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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同来源的数据，环境非政府组织倡导公民行动起来进行空气质量自测。北京的环保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发起了“我为祖国测空气”活动。“南京绿石环境”向南京市民发出“我为南京测空气”的邀请。南方电视台和民间环保组织“拜客广州”共同发起了“广州蓝天行动”，邀请志愿者接力为广州测空气。这些活动的目的在于推动政府公开环境信息。环境空气信息本来应由政府部门监测并公开发布，民间空气自测行动的抗争意义在于通过“自测”来表达公众对政府不公开信息的不满或对已公开数据的不信任。一个空气质量播报的手机应用很受用户欢迎，因为它分别提供美使馆和环保部两个不同的数据源。但从北京APEC开始，这个手机应用不再提供美使馆的数据，原因是“根据有关部门要求，该数据不予显示”。可见，政府对这些公民社会行动可能导致的政府权威和公信力减退的担忧，仍然延续习惯性的思维将其视为某种所谓“外国势力”的介入和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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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回应中批评美国大使馆的同时，也在果断改变自己的决策以体现其有效的回应性。环保部门是最先作出回应的，认为美国大使馆和公民自测的数据都不科学、不准确。北京市环保局认为，从美国使馆提供的信息来看，他们仅设立了一个空气监测点，并且就设立在地处市区繁华地带自家使馆的大楼上。显然，仅凭一个监测点位的数据来试图评价整个北京市的空气质量，是不科学的。时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明确表示，北京市空气质量数据不能看大使馆的“眼色”[89]。面对公众对空气质量标准的质疑和强大的媒体舆论，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对原来的政策有所调试。2012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发布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这个将于2016年在全国实施的新标准增加了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O3)8小时浓度限值监测指标。北京自2012年1月起在环保局网站实时公布“PM2.5”浓度数据。自2014年12月全国已有161个城市在环保部网站公布了包括“PM2.5”浓度在内的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数据。2014年3月北京市人代会高票通过了《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为北京市空气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是北京市人大会13年来再次启用立法权，立法过程采用了公众参与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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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大使馆监测和公布北京空气质量数据可能是推动政府修改环境标准、地方立法、逐步公布空气质量数据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公众、环保组织和媒体对政府提供的环境数据的标准和可信度进行质疑，并采取一些公民行动，可能是最终让政府改变政策以体现其回应性的最核心力量。但是，在政府看来，这些回应性的措施的快速出台既不是美使馆也不是公众“倒逼”的产物，原本就在政府的工作议程当中。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很多人都以为，是因为美国驻华使馆发布了PM2.5的数值，我们才仓促出台包括PM2.5在内的空气质量新标准。一项国家标准的出台需要有好几年的准备工作。真实的情况是，我们从2008年初就开始启动新的空气质量标准修订工作。”[90]时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坚称：“必须记住的是，这些改变唯一的根据是我们中国、我们北京自己大气污染防治不断深入发展的需要，而不是看哪个大使馆在干什么。”[91]此外，他还认为公众参与“PM10”和“PM2.5”的讨论肯定是推动了环境质量改善和公众环境意识提高，但未必是“促进了标准出台，因为标准讨论很多年了，出台是早晚的事情”[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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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官方话语不能公开承认外国政府的行动改变了中国的环境政策决策，因为主流的官方话语将本国的环境问题作为一种主权问题，反对外来“干涉”，认为环保护问题可能是实现“外国势力”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战略意图的“阴谋”。对于全球化情境下国际社会、外国政府、全球环境公民社会对中国环境政治产生的影响，中国政府的回应方式一直处于矛盾的状态。既要批评“西方”国家的环境殖民主义和“环保阴谋”，又要在外交场合中树立本国良好环保形象的“面子”；既无法忽视和彻底压制全球和地方“绿色”力量的存在和成长对中国环境治理的推动作用，又担心其对政府权威的挑战。毫无疑问，这种矛盾性是导致地方政府在环境政策执行中左右撕扯、摇摆的重要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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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eter Dauvergne，“Globaliz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Global Political Economy，2005，pp.448-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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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eil Carter，The Politics of the Environment：Idea，Activismand Poli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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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lvin，Mark，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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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这次会议对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影响，详见《中国“环保之父”曲格平》，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2/Feb/107765.htm(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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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莉丽：《绿媒体：中国环保传播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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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uobin Yang and Craig Calhoun，“Media，Civil Society，and the Rise of a Green Public Sphere in China”，China Information，Vol.21，No.2，2007，pp.21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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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信贤、王占玺：《夹缝求生：中国大陆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困境》，载《中国大陆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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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uobin Yang，“Environmental NGO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Vol.181，2005，pp.4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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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曾繁旭：《当代中国环境运动中的媒体角色：从中华环保世纪行到厦门PX》，载《现代广告》，2009年第17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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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利涛：《从政府主导到公共性重建：中国环境新闻发展的困境与前景》，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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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莉丽：《我们需要怎样的环境传播》，载《环境保护》，2011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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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aniela Stockmann and Mary Gallagher，“Remote Control：How the Media Sustain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4，2011，pp.43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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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连江：《差序政府信任》，见景跃进、张小劲、余逝达主编：《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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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Yuezhi Zhao and Sun Wusan，“‘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Constraining Local Officials”，in Elizabeth Perry and Merle Goldman(eds.)，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3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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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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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利涛：《从政府主导到公共性重建：中国环境新闻发展的困境与前景》，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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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美丽中国，从雾霾中突围》，载《人民日报》，2013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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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李克强谈“向雾霾宣战”：不能等风盼雨要主动出击》，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13/c_133181989.htm(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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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习近平雾霾中视察北京南锣鼓巷：同呼吸共命运》，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2/25/c_119498782.htm(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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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胡锦涛温家宝就中连油输油管道起火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周永康也作出指示》，载《光明日报》，2010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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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习近平李克强对青岛输油管线爆燃事故作出指示批示》，见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11-22/5537875.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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