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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亦或是超然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都具有文化的普遍性,尽管它们因跨越文化而内容迥异。神圣的价值观标示着社会的道德边界,并决定着何种物质交换能被准许。对“神圣”的严重侵犯是不可触碰的禁忌:我们认为那些卖掉自己孩子或出卖自己国家的民众是反社会分子;而其他国家则视通奸或漠视穷人为不道德,但不会认为出售儿童、妇女或否认言论自由为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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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只有在被挑战之际,神圣的价值观才会变得至关重要。以食物为例,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只有当我们得不到食物时,食物的绝对价值才会凸显出来。在一个单一的文化氛围里,人类往往不会意识到对他人而言的神圣是什么。换言之,人类只有通过冲突才会逐渐意识到,挖掘出另一面的价值是非道德和荒谬的,比如,反堕胎与倡议堕胎合法化。类似的冲突不能完全沦为世俗的利益算计,但必须运用该冲突自身的术语来处理,即采取不同于市场,也不同于权力政治的逻辑。打个比方,跨文化的证据表明,严重的经济负担和大量的死亡并不会促使人类选择战争、革命或是抵抗。正如达尔文所指出的,善良者与勇敢者,他们不畏后果,只把“做正确的事情”视为一种道义责任。事实上,我们已经拥有了神经影像的证据,表明人类在处理神圣价值观方面,其大脑倾向于用规则约束行为,而不倾向于进行功利的算计——想想《十诫》或者《人权法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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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规模的人类社会形成方面,隐藏着一个明显的悖论。文明的漫漫长河是由数量庞大的陌生人聚合而成的,这些陌生人包括当今不同国家的人、跨国运动带来的人,以及其他由虚构亲属所组成的“想象共同体”。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崛起取决于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所认定的这种“荒谬的权力”,比如亚伯拉罕为了表明将自己交付给一位无形无名之神的决心,甘愿杀死自己最心爱的儿子。因杀子献祭之举,亚伯拉罕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英雄,而不是被视为虐童者、谋杀犯或是疯子。人类最强烈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包括合作、宽恕和对杀戮的容忍度,源于一种人类对“不可言喻”的行为原因和过程的责任感,即从根本上缺乏对一致性的逻辑判断和对代价与结果的经验评估。对于一项神圣事业,你越是有着物质层面上令人费解的奉献和承诺(换言之,就是越发荒谬),越是笃信神圣事业的存在,这种笃信就会制造出越多的片面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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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各类派别的思想家都曾殚精竭虑地解答这个悖论,大多数都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或草率的回答,他们通常只是想证明,宗教信仰是向善的,或者更多情况下,宗教信仰过于不合理。进化论如是教诲:人类是充满激情的生物,而其理性本身的目标是社会的胜利和政治的信仰,而非寻求哲理或科学方面的真理。持久坚持理性,是战胜同样持久的非理性的最佳手段和希望所在。有朝一日,基于事实的逻辑将会摆脱掉神圣这个光环,从而结束这场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而正是这场冲突否定了所有科学观教导我们的基于激情驱动的本质。纵观人类的历史,在我们身处最束手无策的冲突和最宏大的集体主义狂欢之下,功利主义逻辑取代神圣宗教的前景实属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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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而言,道德行为(与数学、音乐和艺术并肩)证明了人类不仅仅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我们一直在探讨的特殊能力清晰地表明,人类内在所具有的某种能力,并非来源于其动物祖先,或许我们最好称这种能力为一种精神精髓……它超越了所有由物质、法则和力量所作出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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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莱士与达尔文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长期存在,这促使达尔文曾一度抗议:“我希望你没有把你自己和我的‘孩子’(即进化论)赶尽杀绝。”但达尔文本人也没有给出因果解释,来回答人类是如何进化成道德动物的,他只是说,由于我们的祖先身体羸弱,只有种群的力量才可以帮助他们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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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和神圣被禁多年,这种禁令来自合乎逻辑的探究,而这些探究又是由所有派别的意识形态偏见所主导的。或许这个话题太过于接近我们人类期盼成为何人或不想成为何人,于是它成了科学研究上一个浩瀚无垠、紊乱复杂、未经探索的领域。无论如何,对我们绝大多数人类而言,无论何处,无论何时,它都是如此简明而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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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何美妙而优雅地运行 06HOW APPARENT FINALITY CAN EMERGE何以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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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罗·罗威利(Carlo Rove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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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马赛大学理论物理研究中心理论物理学家,著有《量子引力》(Quantum Gra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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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 庸置疑,本书Edge年度问题的答案只能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其至简至美的解答令人叹为观止。我坚信不疑,世人都会旗帜鲜明地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视为他们最心仪的那个深邃、美妙而优雅的科学理论。可我依然想强调,人们旗帜鲜明地选择达尔文的学说,是因为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指明了我们人类与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共享着相同的祖先,这直接关系到整个科学事业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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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物理学家着手对大自然进行自然主义的解释不久之后,反对的意见也随之而来。这种反对意见,在柏拉图的论述,如《斐多篇》(Phaedo)中得以清晰地表达出来,尤其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对“原因”理论的争论上。自然主义的解释依赖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有效原因”(efficient cause),即由过去的现象制造的结果。然而,世界看上去是由现象所主宰的,现象可以用“最终原因”(final cause)来理解,即一个“目标”或一种“目的”。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这些处处可见。我们长着嘴,“所以”我们能够进食。这种反对意见的重要性不能被低估,它使古代自然主义走向灭亡,在众多人的心目中,这种反对依旧是主要源头,让人们从心理上抗拒着对整个世界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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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发现了一个无比惊人的简单原理,即有效原因制造出了现象,尽管此现象看似是由最终原因导致的。我们随时都可以使现象得以复制,我们所观察到的实际现象一直都在进行着复制,因而这些现象也必定易于被复制,于是我们能够以最终原因来读取它们。换句话说,一个最终原因之所以可以有效地理解世界,是因为它是一条捷径,能够对一个持续现象的过去和历史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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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观点曾经出现过。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曾推断出,在一个幸存的王国里,显性的结局可能是随机性选择的后果;并且,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物理学》(Physics)中也提及过有关物种(“种子”)这个概念,但当时的时机并未成熟。在随后的宗教时代里,这样的观点渐渐消逝。我认为,对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抵制,不是因为理解这个美妙理论的威力有多么困难,而是因为惧怕这种非同寻常的力量,这样的一个理论将打破人类陈旧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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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何美妙而优雅地运行 07FACT, FICTION, AND OUR PROBABILISTIC WORLD事实,虚幻,与我们的概率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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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施托登(Victoria Sto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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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法学学者,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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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如何区分小说和事实?我们时常被看似不寻常的巧合所影响。想象一下,你在早上读报时看到描述一条鱼的一段话,接着午餐时你吃了一条鱼,话题转到了“四月鱼”(或是四月愚人节)。那天下午,同事给你看了几张鱼的照片,晚上你又得到了一份鱼形海怪的刺绣礼物。第二天早上,同事告诉你,她昨晚梦见鱼了。一开始你可能会感觉这些事件有些怪怪的,但事实证明,我们不应觉得有什么古怪。这里的原因有着很长的历史,这导致了随机性通过概率的分布,直接构建到我们对自然理解的非直观洞悉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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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是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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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小说家托尔斯泰曾经质疑我们对机会的理解。他举出了一个羊群的例子,有一只羊被选出来要被宰掉。这只羊被单独喂食了额外的食物,托尔斯泰设想那群羊在不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情况下,一定会认为持续变肥的那只羊是那么的与众不同。托尔斯泰认为这群羊以其有限的观点,笃定地认为这是机会使然。托尔斯泰给这群羊提供的解决方案是,羊群就此停止认为事情仅仅是为了“实现羊的目的”而发生的,同时要意识到,其中必然存在蹊跷的目的才能够完美地解释这一切,因而没有必要依靠机会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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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是看不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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