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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2007年以来的公民环境抗争事件表现出“邻避运动”的某些特征，但同时也带有某些环境主义运动的特征。但它既不是欧美社会意义上的“邻避运动”也不是环境主义运动，而是一种“权益维护型的公民环境抗争行动”。与“自私自利”的“邻避者”相反，他们是争取公众参与权利，推动中国环境运动的重要力量。和欧美社会意义上的“邻避运动”、环境主义运动相比，中国当下的“权益维护型的公民环境抗争行动”的主要特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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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首要诉求上看，权益维护型公民环境抗争的首要诉求是要求污染制造方(主要是企业)和监管方(政府)停止或者避免、预防由于污染对自身合法权益所造成的侵害。这些权益不仅仅包括公民个人的环境权，还包括保护财产、健康、文化习俗等不受侵犯的公民权利。因此，抗争的首要目的是对于自身权利的追求，而不是保护自然环境本身，这是其与环境主义运动的一个区别。这在厦门反“PX”事件项目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厦门“PX”项目的最初反对者包括附近的业主和房地产开发商，他们更多担心的是自身房产价值的贬值，而不是公共环境的污染。对这些反对者而言，反对“PX”也是保护私有产权免受侵害的一种维权行为。厦门反“PX”运动中更有力的动员话语是保护公民特别是下一代的健康权利不受侵犯，这是最能够被广泛接受的主流话语。全城转发的短信中，关心下一代儿童畸形问题是核心的动员话语。保护环境和保护健康紧密相连，但两者是有明显区分的。人的健康本身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方法，不是为了环境本身的健康。这里使用的健康概念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完美地结合起来，即：为了子孙，宁可自我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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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环境主义运动的首要诉求是维护公共生态环境不受侵害。1990年代末期2000年代初期，自然之友参与云南保护滇金丝猴保护、西藏藏羚羊保护的一些行动的首要诉求是保护已经遭到迫害的野生动物，避免它们遭到进一步迫害，进而造成更大程度的生态损伤。为此，梁从诫先生和自然之友的同事们给英国前首相写信呼吁终止藏羚羊的非法贸易，帮助可可西里“野牦牛队”筹款，帮助云南德钦争取国家财政拨款保护滇金丝猴生活的原始森林。这些举动都和维护他们个人的权益没有直接关系。梁从诫先生在面对不理解的人们发出“你们为什么要保护藏羚羊？离你们那么远，消失了和你们有什么关系？”的疑问时的回答是这种态度的最好诠释。他说：“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大熊猫，没有了又能怎么样？如果人类总是按这样的思路，什么消失了都和我们没关系，终有一天剩下人类孤独地在这个星球上。”这里表达的是对自然和世界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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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权益维护型环境抗争的首要诉求不是保护环境本身，但其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的行动和忽视公共利益的、“自私自利”的“邻避者”行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应该采用制度化的渠道允许利益相关的公众表达声音，尊重他们的权益，而这也是抗争行动的诉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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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价值观念上看，权益维护型公民环境抗争的价值观念仍然受到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支配。欧美社会环境主义运动中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并没有成为抗争的主要价值支撑，但这并不意味着参与抗争的是“非理性”的“邻避者”。相反，他们要求政府保护环境的目的之一是满足其中产阶级物质主义的消费“理性”。以梁从诫为代表的环保主义者担心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破坏，批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盛行。梁先生曾经在上海参加全球500强财富论坛时批评台下的经济巨头：“你们无非是要到中国来推销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就是一些消费主义的理念……可是，如果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你们那种生活，中国的资源能支撑得起吗？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你们想过要承担什么责任没有？”但是可悲的是，美国式“中产阶级”的消费文化已经主导了中国城市青年人的价值观念，甚至主导了他们参与的环境抗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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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苏启东反对污水排海工程为例，反抗议题兴起于当地渔民要保护赖以为生的吕四渔场海产养殖业，担心设在近海的污水排放会影响海产品的质量，进而影响自己的经济收入。但抗争很快获得了更广泛的民众支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生活在吕四以外的城市中产阶级消费者。他们在微博、人人、本地BBS“启吾东疆”上发起了抵制“日本王子造纸厂”污染的运动，最终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抗争，迫使政府宣布污水排海工程永久取消。抗争中的很大一部分热情来自于城市中产阶级年轻消费者对吕四“海鲜文化”的热爱。在他们看来，保护环境和保护本地的“海鲜文化”是紧密相连的；吃到新鲜的海鲜，是启东人的骄傲；如果污染了环境，也就污染了海鲜，污染了他们引以为傲的地方文化。[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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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参与抗争的另一小部分人士“幻想”在启东过上“欧式”花园洋房生活的城市中产消费者。“海上威尼斯”是启东的一个房地产项目，以海上威尼斯、贝加尔湖、安大略湖等命名的社区体现了对西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观的一种顶礼膜拜。蓝天、白云、海景、湖景、梧桐树等生态“绿色”元素被作为“想象”中的西方中产阶级生活的一种符号。这些都成为了吸引消费者的主要卖点。但是，当消费者发现这种通过购房消费来满足的生活方式将遭到污水排海工程的破坏时，就采用各种方法改变政府的决策。这通常被解读为消费者维护自身经济权益的反抗，但这其实也是追求其建立在消费基础上的理想生活方式的努力。从这个角度看，抗争者是非常理性的，因为他们要通过抗争来维护自己相信并为之努力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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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权益维护型公民环境抗争的参与人群是多样化的，目标诉求和价值理念不一，无法用“邻避”和环境主义概括。参与人群包括抗争活跃人士、直接利益相关者、地方民众和网民。在短期的街头化运动中，他们共同的抗争对象非常明显——可能造成污染的企业和地方政府主要决策者，但其背后的目标和价值是多元的。对于抗争活跃人士来说，通过一次次抗争争取自由权利，扩展政治空间，追求他们理想的社会是那些活跃的专业抗争人士的更宏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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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利益相关者通常是距离可能造成污染的建设项目最近，受损最严重的那些本地居民。一般而言，他们的抗争目标带有“邻避”色彩。例如，厦门海沧区的居民、吕四周边的渔民，他们的抗争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通过短期、快速的行动给政府施压，搬迁或停建项目。但是，他们也不完全是“邻避者”。在四川石邡，钼铜项目建设所在地的村民并不反对这个项目“建在自己家后院”，因为他们对拆迁补偿很满意，而且企业许诺项目建成后周边村民可以优先就业。在广东番禺，反对垃圾焚烧项目的活跃人士罗建明在取得短期的抗争胜利后，成立了“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的专业环保组织，提出了“一个没有垃圾的未来(零废弃)；一个全民环保的时代(绿公民)；一个生态宜居的广州(靓广州)”的机构愿景。可见，他们已经超越了“邻避”阶段走向了环境主义阶段。他们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推动本地小区的垃圾分类，监督广州市政府的垃圾分类条例的执行情况，为其他城市反对垃圾焚烧的居民提供经验帮助。[68]因此，一些研究者呼吁不要轻易给参与者贴上“邻避”的标签，“这个标签就非常不公平的，甚至有时候是对人家的一种侮辱”[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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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的地方民众和网民而言，参与抗争的原因更加复杂。有可能是对各种社会不满情绪的释放，有可能是对政府的不信任，也可能是对环境污染的关切，还有可能是抱着和“小伙伴们一块凑热闹”的玩耍心理。[70]他们参与抗争的形式并不一定局限于参加街头游行，网上发帖、微博、微信、留言、转发、饭局聊天、拒买某个产品等方式都是某种方式的个体化参与方式。有网民在江苏启东示威游行之后在网上公布了避孕套、烟酒、现金等象征官员腐败的符号物品，并指出他们在政府办公大楼的办公室内发现了这些物品。这些信息的传递有利于激起民众更深的愤怒，给予现场抗争人士更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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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可见，中国自2007年厦门反“PX”以来的公民环境抗争行动在目标诉求、价值理念和参与人群等方面都与欧美社会意义上的“邻避运动”和环境主义运动有所差异(表6.2)。它主要是以环保和健康话语凝聚的一种社会维权抗争的形式。从厦门的理性散步，到启东市委书记被扒光衣服，对抗程度不断增加，社会的不满情绪层层叠加。这给政府造成的“维稳”压力越来越大。引导民众以“邻避”的话语来认识这些抗争行动，有可能是政府对抗争去“正当性”的一种尝试。其具体的效果如何还需要经过更多的事件和时间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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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邻避运动”、权益维护型公民环境抗争与环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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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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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的官方话语接受了源自“西方”的环境主义，作为在国内外争取道德正当性的一种工具。但是，面对将环境主义由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媒体、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环境抗争，政府的态度是警惕和担忧。这种担心可能源自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教训的高度重视。苏东国家的环境治理失败引发了环境运动的兴起，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环境运动不但有利于改善环境治理水平，而且最终成为反抗原有政治制度，推动民主转型的重要社会力量。[71]从这个角度看，政府一方面要公开鼓励倡导“生态文明”等环保理念的传播，另一方面要“暗地”压制那些将环保理念转化为具体公民行动的环境公民社会的发展，防止他们对威权政府可能造成的挑战。这一悖论深刻制约着环境政策在地方层面的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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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 [:170759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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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 二、环境外交中的“面子”与“阴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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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空气等生态环境要素是流动的，没有明确的边界。全球化背景下，污染随着资本、产业、人口的流动而大规模跨国流动的趋势使得建立全球环境治理的制度机制尤为必要。尽管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环境问题成立“世界环境组织”(WEO)这样类似于WHO、WTO的全球机构，但是仍然发展出一系列国际环境法律、规约、惯例等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框架、规范。自1972年哥本哈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起，中国一直是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加入了《京都议定书》等30多个国际环境公约，参与了APEC环境保护中心等区域性多边环境外交与合作，与日本、韩国、美国、欧盟等国家建立了部长会议、定期对话等单边环境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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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环境污染无国界”，但全球环境治理仍然以民族国家的主权框架为边界。[72]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流派主导着中国的环境外交理念和实践。因此，环境外交的目的被视作各国通过外交手段争取最大的国家利益，在世界有限的资源与环境容量中获得最大的份额。[73]中国环境外交的“民族主义”话语架构体现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批评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殖民主义”是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根源；另一个是将本国的环境问题作为一种主权问题，反对外来“干涉”，认为这是一种损害主权的“阴谋”，利用环境保护问题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战略意图。[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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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环境殖民主义的观点认为，环境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殖民本性在环境领域的拓展，是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上具有掠夺与剥削性质的经济、政治行为的总称”；“是发达国家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而采取的一种野蛮、腐朽、落后的对外政策主张和做法”；“环境殖民主义是新形势下发达国家推行霸权主义而出现的没有殖民地的殖民主义，更为隐蔽”，采用转移污染产业、掠夺资源、转移有害废弃物和设置环境非关税壁垒等方式。[75]但是，易明(Elizabeth Economy)认为中国将污染问题归咎于跨国公司的污染转移是不公平的，事实上跨国公司正在帮助中国提高环境标准，跨国公司执行的环境标准普遍高于中国国内的企业。[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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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外国政府在环境问题是干涉中国内政的观点认为：“发达国家在提供环境援助时，倾向于将环境问题与人权和其他社会问题挂钩，对中国内政造成了一定的干涉”；“过多接受来自国外的环境项目合作，不利于环境事业的长久发展与本国环境安全”；“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以环境为名向中国国内拓展，西方环境组织及环境运动的蔓延，会通过中国民间环境组织在中国社会领域引发可能非理性的连锁反应。”[77]有学者提出日本正在掌握环境外交的主导权，占领全球环保制高点，提升自己国际地位的同时为日本的环保产业开拓国际市场。[78]还有学者认为，环境外交是美国继“人权外交”之后挥向发展中国家的又一根政治大棒。[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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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思考的悖论是：一方面，环境议题成为中国国际合作的一个典范领域。政府在奥运会、国际会议等特殊时期极为重视空气质量的改善。但是，另一方面，在环境外交的“民族主义”话语建构中，环境议题被视作“西方”干预、遏制中国发展的阴谋。本书选取2014年北京APEC期间的空气治理行动和美国大使馆在Twitter公布北京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两个案例来分析中国环境外交中的这个悖论对地方环境治理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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