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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14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George W．Bush）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太空探索新图景”（New Vision for Space Exploration），表示要让宇航员重返月球，并实现载人火星探索。这一方案提出后不久，著名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错误的东西》（The Wrong Stuff），对该方案提出了尖锐批评。在那篇文章中，温伯格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观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提到在美国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Columbia）坠毁之后，他特意了解了一下航天飞机上的宇航员所从事的实验项目，结果很难过地发现，那大都是一些中学生水平的东西。温伯格认为，人们迄今得到的所有有价值的航天科研成果，几乎全都可以通过无人探测器或无人飞船来完成，载人航天是完全不必要，并且是完全得不偿失的。至于“太空探索新图景”中的重头戏：载人火星探索，温伯格的评论是，耗资相当于几千个无人探测器的载人火星计划，如果只是让宇航员在火星上“插一面国旗，看几块石头，打几杆高尔夫球”，那么当人类首次登上火星的巨大光环消失后，真正留给世人的将是深深的失落。而这种失落——温伯格认为——是当年的阿波罗计划（Apollo program）就曾带给过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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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格发表那篇文章当然有他自己的意图。作为一位物理学家，他非常希望美国能把科研经费更多地投入到对科学发展有直接助益的项目中去，而不要去追求耗资巨大却华而不实的载人航天计划，这在他的文章中表露得非常清楚。他的这种兴趣当然不可能是所有人都认同的，但他提到的载人航天耗资巨大，却绝不可能产生与之相称的实质成果的问题却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必将对航天科学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他的声音也许不会被理会，人们也许会为追求单纯的震撼性去做载人登陆火星那样的事情，但即便那样做了，其结果也有可能只是像昔日的阿波罗登月一样昙花一现。像载人登陆火星那样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的事情，在这个本质上是商业化的社会里，是很难仅凭浪漫情怀就能持续做下去的。这是现实与幻想的巨大差别，也是我们之所以在某些方面远远落后于幻想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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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的删节版发表于《科学画报》2009年第7期（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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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的派对：从科学天地到数码时代 [:1707629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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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的派对：从科学天地到数码时代 第三部分 数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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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的派对：从科学天地到数码时代 [:1707629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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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筏还是灯塔——数据洪流中的科学方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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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的派对：从科学天地到数码时代 1．信息爆炸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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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是美国科幻及科普作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他一生出版过约500本书——恐怕比我一生将会发表的文章数还多。我念中学时曾读过他的很多书，其中有一本叫作《数的趣谈》(2)，而那其中有篇文章叫做《忘掉它！》（Forget It！），我到现在还没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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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莫夫在那篇文章的开头引用了一本生物教科书的前言片段，大意是说我们的科学知识每隔一代就会增加几倍，以生物学为例，2000年的知识将是1900年的100倍。那段话让阿西莫夫深感不安，甚至感到“世界好像在我身边崩溃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阿西莫夫看来，像他这样快速写作的科普作家，几乎是在职业性地追逐科学的发展，可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他有可能追得上形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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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莫夫在那篇文章中为自己的问题找到了答案。不过，我们先不去看他的答案。阿西莫夫那篇文章发表于1964年，在那之前的1961年，“信息爆炸”（information explosion）这一用语首次出现在了IBM公司的一则广告中。自那以后，信息爆炸一直拨动着人们的心弦。也许很多人都会产生与阿西莫夫同样的担忧：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我有可能追得上形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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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阿西莫夫时代的信息爆炸比作常规爆炸，那么由互联网及信息数字化所带来的当代信息爆炸恐怕就是核爆炸了。因为常规的信息爆炸只是书本知识的爆炸，而能在书本上占据一席之地的人毕竟是不多的。但互联网时代几乎让每个人都拥有了发布信息的能力，由此带来的信息爆炸无疑要惊人得多。据一家美国研究机构统计(3)，截至2007年，人类拥有的数字化信息——文字和音像都算在内——约有225000亿亿比特（2.25×1021b），约合15000亿亿个汉字，而且这一数字几乎每隔5年就增加一个数量级。在这些信息中，约70％是个人创造的。以时下最流行的博客来说，其数量在过去几年里几乎每6个月就翻一番。到2008年底，仅中国网民开设博客者就超过了1.6亿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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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的派对：从科学天地到数码时代 2．谷歌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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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爆炸——尤其是互联网上的信息爆炸——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化，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对信息爆炸的前景进行着思考。不过与阿西莫夫当年那种忧虑性的思考不同，当代的思考者中有很多人全心地拥抱着这个信息爆炸的新时代，且对其前景作出了与前人截然不同的设想。2008年6月，美国的一位技术杂志的主编发表了一篇标新立异的文章，题目为《理论的终结：数据洪流让科学方法过时》（The End of Theory：The Data Deluge Mak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Obso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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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杂志名为《连线》（Wired），是一份以探讨技术影响力为主题的杂志，创刊于1993年，订阅人数在50万～100万之间。而撰写那篇文章的主编名叫安德森（Chris Anderson），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传媒人士，曾在《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及《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等著名刊物任职。安德森担任主编期间，《连线》杂志曾多次获奖，而安德森本人也在2005年获得过一项年度最佳主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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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这篇文章的观点标新立异不说，就连标题也相当耸人听闻，不仅预言科学理论将会终结，而且宣称科学方法将会过时。他的这一奇异想法从何而来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他那篇文章的思路。安德森的文章以著名统计学家博克斯（George Box）的一句引文作为开篇，那句引文是：“所有模型都是错误的，但有些是有用的（all models are wrong but some are useful）。”安德森提出，虽然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用模型——比如宇宙学模型——来解释现象，但最近这些年里，像谷歌（Google）那样扎根于信息时代最前沿的公司已经采用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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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举了谷歌翻译及谷歌广告作为例子。我们知道，常规的机器翻译是通过一系列静态的规则——比如字典及语法规则——来把握文章的内容。但谷歌翻译另辟蹊径，借助数以亿计来自不同语言的语句之间的统计关联来做翻译。这种翻译的最大特点是无需知道被翻译文字的含义，而只关心两种语言之间的统计关联。类似地，使谷歌获得巨大利润的谷歌广告——那些当你搜索东西时出现在结果右侧的小广告——也是建立在统计关联之上的。谷歌既不在乎你搜索的东西的含义，也不关心它所显示的广告是什么，它之所以列出那些广告，完全是因为统计关联表明它们与你搜索的东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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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这种全面依赖统计分析的新思路几乎体现在它的所有产品之中。据说谷歌的研究主管诺维格（Peter Norvig）曾在2008年3月的一次技术会议上，将安德森文章开头所引的博克斯的话改成了“所有模型都是错误的，没有它们你也能日益成功”。谷歌这种新思路给了安德森很大的启发。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谷歌的新思路不仅适用于商业，而且会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科学上，并如他文章标题所说的那样，最终取代现有的科学方法。在他看来，科学才是这种新思路的“大目标”（big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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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科学研究的常规模式是从实验数据或观测数据中提出假设、模型或理论，然后用新的实验或观测来检验它们。安德森认为这种模式在信息时代的数据洪流中将会过时，今后人们只需像谷歌那样直接从大量数据的统计关联中得出结论就行了。用他的话说：“关联就已足够，我们可以停止寻找模型。”按照安德森的设想，我们只需将大量数据扔进巨型计算机，让它运用统计算法去发现那些科学无法发现的关联。那些关联将取代因果关系，科学将摆脱模型和理论而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