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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六世纪的拜占庭时代就有一位历史学家写道，英伦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拥有河流、城市和桥梁，另一部分则居住着恶蛇和鬼怪。英国与那另一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密切而且因此出了名。一六六六年，约瑟夫·格兰维尔出版了他的《关于巫术和巫师的哲学思考》，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他每晚在威尔特郡的水槽边只闻其声不见其踪的鼓声。一七〇五年，丹尼尔·笛福写了他的《维尔太太显灵的真实故事》。十九世纪末，人们对这些如雾般迷茫的问题曾进行过精确的统计，并且对催眠和心灵感应术产生的幻觉进行过两次普查（其中最后一次共普查了一万七千名成年人）。现在，在伦敦刚刚出版了这本《哈利法克斯爵士的鬼怪小说》。这本书集中了有关迷信和时髦的种种神秘内容，精选了一些鬼怪，描写了“那些打破英国众多大名鼎鼎人物宁静生活的鬼魂，他们的来去行踪都原原本本地被一只庄严的手记录了下来”。戈林小姐、德斯伯勒爵士、利顿爵士、哈廷顿侯爵和德文郡公爵都是其中的当事人，他们平静的生活被搅乱，同时被那只庄严的手记录了下来。高贵的雷金纳德·福蒂斯丘先生还出来充当“一个令人惊慌的幽灵”确实存在的证人。我不知道该作怎样的论断。就眼前来说，我拒绝相信令人惊慌的雷金纳德·福蒂斯丘，除非有一位高贵的幽灵出来证明这位先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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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的序言中有这么一则美丽的故事：两位先生同坐在火车的一节车厢里，一位说：“我不相信鬼魂。”“真的吗？”另一位反问道，随即便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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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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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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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詹·托·法雷尔 《斯塔兹·朗尼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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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北美三部曲《斯塔兹·朗尼根》[2]的英国出版人声称：这部著作实在太恐怖，人物和事件太复杂、太伟大，以至于一个简短的、描述性的题解根本无法涵盖。在我怀着热情、同情和遗憾，有时甚至厌恶的心情读完《斯塔兹·朗尼根》这本书以后，对此完全赞同。然而，我还想斗胆谈一些我的看法。当然，我说的这些看法丝毫没有企图完整地（甚至也不是概括地）分析他那部皇皇八百四十页巨著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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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肯[3]曾说过，小说家们的基本主题是分解一种性格。《斯塔兹·朗尼根》也遵循了这个原则：主人公是贫贱、虔诚而又规矩之家的子弟，他自认为是个硬汉，是一个喜欢找碴打架的人，有时——很遗憾——也确实如此。渐渐地他被酗酒和结核病所毁灭。这种类型的小说常常夸大主人公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那些巨人、魔术师、挑战者和特拉布松帝国[4]；另一方面则是那些箴言和棍棒。然而，在《斯塔兹·朗尼根》中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差距并不大。也许斯塔兹的最大悲剧就在于他理想世界的匮乏。围绕着他的，正如围绕着我们的，或许比我们还要严密的，是一堵看不见的墙。斯塔兹就像七月九日大道或者伯多大街上他毋庸置疑的同类们一样，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生活的。他代表了强壮的男子汉，一个不怕孤独的人，一个无忧无虑或者不被别人观点左右的人。或许这位喜欢找碴打架的人——在美洲任何地方——最现实的一点就是这种根本的非现实性，就是这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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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在法雷尔的这部小说中是否有值得记忆的篇章，我只知道它从整体来说是强而有力的。他没有被愤怒或者嘲笑篡改（就像辛克莱·刘易斯的某些章节，两者有相似之处）。我要说它是真实事件的一种记录——说得更确切些，是一种再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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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南区，由意大利组织取代爱尔兰个人勇气之前的南区，在这部书中存在，并且将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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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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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篇初刊于1937年1月8日《家庭》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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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小说家詹·托·法雷尔（James Thomas Farrell， 1904—1979）的代表作，以芝加哥贫民窟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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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enry Louis Mencken （1880—1956），美国语言学家、讽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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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拜占庭帝国崩溃后在小亚细亚黑海南岸建立的希腊人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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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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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赫胥黎家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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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阿道司·赫胥黎所预言的那些战争灾难不会毁坏人们著书立说的习惯或工作，毋庸置疑，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把赫胥黎家族的历史变成白纸黑字。对此，《传道书》以其惯有的苦涩说过：“著书多，没有穷尽。”[2]我们应该承认事实的确如此，同时力求想象出那本《赫胥黎英雄传奇》或者想象一下——为了用埃米尔·左拉更加响亮的招牌——那本《赫胥黎家族自然与社会史》将会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我猜想第一位历史学家现在会从阿道司写起，毕竟这一位如今是最有名的。他将会把托马斯看做爷爷，把伦纳德看作父亲，在朱利安身上看到兄弟的影子，总是跟《旋律的配合》作者笔下的文字隐隐约约相似[3]。任何一本书都必定会有另一本与之相对应，是它的反面。在这本关于家族的非常“进化论”的解释之后，必定会有另一个故事，把孙子写成法国式的，把爷爷写成武士。然后，又将是一本强调杰出的三代人之间种种不同的书。接下来，自然是另一本强调他们之间相似性的书，也许会采用弗朗西斯·高尔顿叠加照片的方式，把赫胥黎家族不同代的人集中到一个超越时空的或者长寿的人身上（如果作者的天才不比这里的预言差）。我所提到的那些柏拉图式的照片中的一张，将会成为这本书的卷首插图，而朱利安的那段话将成为该书的卷首引语：“人类的生命之流被打成个人的孤立的碎片。所有的高级动物都是如此，但并非必须如此：这是一种本事。有生命的物质必须完成两项活动：一是有关与外部世界的直接交易，另一个便是有关其自身未来的永存。个人是促使生命物质在特定的环境中能够发挥作用和行动的工具，一段时间之后就将被抛弃并且死亡。然而，他拥有的某些不朽的物质，会转移到后代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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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一段文字的语调是平静的，然而，观念却是令人悲伤的。斯宾诺莎说过：“我将要像写固体、平面和线条那样来写人。”这种无比的藐视，这种令人称奇的不偏不倚，正是所有赫胥黎家族的人共有的一大特色。但你若说他们惨无人道，又是荒唐的，如果说真的存在什么人道，那么它所专有的意义正是敢于面对我们的命运，面对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羞愧，并像谈论一个死人那样肆无忌惮地提及他们的能力。赫胥黎家族的基本感情就是悲观主义，这是他们人人都有的。对祖先托马斯·亨利·赫胥黎，英国文学教科书中只是把他看作一位大吵大闹的争论者、达尔文的战友。尽管他确实将其大部分精力，甚至他的粗鲁性格都用来传播智人和原始人的亲属关系，传播牛津大学学生和婆罗洲猩猩的亲缘关系，但是这些轻率的论调——卡莱尔从未原谅它们——远不是他众多著作的全部。事实上，我们二十世纪散布甚广的迷信，与上一个世纪的绝对唯物主义和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蠢话是一路货色。在一八七九年，托马斯·赫胥黎这样反驳加在自己头上的第一个罪名：“如果唯物主义者说天体及其一切现象都可以变为物质、变为运动的话，那么唯心主义者可以回答说，运动与物质在我们没有感觉到它们时是不存在的，可以说，它们只是一种心理状态。这个道理不容辩驳。如果强迫我在绝对唯物主义和绝对唯心主义之间做选择的话，我会选择后者。”至于另一个罪名，即不公正和轻率的乐观主义问题，还是只要搬用他自己的话就行了：“有关命中注定、原罪、人类天生堕落、他人的不幸、地球上的撒旦王国、恶毒的创世神等等理论（不管其形式有多么荒谬），我觉得都要比我们随便的幻想来得更有道理些。比如说，我们常认为孩子生来是好的，只是后来被腐败的社会榜样给糟蹋坏了。我不会相信上帝是一个隐蔽的慈善家，更不会相信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在另一处，他声明自己在自然界丝毫不曾见过任何道德目标的痕迹，他指出所谓道德不过是人类专利制造的东西。对赫胥黎来说，进化未必是无限的过程：他认为在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这个过程会随着世界的渐渐失去生气而逐步衰败。他影射说，直立的人将会变成斜身子的猿猴，清脆的声音将会变成粗陋的吼叫，花园会变成森林或者沙漠，飞鸟会变成纵横交错的树木，星球会变成星星，星星会变成浩瀚的星云，星云会变成不可捉摸的上帝。这种宇宙的逆转或者说倒退进程将不比它形成阶段的数百个世纪要少。数百个世纪后，一切将慢慢地凹陷，慢慢地显露出更加兽性的轮廓……这种假设是凄惨的，很可能是阿道司·赫胥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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