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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两本濒死学专著出版的空档期，一位影响力远超肯尼斯·林的美国媒体巨头，全球最大民意调查机构“盖勒普民意调查”的掌门人小乔治·盖勒普（George Gallup, Jr.）亦联合威廉·普罗科特（William Proctor）出版了基于全美公民调查的统计学濒死研究著作《不朽之旅》（Adventures In Immor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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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乔治·盖洛普和威廉·普罗科特发现：在所有曾经遭遇过死亡威胁的美国人当中，大约一成半的人反映自己曾经历过濒死体验；其中又有十分之一的受访者宣称自己经历了“典型的灵魂出窍”。超一成的受访者说自己曾进入到另一个世界或维度，另外还有近一成描绘了“高级生命”。仅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向医师报告了消极濒死体验。该书中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盖洛普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展的调查。而在大约20年后的另外一次全美普查中，科研工作者竟得到了完全相同的统计学规律。该项调查亦印证了肯尼斯·林之前的结论：即当事者本人拥有的宗教信仰及对濒死体验的认知对于濒死体验的发生并不会产生显著的干扰和影响，亦不可能分化其在事后的感觉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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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美国民众的特点。因为总会有人质疑说由于美国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所以美国人对生命不朽的观念亦应该受到了其宗教的影响，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在濒死体验中所亲身经历的一切都属于超自然现象。然而有趣的是：盖勒普并不这样认为。他如此评价美国人的宗教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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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民是尊重《圣经》的；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从来不读《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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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于主张无神论的中国。1996年，天津安定医院院长冯志颖及该院医生刘建勋，受上级委派参与了对1976年唐山大地震幸存者的濒死经历调查。在总计81例有效样本数据中，共有32人报告了濒死体验。两位医学家日后出版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幸存者中的濒死经历》报告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单一死亡性事故中有关调查参与人数最多的有效案例；而所得到的结果，即使是非预期性的统计结果，也与欧美发达国家研究结论大体相一致。在这份报告当中，两位医生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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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死研究对于社会医学和临床精神病学具有实际的意义。濒死经历似乎在其主体脱离危险后，对他们具有积极的改造效果。濒死经历的现象学内容更与心理学、社会学、医学和其他科学发生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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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是初始性的和探索性的，关系到一桩特殊不幸的濒死事件；因此我们在把这些数据推广到其他人口时必须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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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的知名儿科专家梅尔文·莫尔斯（Melvin Morse）却将研究对象大胆地推广到了儿童。他在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在西雅图的一所儿科医院里，由多位不同领域的医学家参与，采用了自然科学研究当中最具典型性的双盲对照法研究了两组患各种疾症的孩子。他还与美国《健康》杂志执行总编保罗·佩里（Paul Perry）合作，先后刊印出版了《趋近光明》（Closer to the Light）、《光之改造》（Transformed by the Light）和《临终视像》（Parting Vision）总共三本书。作者在其书中讲述了许多儿童的濒死体验，通过完美的案例证明了儿童与成人在濒死经历中所感受到的事物没有任何本质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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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临终视像》这本书最终于1994年发布面世时，临床濒死研究领域的诸多成果，包括穆迪与梅尔文·莫尔斯等人的辛勤工作，已经载入了标准的医学教科书，成为了自然科学王国里的又一重要分支。莫尔斯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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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穆迪博士的著作刚刚出版时，所谓的医学专家对此不屑一顾，甚至大肆嘲笑。他们认为所谓的濒死体验不过就是简单的幻觉而已。25年后，科学证明了穆迪博士是正确的。我所了解的所有相关主流学科都已得出了与穆迪博士相类似的结论。在过去七年里，濒死体验领域，有三种主流观点；无论是哪一种都与穆迪博士最初发现的不谋而合。先行者们从前面对的那些怀疑和敌对的气氛现在已经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在主流科学期刊上发表一篇又一篇有关濒死学的论文。目前在美国的大学，已经有超过半数的医学院都已在课程中引入了“精神死亡”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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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生命之后的生命》出版后第20年，又一位重量级科学家加入到了穆迪所领导的濒死研究团队。他就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的精神分析学专家彼得·芬维克（Peter Fenwick）。芬维克与其妻伊丽莎白·芬维克（Elizabeth Fenwick）在欧洲出版了一本名为《光中之真相》（The Truth In the Light）的濒死研究专著，以大量合理设计的调查问卷作为研究基础，讲述了总计350名不同国籍欧洲人亲身经历的濒死体验。作者在这部书里运用自己精深的脑科学知识，从神经生理学角度论证了现代医学所能够提供的各种“科学解释”在试图分析濒死体验时，将会遭遇不可避免的困境和矛盾，一种近乎于古希腊两难悖论的致命矛盾。芬维克夫妇的系统论著，从本质上将那些试图以机械唯物论来解释濒死体验的科学家挡在了这项研究的大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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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矛盾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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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奥义：揭开人类世界核心机密的真相 [:170761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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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奥义：揭开人类世界核心机密的真相 5．神秘的灵魂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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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全球医学界最具权威性的核心科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刊登了一篇荷兰心血管外科医生皮姆·范·罗梅尔（Pim Van Lommel）递交的濒死学研究论文。文章内容围绕罗梅尔医生及其同事在1988年至1992年间救助的334位年龄在26至92岁之间的突发性心肌梗死症患者的濒死经历而展开。这项研究成果一经发表即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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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梅尔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濒死经历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意识脱体现象根本无法通过神经生理学知识予以解释！因为在很多患者经历濒死体验时，他们已经处于临床死亡状态——即所谓的脑死亡状态；心跳和呼吸已经完全停止，甚至是已经停止了很长一段时间；脑电波消失，整个神经系统失去了任何生理或病理性电冲动。如果按照现有科学的观点，人类的意识是经由脑神经的生理电活动而产生和运行，那么当患者处于临床死亡状态时，不可能具有独立于其躯体的意识或者任何类似于思维的活动，更不要说濒死体验报告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系列清醒而有秩序的认知和奇妙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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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梅尔所提出的问题与六年前彼得·芬维克夫妇所讨论的致命矛盾一脉相承。芬维克作为一位全世界顶尖的神经生理学专家，曾经试图通过神经的生理或病理性活动而寻找出破解濒死之谜的科学钥匙。他曾经严肃地指出：人类的右侧大脑主管着思维情绪，左侧却负责掌管语言和记忆分类，由于左右脑在死亡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不一致，所以才造成种种难以解释的所谓濒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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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大脑的积极参与，使得濒死体验经常会呈现出某种情绪化波动；然而左侧大脑却并未参与死亡的生理过程，因而难以找到适当语言对该种经历加以描述。另外，濒死体验当中有关空间疆界感丧失、时间定向障碍、事件排序错乱（即许多所谓的回顾“同时发生”抑或以“摘要的形式”发生）等都可以归结为右脑较之左脑的参与程度高。芬维克夫妇甚至专门论证了大脑右侧颞叶的某些功能障碍能导致类似体验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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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彼得·芬维克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他并没有像许多将科学实证之名号看得比科学真理还重要的科学界的所谓专家学者一样，莽撞而不假思索地向全世界高调宣布濒死体验不过是大脑死亡过程中所发生的步调错位；即使他本人确实想通过生理学机制，而非类似于“灵魂”等观点解释这一切。芬维克最终向学术界公布的是另外一项研究成果：大脑不可能在无意识的状态之下成功地建立任何足以产生“体验”的神经反射！即便能够在某些极端特殊的条件下建立感知模型，也绝无可能在事件发生后向人们完整地讲述其间的经过——因为记忆不可能在失去意识的条件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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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梅尔的研究与芬维克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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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死幻觉：灵魂出窍的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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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梅尔在文章中提及了一位40岁的心脏病患者。此人心脏病突发摔倒在路边草坪。路人看到后，立即叫来了救护车，将其送往医院抢救。在救护车上，这名患者渐渐丧失了所有临床医学的生命指征，走入了科学意义上的死亡。罗梅尔在该病人心电图和脑电图已彻底为零后，又继续坚持了一段长时间的“无谓抢救”，并在实施心肺复苏术时将患者口中的假牙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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