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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布莱克已发表的四部侦探小说中，《走兽该死》是我读过的第三部。他四部小说中的第一部《证据问题》，我记得同样给我留下过愉悦的记忆，但已不记得那种愉悦的环境，也不记得人物的名字。第二部《麻烦的啤酒酿造》，尽管其故事基本上和埃勒里·奎因的《埃及十字架之谜》或伊登·菲尔波茨的《红发的雷德梅因家族》相似，但我却觉得它比具有独创性的故事还更迷人。他所有小说中的最后一部（《走兽该死》）在我看来是值得称赞的。我不讲它的情节，因为我希望好奇的读者把书借来看、偷来看，或者买来看。我向读者保证，他不会后悔。现在我不能对它讲什么，我只冒昧地提出一点，这本非常有趣的书与另一本——当然，它的质量要差一些——即范达因的书略有相似之处。在那本字里行间充满恐怖的书中，活动着一位不祥的古埃及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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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小说可以完全讲侦探方面的事。相反，侦探小说如果不想成为一本难以卒读的书，那么也应该成为心理小说。凭一个悬念就写上三百页，那是荒唐可笑的，三十页已够多了……第一部载入历史的侦探小说（在时间方面，也许又不仅在时间方面）是威尔基·科林斯的《月亮宝石》（一八六八年）。它同时也是一部好的心理小说。布莱克的所有作品都非常忠于这一传统，没有让读者感觉沉闷得透不过气来：没有陷入复杂事件的时刻表和一幅幅平面图这类令人厌恶的描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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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走兽该死》这本书的最后几页，我读到尼古拉斯·布莱克被人们和多萝西·塞耶斯小姐及阿加莎·克里斯蒂夫人相比较。对那些怀着好奇心寻找相似之处的善良愿望，我不想发表不同意见，也不谈其女权主义，但我认为这种相似是令人泄气和具有污蔑性的。要是我，便会把他同理查德·赫尔、米尔沃德·肯尼迪，或者同安东尼·伯克莱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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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尚志 译 屠孟超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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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一九三八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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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哈罗德·尼科尔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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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尼科尔森[2]是英国驻波斯公使的儿子。一八六六年出生于德黑兰市，有着英国和爱尔兰望族的血统。他的童年分别在波斯、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摩洛哥度过。他先在惠灵顿学院，后到牛津大学就读。一九〇九年他在外交部任职，一九一〇年被派往马德里的英国大使馆工作，一九一一年又去君士坦丁堡。一年后，他与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结婚。尼科尔森谈及她时说：“她的作品不管明看还是暗看，都比我的强。”一九一九年哈罗德·尼科尔森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和平会议，利用自己在巴黎逗留的机会，慢慢地收集魏尔兰的资料。一九二五年，外交工作的偶然性又使他回到出生的城市——德黑兰，一九二九年又到了柏林。同年，他放弃了外交工作，有条不紊地投入了文学创作。一九二一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保尔·魏尔兰》。一九二三年发表了关于丁尼生的评论文章。一九二五年，又发表了最谦逊的自传《某些人》。他在介绍自己时，把自己分成九个连续的人物，都是一些小人物。哈罗德·尼科尔森对一个请求他发表一些看法的美国记者这样说：“我住在周围是苹果园的一幢十四世纪的住宅中。我网球打得不好，我的服装和我的年龄相比要年轻一些。我喜欢绘画，但讨厌音乐。我对美国人感兴趣，但从来没有在美国生活过。我想美国有两个不容争辩的优点，它的建筑和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先生，他是个很好的诗人。休·沃尔波尔[3]跟我说你们是很聪明的，特别是在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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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尔森写的评传有：《保尔·魏尔兰》（一九二一年）、《丁尼生》（一九二三年）、《拜伦》（一九二四年）、《斯温伯恩》（一九二六年）等，这些或许是他最值得留念的作品，这些作品有英国传记的特性：严谨缜密，又充分地揭示了传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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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尔森其他的著作有：小说《甜水》（一九二一年）、《英国传记的演变》（一九二八年）、《一位外交家的画像》（一九三一年）。最后这一部作品是他父亲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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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尚志 译 屠孟超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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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篇及以下两篇初刊于1938年7月8日《家庭》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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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arold Nicolson（1886—1968），英国文学家、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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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ugh Walpole（1884—1941），英国小说家、评论家和戏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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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埃·坦·贝尔《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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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史（此书写的就是数学史，而不是别的事，尽管书的作者不愿这样做）有无法挽救的缺陷：事件时间上的顺序不符合自然的逻辑顺序。在好多情况下，对各要素的明确定义下在最后，实践先于理论，先驱者感性冲动的行动由于世俗的原因较之现代人的行动更难理解。我举一个例子：我知道很多亚历山大的丢番图[1]从不怀疑的数学上的真理。但是，我并不很懂得数学，所以，难以对他的书作出评价（这有点像那些令人茫然的形而上学历史基础课，为了向听众讲解什么是唯心主义，得先向他们介绍无法理解的柏拉图的理论，而几乎到最后才向他们讲解清晰的贝克莱的系统，它从历史的观点看是居后的，但从逻辑上说则是在前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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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了那么多，意思是阅读这本极为有趣的著作需要一定的知识，哪怕是一些笼统的基本知识。从根本上说，这部作品不适合于数学，它是一部欧洲数学家的历史，从埃利亚的芝诺直至康托尔。把这两个人联起来不是没有奥秘的。他们被分开已有二十三个世纪了。但是一种同样的困惑既给他们带来了困倦，也给他们带来了荣誉。可以这样认为，康托尔那些奇异的数学能以某种方式被用来解开芝诺数学上的疑团。出现在这卷书中的其他名字有：毕达哥拉斯不怀好意地发现了数学上的不可通约数；阿基米德是“以沙计数”的发明人；笛卡儿是几何代数学家；斯宾诺莎不走运地把欧几里得的语言用于形而上学；高斯[2]“在会说话之前就会计算”；彭赛列[3]发现了圆上的无穷远点；布尔[4]是数理逻辑专家；黎曼[5]是使康德的天地黯然失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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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这本载有大量奇异消息的书没有谈及中国的《易经》，《易经》中的八卦图向莱布尼茨揭示了二进制算数。在十进制中，十个符号足够代表任何数量；而在二进制中，则只有两个符号：一和零，基数不是十个，而是两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分别写成1、10、11、100、101、110、111、1 000和1 001。照这种二进制的规则，对任一数加一个零就是乘以二倍，例如，三写成11，六是三的两倍，写成110，十二是三的四倍，写成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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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尚志 译 屠孟超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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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iophantus of Alexandria（约201—约285），希腊数学家、代数学的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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