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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大使馆监测和公布北京空气质量数据可能是推动政府修改环境标准、地方立法、逐步公布空气质量数据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公众、环保组织和媒体对政府提供的环境数据的标准和可信度进行质疑，并采取一些公民行动，可能是最终让政府改变政策以体现其回应性的最核心力量。但是，在政府看来，这些回应性的措施的快速出台既不是美使馆也不是公众“倒逼”的产物，原本就在政府的工作议程当中。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很多人都以为，是因为美国驻华使馆发布了PM2.5的数值，我们才仓促出台包括PM2.5在内的空气质量新标准。一项国家标准的出台需要有好几年的准备工作。真实的情况是，我们从2008年初就开始启动新的空气质量标准修订工作。”[90]时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坚称：“必须记住的是，这些改变唯一的根据是我们中国、我们北京自己大气污染防治不断深入发展的需要，而不是看哪个大使馆在干什么。”[91]此外，他还认为公众参与“PM10”和“PM2.5”的讨论肯定是推动了环境质量改善和公众环境意识提高，但未必是“促进了标准出台，因为标准讨论很多年了，出台是早晚的事情”[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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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官方话语不能公开承认外国政府的行动改变了中国的环境政策决策，因为主流的官方话语将本国的环境问题作为一种主权问题，反对外来“干涉”，认为环保护问题可能是实现“外国势力”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战略意图的“阴谋”。对于全球化情境下国际社会、外国政府、全球环境公民社会对中国环境政治产生的影响，中国政府的回应方式一直处于矛盾的状态。既要批评“西方”国家的环境殖民主义和“环保阴谋”，又要在外交场合中树立本国良好环保形象的“面子”；既无法忽视和彻底压制全球和地方“绿色”力量的存在和成长对中国环境治理的推动作用，又担心其对政府权威的挑战。毫无疑问，这种矛盾性是导致地方政府在环境政策执行中左右撕扯、摇摆的重要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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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eter Dauvergne，“Globaliz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Global Political Economy，2005，pp.448-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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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eil Carter，The Politics of the Environment：Idea，Activismand Poli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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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lvin，Mark，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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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这次会议对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影响，详见《中国“环保之父”曲格平》，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2/Feb/107765.htm(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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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莉丽：《绿媒体：中国环保传播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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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uobin Yang and Craig Calhoun，“Media，Civil Society，and the Rise of a Green Public Sphere in China”，China Information，Vol.21，No.2，2007，pp.21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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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信贤、王占玺：《夹缝求生：中国大陆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困境》，载《中国大陆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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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uobin Yang，“Environmental NGO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Vol.181，2005，pp.4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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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曾繁旭：《当代中国环境运动中的媒体角色：从中华环保世纪行到厦门PX》，载《现代广告》，2009年第17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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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利涛：《从政府主导到公共性重建：中国环境新闻发展的困境与前景》，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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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莉丽：《我们需要怎样的环境传播》，载《环境保护》，2011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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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aniela Stockmann and Mary Gallagher，“Remote Control：How the Media Sustain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4，2011，pp.43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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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连江：《差序政府信任》，见景跃进、张小劲、余逝达主编：《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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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Yuezhi Zhao and Sun Wusan，“‘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Constraining Local Officials”，in Elizabeth Perry and Merle Goldman(eds.)，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3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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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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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利涛：《从政府主导到公共性重建：中国环境新闻发展的困境与前景》，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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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美丽中国，从雾霾中突围》，载《人民日报》，2013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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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李克强谈“向雾霾宣战”：不能等风盼雨要主动出击》，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13/c_133181989.htm(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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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习近平雾霾中视察北京南锣鼓巷：同呼吸共命运》，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2/25/c_119498782.htm(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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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胡锦涛温家宝就中连油输油管道起火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周永康也作出指示》，载《光明日报》，2010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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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习近平李克强对青岛输油管线爆燃事故作出指示批示》，见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11-22/5537875.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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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国务院严肃处理青岛市“11.22”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等特别重大事故——15人移交司法机关48人受到处分》，载《光明日报》，2014年1月1日；《安全生产人命关天——聚焦安全生产法修改》，载《光明日报》，2014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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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太湖竟还有这么多小化工》，载《人民日报》，2007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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