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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城市建城四百周年——无疑是有感染力的纪念，“只要一念及此，就让人重新感到恐慌”——表现出令人迷惑和好奇的品质：只要想起对这些王国的征服和殖民化，就会使我们产生忧伤。我们只能部分地把这种忧伤归咎于百年纪念演说的古风——惯用的连音词缀，像“没落的贵族子弟”和“对您不胜感激”——归咎于必须纪念征服者：那些勇敢和粗鲁的人。伏尔泰短小的《阿尔齐尔》（阿尔齐尔是秘鲁的公主，是蒙特祖马的女儿，而不是阿塔瓦尔帕的女儿）和奥尼尔的《源泉》也同样激起这种忧伤。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来自柏林的医生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前往没有死亡的国度的旅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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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布林是我们时代最多变的作家。他的每一本书（就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十八章中的每一节一样）都是一个单独的世界，具有特别的修辞词汇。在《王伦三跳》（一九一五年）中主题是中国：中国的礼仪、复仇、宗教和秘密集会；在《华伦斯坦》（一九二〇年）中，是十七世纪血腥和宗教的德国；在《高山、大海和巨人》（一九二四年）中是二七〇〇年一个人的事业；在《吗哪》（一九二六年）这部史诗中，是印度国王的胜利、死亡和复活；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一九二九年）中，是失业者弗兰茨的贫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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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没有死亡的国度的旅行》中，阿尔弗雷德·德布林把叙述紧扣小说中的每一个变化着的人物：亚马孙热带丛林中的部落、士兵、传教士和奴隶。众所周知，福楼拜说他自己不参与到作品里去，但是《萨朗波》的旁观者一直是福楼拜（例如，雇佣兵那场有名的庆典是一次考古工作，与雇佣兵们可信地感觉到的和评判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德布林好像变成了他笔下的人物。他没有写西班牙入侵者是有大胡子的白人，他写道，他们的脸和手——其他均不可分辨——是鱼鳞的白色，其中有一个人的脸蛋和下巴上长着毛。在第一章中，他故意插入一个不可能的事实，用来忠实于灵魂的魔幻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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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鹤林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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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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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伊夫林·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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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汉体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小癞子》、《骗子外传》、格里美尔斯豪森[2]的名著《痴儿历险记》、《吉尔·布拉斯》——它的主人公常常不是个流浪汉，而是一个天真而好动感情的年轻人，偶然因素把他卷入到流浪汉的圈子里，最后他就对卑鄙的行为习以为常了（不知不觉地）。沃的小说《衰落与瓦解》（一九二九年）、《邪恶的肉身》（一九三〇年）完全符合这个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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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三年年底，伊夫林·沃出生在伦敦。他的家庭是个文学之家：他的父亲是著名的查曼——赫尔出版社的社长，他的兄长亚历克·沃也是位小说和游记作者。沃在伦敦和牛津求学。获得学位后，他从事了“三个月的油画基础学习和两年粗木匠活”。然后，他当了教师。一九二八年，他发表了第一部书，是著名画家和杰出诗人但丁·加百列·罗塞蒂的一部批评传记。一九二九年，出版《衰落与瓦解》；一九三〇年，出版《邪恶的肉身》。这是两本非现实的书，十分有趣：如果说他同哪位作家相像的话（远距离地），那就像《约翰·尼科尔森的不幸》和《新一千零一夜》的不负责任和杰出的作者斯蒂文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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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的其他作品有：一九三一年的《标签》（欧洲大陆旅行摘记）；一九三五年的《斯威夫特》，这是本批评传记；一九三六年的《埃蒙德·坎皮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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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夫林·沃说：“休闲：吃、喝、画、旅行和诬蔑赫胥黎。仇恨：爱情、优雅的谈话、戏剧、文学和威尔士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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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鹤林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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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篇及以下两篇初刊于1938年1月21日《家庭》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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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rirnmelshausen （1622—1676），德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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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rirnmelshausen （1622—1676），德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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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鲁登道夫《总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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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登道夫许多书中流传最广的这本书的普及本再版——他的其他书有：《被基督教摧毁的人民》、《我们如何摆脱耶稣》、《共济会因启示它的秘诀而亡》和《耶稣权力的秘密》等——作为这个无能的时代的标志，它在学说上并无甚重要性。克劳塞维茨在一八二〇年就写道：“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是政治活动的一种方式，是政治活动以不同方式的继续……政治总是目的，战争是方式。要说方式不从属于目的是说不通的。”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公理激怒了鲁登道夫。下面就是他的论点：“战争的实质已经改变，政治的实质已经改变。同样，战争和政治的关系也已经改变了。它们应该服务于人民，但是战争是人民根本意愿的最高表现。所以，政治——新的极权政治——应该从属于极权战争。”我在第十页上惊讶地读到了这段话。在第一百一十五页上，鲁登道夫说得更加明确：“军事首领应该制定国家政治的领导路线。”换句话说就是：鲁登道夫要求的政治独裁，不仅是在军人执政的政府的普遍意义上，而且还是在完全以军事为目的的独裁上。“最重要是动员灵魂。报刊、电台、电影，所有媒体应该同此目的合作……歌德的《浮士德》不适合士兵的背包。”然后，他以阴暗的满足感说：“现在，战场包括交战国的全部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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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战争达到了许多人称之为可笑的完美程度。两军对峙时，将军们把双方的人数、价值和武器装备作个比较，然后决定哪一方失败。偶然性和流血全都取消了。这种战争方式也许与可敬的“总体战”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但是，我认为它比鲁登道夫所称道的成千上万人的大屠杀更加谨慎和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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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鹤林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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