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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杀死的人》中提及的那些死者死得并不光荣，即使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他们是为祖国而死的。他们是一批怯懦或者胆小的人，他们可能会将恐怖传染给其他人，他们不是死在阵前，而是被他们的长官用左轮手枪或被他们的同伴不耐烦地用刺刀杀死的。他们比逃兵略好一些。因为每次重大战役死的人很多，多得数不清，他们也就混在其中了。因此他们给儿女留下了好的名声，这也不足为怪。克罗泽将军肯定地说：“很多人错误地认为，英国前线的安全取决于炮兵、勇气和军火，这是谎言。前线在某一点、某一时刻的安全，如果需要的话，取决于两三个准备好了的人，他们以贵族的出身、传统和良好习惯，完全蔑视敌人。在我的军营中，总有这么一种类型的人……民众不怀疑这些事，他们认为战斗的胜利是凭勇气赢得，而不是靠杀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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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在他的书中写了以下献词：“献给任何国家在前方能坚守到最后时刻的真正的士兵和任何国家在监狱里能坚持到最后时刻的真正的和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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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尚志 译 屠孟超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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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埃·斯·德劳尔 《伊拉克和伊朗的曼达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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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佛教（佛教既是一种信仰或神学，更是一种舍身救世的过程）外，所有的宗教均妄想将显而易见的、有时是无法容忍的世界的不完善性，和存在一个万能的仁慈的上帝的论点或假定协调起来。此外，这种协调性是那么脆弱，以至多疑的红衣主教纽曼（参见《论赞成的语法》，第二部第七章）宣称，像“如果上帝是万能的，那么，他怎么能容忍在世界上有苦难呢”这样一类宛如死胡同一般的问题，我们不应该从宗教研究的大道走进这些死胡同，也不能让它们成为宗教研究的直接进程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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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世纪之初，诺斯替教派的信徒们正视这个问题，他们在不完善的世界和完善的上帝之间，又插入了由小到大循序上升的无数神灵。下面我举个例子：伊里奈乌斯[1]把令人头昏的宇宙起源学归因于巴西里德斯。在宇宙起源的最初阶段，有一尊不动的神，下面有七尊从属的神，他们享有并主宰第一个天国。从第一个造物主的王冠上，出现了第二个王冠，也有天使、王权和王座，组成了另一个更低层次的天国，它是第一天国对称的复制品。接着是第二对完全相同的天国，又出现第三对和第四对天国（越往后神性就越低）。以这种方式一直延伸至三百六十五对。最底部就是我们的人间，是蜕化了的造物主创造的。在我们人间，越来越少的神性已趋向于零。波斯和伊拉克的曼达教徒在这种信念下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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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是曼达教不动的神。在一个满是泥水的深渊里可以见到。在一定量的永恒之后，他不纯洁的光泽活跃起来，在七个行星的天使帮助下，创造了我们的天和地。正因为这样，我们的世界是不完善的，纯属模拟上帝创造的。伊拉克有五千个曼达教徒，而在波斯有两千多。德劳尔的这本书是所有描写他们的书中最详细的一本。作者德劳尔女士从一九二六年起就和曼达人生活在一起，几乎目睹了所有的仪式。如果我们想起最隆重的仪式往往要持续十八个小时的话，那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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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复制和翻译过很多符合教规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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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尚志 译 屠孟超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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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aint Irenaeus（约120或140—约200或203），基督教神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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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一九三八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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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西莱尔·贝洛克《犹太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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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百多年前，麦考莱曾构思过一部异想天开的历史。他想象，所有现在住在欧洲的红发人曾受过侮辱和压迫。他们被圈定在糟糕透顶的居民区；有的在这里遭驱逐，有的在那里受监禁；财富被掠夺，牙齿被敲掉；有的无中生有，被指控犯罪；有的被狂怒的马在地上拖拉；有的被绞死、遭酷刑、活活烧死；有的不允许服兵役；有的不准在政府机构任职；有的遭流氓无赖石击，并被投入河中。这种情况延续了许多代。之后，他想象一个英国人对这种怪异的命运表示同情，但另一个英国人表示反对说：“免除公众对红发人的指责是不可能的。这些无赖很难算得上是英国人。人们对第一个红发法国人，比对自己教区的金发的人更为亲近。所以，只要有个外国的君王出来保护或者表示容忍红发人，那么，人们对他会比对国王还喜爱。他们不是英国人，不应该是英国人，他们的特性和经历都表明，他们不可能是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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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莱的这则清楚的寓言故事无需解释。贝洛克在自己的书里用好大的篇幅来驳斥那种颠三倒四的说法。贝洛克不是反犹太主义者。但是，他坚持认为（并强调），犹太人的问题是实际存在的。他一再说以色列人在每个国家中都不可避免地是客居的民族，这就出现了犹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纠正或缩小由于外来人闯入所有的机构而引起的不舒服的问题。”十九世纪试图通过否定它的存在而清除这个问题（英国对待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就是这样。按常规，他们不是外国人，但他们还是被当成外国人，就像一个阿根廷人认为他们是外国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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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个问题，西莱尔·贝洛克提出两个解决办法：第一个办法是消灭犹太人，毁灭他们，这种办法是不行的；或者将他们驱逐或流放，这也是相当残忍的；那就采取融合的办法，这个办法遭到贝洛克的拒绝。我的理解，这样做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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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解决办法是承认犹太人是外国人，寻找一种基于承认那种差异的生活方式。这是贝洛克在书的结尾处提出的解决办法。此外，他坚持绝对需要让计划和那种生活方式从以色列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我们的实际出发，这是公正的，但却没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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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尚志 译 屠孟超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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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篇及下篇初刊于1938年3月4日《家庭》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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