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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最初在费城学习的是心理分析学,但他很快为一个激进的思想所折服,即很多精神疾病的核心焦点并不是潜意识的冲突,而是思考模式的扭曲。贝克用批判且开放的心态倾听他的抑郁症患者,以此对这种崭新的治疗想法予以思索。在贝克早期对抑郁症的研究当中,他开始测试一个特定的精神分析概念:抑郁症是源自“内心摄取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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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提出,抑郁症患者对于曾爱过的人,抱有着深刻的敌意和愤怒。他们无法处理自己对曾珍惜过的人所怀有的敌视情绪,因而他们会压抑自己的愤怒,并最终将愤怒导向了自己。贝克通过比较抑郁症患者和非抑郁症患者的梦境测试了他的这种想法,这是通过无意识获取结果的捷径。结果发现,抑郁症患者的梦境,比非抑郁症患者表现出较少的敌意。他们的梦境,如同他们醒来后的现实生活,在认知方式、关于自己和未来的思维方式上,他们表现出系统性的负面偏见。他们视自己为“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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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认为,这些扭曲的思考模式,不仅仅是一种症状,一种心灵深处冲突的映象,而且是导致患者持续失常的关键致病因子。于是贝克聚焦在扭曲思维的系统性抑郁症心理治疗方面。他发现,提高患者在形势误解、认知扭曲和负面期待等方面的客观性,会帮助他们的想法有着本质的转变,并让他们的情感和行为得到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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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抑郁症的研究中,贝克专注于自杀行为,并首次为自杀行为提供分类和评估的理性基础,从而得以识别高风险个体。他对9 000例患者进行了前瞻性研究,并生成了一种用于预测未来自杀行为的演算法,该演算法已被证实具有高预测性。尤为重要的是,贝克对临床和心理变量的甄别,比如预测未来自杀的绝望感和无助感,最终形成了比临床抑郁症诊断更为有效的自杀预测指标。贝克和其他研究人员,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曼(John Mann)对自杀的研究,证明了短期的认知干预可以显著减少随后的自杀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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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贝克进行了上述提及的控制实验。随后,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也进行了类似的实验,这些卓有成效的认知疗法一并成为首要有效治疗临床抑郁症的心理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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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现认知疗法可以有效治疗抑郁症后,贝克转为研究其他类别的精神失常疾病。在对照临床试验后,贝克证实,认知疗法对治疗恐慌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强迫症都有疗效。事实上,甚至是在海伦·梅伯格对抑郁症进行研究之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刘易斯·巴克斯特(Lewis Baxter)就对强迫症患者的脑部进行了造像,结果发现当认知行为治疗使患者症状改善时,尾状核的某个异常也逆转复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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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贝克近期把研究注意力转向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并已发现认知疗法有助于改善他们的认知和负面情况,尤其是对注意力缺陷患者。这绝对是另一个让人惊叹的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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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何美妙而优雅地运行 112TRANSITIONAL OBJECTS过渡性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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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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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科技与自我创新中心主任,著有《群体性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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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70年代中期,我就读于哈佛大学心理学专业。当时在哈佛有一项被誉为“社会关系”的重大实验刚刚以失败告终。起初这项实验的雄心是要把所有社会科学整合成一个体系。事实上,大多数学科的确在同一个大楼,威廉·詹姆斯教学楼里面。临床心理学、实验心理学、体质和文化人类学以及社会学,所有这些学科在那里紧密相连、相互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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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大家都回到了各自院系所在的各个楼层里。依我看来,最困难的地方在于,研究思想的人在一个楼层,而研究感觉的人却在另一个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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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报名参加了乔治·戈瑟尔斯(George Goethals)的课程,这个课程让我了解到思想中的激情,以及激情背后的逻辑结构。戈瑟尔斯是专注研究青春期的心理学家,并为研究生讲授精神分析课程。他研究的主要方向属于分析思想中的一个特殊学派:英国客体关系理论。这个传统的精神分析法聚焦在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我们如何引入他人,以及在我们内心里,他们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些内在化如何促使我们成长和改变?“过渡性对象”中的“对象”,实际上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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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节课讲到了大卫·温尼科特(David Winnicott)的研究和过渡性对象的概念。温尼科特把这些童年的对象称为“过渡”,就如填充玩具动物、婴儿毯上的丝绸片、喜欢的枕头,等等。同时孩子将其看作是自我与外在现实的一部分。温尼科特指出,这些对象位于孩子对妈妈的依赖,以及逐渐意识到自己是个独立个体的认知感之间。幼儿时期的过渡性对象注定会被抛弃,然而根据温尼科特所言,它们在人的余生中会留下一个标记。更为具体的是,它们影响个人更易具备快乐、美感的经验和富有创造力嬉戏的能力。过渡性对象,因为同时忠于自我和他人,让孩子们了解到外在世界的对象是可以被其所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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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尼科特坚信,在生命的各个阶段,我们会始终找寻那些我们曾体验过的对象,而且内外皆如此。我们丢弃婴儿毯,但会继续找寻婴儿毯曾带来过的一体感。我们会在感觉与世界“合二为一”的时刻找到那种感觉,即弗洛伊德所说的“无界限感”(oceanic feeling)。当我们与一件艺术品、自然中的美景或一段性体验合二为一之际,便可以经历那样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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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科学命题,过渡性对象的理论有其局限性。但作为关于联结的思维方式,它为思考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尤为特别的是,过渡性对象为我提供了一种方法,一种用来了解人类因电脑而开始形成的新型关系的方法,这就是我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所开始进行的一项研究。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正如我开始研究初期的数字文化一样,电脑并非“只是工具”。它们是亲密的机器,人们已经把电脑视为自我的一部分,与自身分开但却相互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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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使用文字软件写作的小说家曾说过:“这是我和机器之间的超感知觉(Extra-Sensory Perception, ESP)。当文字逐一浮现时,我与我的文字就共享于屏幕。”一位使用电脑来作设计的建筑师所说的更为深刻:“一直到在电脑上与形状和式样共舞时,我心中的建筑才得以显现,它们活灵活现于我的眼睛和屏幕之间。”在学习编写程序后,一个13岁的女孩说,当她使用电脑时,“你的小心思藏在此处,但现在电脑里也有这么一个小心思,这时你就开始看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一位程序员也曾说起过他与电脑的“伏尔甘心灵熔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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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着手研究电脑特殊的“召唤力量”时,乔治·戈瑟尔斯的课程和我与几个哈佛研究生一起专心致志地研究温尼科特理论的那段时光,又浮现在我的眼前。电脑成为一个过渡性的对象,它将我们带回到了与世界“合二为一”的境界中。音乐家在演奏前时常在心中听到乐曲,同时内外皆体验到音乐。与此类似的是,电脑也能够作为自我和无我界限上的对象。就如乐器可以作为心灵创作的声音的延展一样,电脑也能够作为心灵创造思想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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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电脑视为一个召唤对象,这成了我们行内的一个新笑话。每当精神分析学家在谈到对象的关系时,他们总是在谈论人。从一开始,人们就把电脑视为“几乎是活着的”或者“活物之类”。自从有了电脑,对象关系精神分析学家就能够全神贯注于研究对象了。人们与视频游戏,与电脑的一行行代码,与虚拟世界的替身,与智能手机,合二为一。典型过渡性对象的概念注定要被抛弃,但其所具有的阐释力量,在经验加重的时刻,将会得以重现。当我们现有的数字设备,像智能手机和移动电话,具有过渡性对象的力量的时候,一种新的心理学便得以开始发挥作用。这些数字对象注定永不会被抛弃。而我们人类,则注定会成为半机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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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作者雪莉·特克尔的《群体性孤独》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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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何美妙而优雅地运行 113NATURAL SELECTION IS SIMPLE BUT THE SYSTEMS IT SHAPES ARE UNIMAGINABLY COMPLEX自然选择看似浅显易懂,实则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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