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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周期性的运动,涉及好几个非常美妙的“特征性数字”:即黄道带星座的数目12、每一种星座所占据的度数30、春分位点沿黄道完成1度“岁差运动”所需时间72年以及黄道带总度数360。这些特征数字都“刚好”是古埃及宗教传说当中的标志性数字。对于埃及人而言,这些数字就好像是“三国”中的3对于中国人那样的通俗和简单。科技史学家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在其著作《水晶太阳之谜:现代人失落的宇宙奥义》(The Crystal Sun: Rediscovering A Lost Technology of the Ancient World)一书当中更是深入考察了隐藏在这些特征数字背后的“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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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热切关注天文学历法的古埃及人早就发现了我在1971年所发现的东西:一年365天5小时49分的真实长度比较于360天的‘理想长度’相差了大约是0.014倍。他们大概已经在乐理中发现了这个毕达哥拉斯常数。由于碰到了两次,于是他们确信这是诸神最重要的数字。古埃及的月亮与智慧之神透特被称为‘第八’,因为他‘完成了七’;其代表了八度音程。音乐中的五度音程则由包括俄塞里斯(Osiris)及其妻伊希斯(Isis)在内的五位埃及神来代表。而且古埃及历法中恰是将这五位神祇作为额外的五天加到一年360天当中形成了36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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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曾经设置有专门奉献给‘八神’和‘五神’的神庙甚至城市,埃尔穆波利斯城(Ermoupolis)俗称‘八音之城’,其主要神庙被称为‘八度神庙’,而神庙的大祭司叫做‘五音之大者’。类似这方面案例还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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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古埃及人没有先后相继地得到这些不同长度的年,更没有随着计算变得愈来愈精确而一个接一个地抛弃它们。古埃及人为所有形式的年都举行宗教祭祀活动。360天一年所造成的5天缺陷在短短72年之内就积累成一整年,他们将其看作太阳神环绕天宇飞行的时间。因此太阳神在《亡灵书》中用72个名字称呼。只有毕达哥拉斯音差常数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古埃及人保留和膜拜其自己早就知道不准确的以360天为单位的纪年:就是因为不准确,刻意地保留它并与精确的纪年相比较,才能够精确地计算出毕达哥拉斯音差常数。否则,这个如同圆周率一样重要的核心数字就会有失传风险;后代有可能不知怎样计算。从而这宇宙间最大的秘密就极有可能重新归于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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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罗伯特·坦普尔为何要说毕达哥拉斯音差常数是宇宙间最大的秘密,并不是本章能够解释和讨论的内容。因为这其中需要涉及更多、更加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诡趣知识。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古埃及宗教传说当中曾经流传过一个“预言”:埃及文明从神创开始,直到最后一代国王为止,整个过程将长达365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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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一种宗教愿意去“预言”其所在文明的终结,尤其考虑到这种文明和宗教才刚刚开始。况且,根据现代人所掌握的知识,古埃及文明从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出现直到托勒密王朝的覆灭,最多也不过几千年的历史。然而,如果能清楚地知道这些“迷信”数字代表着一年的365.25天(即365天零5小时49分钟),或许对古埃及宗教体系的科学研究将会被整个学术界以更加开明的方式延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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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谁也不能否认宗教曾经是科学的载体。古埃及神秘宗教体系,若究其本质,无外乎是先人对于某种客观自然规律的抽象和隐喻。在漫长而悠远的历史进化过程当中,宗教正是以其这种内在的科学属性强力引领着社会主流思想不断向前发展与迈进;其最终演变结果就是形成宗教化的政治思想,而非政治化的宗教体制。然而,罗马帝国因政治之考虑而发起的“耶稣造圣运动”,彻底地伤害了宗教的科学属性;恰是从这里开始,宗教才逐渐地脱离了“古代科学寓言”之角色,走入了纯粹的封建愚民。非常之讽刺的是:这一场科学与宗教的“历史性大分家”,最终却导致了科学越来越近乎于宗教,不断假借着真理之名义,磨亮了手中挥向异见者的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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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节中所引用对话均源自Dan Brown畅销小说The Da Vinci Code第55章。此处的中文版本在整理翻译过程中参考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达·芬奇密码》,朱振武、吴晟、周元晓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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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奥义:揭开人类世界核心机密的真相 第三章 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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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的一个普遍准则就是:如果任何学说能够促使探索者以全新的方式去思考事物的话,那么不管其中拥有多少错误,该理论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当它彻底地履行完推进历史的职责以后,这些理论就容易转变成为探索者们继续前进的绊脚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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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兰·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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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奥义:揭开人类世界核心机密的真相 1.从奥古斯丁到阿奎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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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有一种近乎无知的历史观点,即认为科学与宗教总是处于某种极端的对立状态,水火不容。就如同在中世纪的罗马教皇,几乎总是不遗余力地猛烈打压,甚至是妄图摧毁其科学界的理论敌手,今天的科学机器也应该丝毫不讲妥协地虐杀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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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纵观历史,我们就能够发现,事实并不像课本所宣传的那样:宗教完全是迷信,阻挡科学去探索真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绝大多数历史性阶段里,宗教像所谓的科学一样,积极承担着理解世界的伟大职责与义务,为社会的合理进步指明了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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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神学家对自然哲学(科学)虽然怀有某些政治领域的敌意,但是就整体而言,他们的态度比较包容。若非如此,哥白尼革命就不会也不可能得以发生;而这场革命本身,至少是哥白尼日心说之思想体系,甚至也来源于神秘的古埃及宗教信仰。事实上科学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哪怕直到21世纪的今天都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虔诚的宗教头脑。正如伟大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反复指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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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宗教情感才是科学研究当中最强有力而且最为崇高的动机。若没有这种热忱,就不可能在科学理论的开辟性工作中取得任何成绩。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构造能够掌握实在,要是不相信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内存和谐,科学就不会产生。这种宗教式的信念是且永远是一切科学创造的根本性动力。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并向往着理解真理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情感的源泉却来自宗教的领域。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这种深挚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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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奥勒留·奥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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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深挚的信仰,在某些情况下,会为科学事业带来不少灾难,比如将年幼的科学从其宗教的母体中剥离,加以残酷虐待。历史上若非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不幸,近现代科学也就不会崛起于梵蒂冈的对立面。罗马的宗教“造圣运动”确实是篡改了历史,君士坦丁也确实向宗教原理中灌输了海量政治意识,然而这一切并不足以导致中世纪的基督教彻底抛弃科学和信仰者对于真知的渴求。将科学的知识从宗教中一脚踢开并狠狠扣上了奴隶的枷锁绝不是罗马帝国的“政治杰作”,而恰恰是两位拥有着“深挚信仰”的宗教哲学家——即“恩典博士”圣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e)和“天使博士”圣阿奎纳(Saint Thomas Aquinas)相继做出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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