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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他用两个含义不清的最高级形容词（最好的选择，最好的次序）所作的判断有什么意义。但我知道，确实有许多出色的散文，尽管它们的内容千篇一律（比如安德鲁·兰、乔治·摩尔和阿方索·雷耶斯的散文）。贝洛克的散文是否属于这一神话般的家族？我不敢肯定。作为散文家，贝洛克无足轻重；作为小说家，贝洛克脱离了平庸，但却令人难以忍受；作为文学评论家，贝洛克更注重作结论，而不是循循善诱。我认为，作为历史学家，贝洛克十分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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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历史著作，既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他把对历史提纲挈领的叙述和对个人细腻入微的描写很好地结合起来。他写过圣女贞德、查理一世、克伦威尔、黎塞留、沃尔西、拿破仑、罗伯斯庇尔、玛丽·安托瓦内特、克兰麦[2]和征服者威廉等人的传记。他关于威尔斯的讨论也是值得记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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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摘录一段他写的关于拿破仑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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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里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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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往巴黎的大道上，距布洛涅一二英里处，就是布里克桥。桥的右边，有一座简朴、古典、僻静、幽雅的小房子。在一八〇五年的夏日里，当欧洲漫长的和平期结束之后，盟军再次聚集起来，准备挑战革命和它的领袖时，皇帝就在那座小房子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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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三日凌晨四时左右，天空还一片漆黑的时候，传来一个消息：在芒什海峡候命、由维尔纳夫率领的法国海军已经回到费罗尔。不出拿破仑所料，英国的入侵显得比任何时候都可疑。维尔纳夫不理解，时间是决定一切的因素。他所犯下的错误使得皇帝只能驻足不前。对面的盟军在腹地已经壮大起来，并从东面形成威胁：奥地利和俄国准备向他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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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下令去找达恩。达恩回来时正怒气冲天，帽子扣在脑门上，眼睛闪着绿光。他一边气冲冲地来回走着，一边大骂维尔纳夫。当达恩平息下来时，皇帝生硬地说：“坐下，拿起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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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恩拿起笔，在一张铺满本子和纸张的桌子前坐下来。拂晓时分，达恩记录下令敌军胆寒的命令：那是向奥地利进军的整个计划，它决定了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胜利。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这一伟大战役的每个步骤、每条道路、每个高地、每支部队抵达的日期，就像雨点般流泻出来，不需要丝毫的停顿来整理思路，仿佛整个军营都聚集在纸上，已经整装待发。之后，当那个人复杂的思想被付诸实施时，一切就都变成了现实。拿破仑的思路一经串连起来，就会像预言般准确，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达恩对此总是惊诧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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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少军 王小方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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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篇及下篇初刊于1938年12月23日《家庭》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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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omas Cranmer（1489—1556），英国改革教会的首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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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关于文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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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乔·威尔斯与伊斯兰教徒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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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对《古兰经》的崇拜是众所周知的。伊斯兰教的神学家认为，《古兰经》是永恒的，它的一百一十四个篇章比苍天和大地还要古远，并会在它们消失之后继续存在；其原本——“众经之母”——存放在天堂，由天使供奉着。有的神学家觉得这还不够。他们说，《古兰经》可以变成人或者动物，将真主不可捉摸的意图付诸实施。真主在第十七章说，即便有人与精灵合作来编纂另一部《古兰经》，也不可能得逞……[1]赫·乔·威尔斯在他的《世界史纲》第四十三章中对这种联手的无能表示庆幸，并为两亿伊斯兰教徒信奉这部书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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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伦敦的伊斯兰教徒对此大为恼火。他们在一座清真寺举行了祭祀仪式。面对默默无语的教徒，长着浓密大胡子的阿卜杜勒·雅各布汗阿訇把一本《世界史纲》扔进火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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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少军 王小方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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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自《古兰经》第十七章第八十八节，原文为：“你说：‘如果人类和精灵联合起来创造一部像这样的《古兰经》，那末，他们即使互相帮助，也必不能创造像这样的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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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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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托马斯·曼论叔本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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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往往会招致中伤。叔本华也许是最好的例子。西班牙东部的一个出版商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作品有个绝妙的题目：《爱情、女人和死亡》。对西班牙人和拉美人来说，叔本华是一个长着受伤的猴脸的人并有一部用很坏的心情写成的文集。形而上学的教授们容忍或鼓励这种错误观点。有人把它归咎于悲观主义。这种论点同把莱布尼茨看成乐观主义一样不公正和荒唐可笑。（相反，托马斯·曼以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是他理论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他写道，“所有教科书都说，叔本华首先是一位研究意志的哲学家，其次才是一位悲观主义者。但是，并没有首先，也没有其次。作为研究意志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叔本华不可能不是一位悲观主义者。从根本上讲，意志多多少少是不幸的。那是一种躁动、贪婪、欲望、渴求和痛苦。主观的世界必然是充满折磨的世界……”）我想，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是富有感情色彩的判断，同形而上学毫不相干，那是叔本华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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