如药物胶囊，PX就是原料之一。矿泉水瓶等包装材料的主要原料，也是PX。”[44]有网友指出这些文章引用的所谓专家拥有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石油和化工规划院院长这样的头衔，与“PX”产业有密切关系，观点不具备科学的客观中立性等。但是，这些观点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各大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中被大量报道和转载。其中一篇名为“人民日报刊文揭秘PX项目：其致癌性与咖啡同级”的文章引发了网友的嘲笑。下面是一些代表性的新浪微博用户的转发和评论：“希望人民日报先表态在自己旁边建一个PX，每天喝咖啡那是神马感受啊!”；“党报，我涨姿势了，学习了，转发了”；“那就不喝咖啡喝PX得了，价格绝对便宜”；“都是砖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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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指出，经由新媒体表达的“民间话语”往往是采用隐喻、反讽、嘲弄、吐槽等间接方式来对原本严肃、权威的主流官方话语进行消解和解构，而不是采用直接的批评和对抗。[45]这可能是在严格的网络审查机制面前，网民不得不采用的一种自我保护战略。但是，有批评者认为以这种方式表达的网民声音是破碎的、非理性的、宣泄性的。[46]和主流媒体长篇、连续、以专家身份表达的对“PX”的“科学”看法相比，上面摘取的一些网民的零碎、短小、分散的观点看上去难以构成对主流媒体权威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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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媒体在演进中出现了知乎、果壳网这类的科技型、问答性的社交网站，凝聚了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精英。有网友在果壳网发帖《人民日报刊文揭秘PX项目：其致癌性与咖啡同级，求真伪？》，很快得到非常专业化的回帖，详细讨论《人民日报》文章存在的技术性错误，例如把咖啡与咖啡酸混淆等错误。这类科学问题不经专业训练是很难被发现的。此外，即便专业研究人员发现这样的错误，也很难通过传统的媒体渠道报道出来，供民众分析和讨论。新媒体的科技创新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以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参与式的方法挑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一渠道、集中式的知识传播方式，导致主流媒体科普宣传的效果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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