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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都不是发明家，但一个好发明的妙处却往往是大多数人都能理解的。毕竟，理解一个好发明与实现一个好发明相比，实在容易太多了。不过，有一个好发明却让我时常感慨自己的落伍，因为在它早已风靡世界之后，我仍迟迟未能理解它的妙处，也不太明白它究竟有何魔力，能够如此风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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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好发明就是微博，其世界性的代表网站是推特（twitter），中国的代表网站则是新浪微博、搜狐微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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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7月问世之后，推特在短短几年间就拥有了数以亿计的用户，每天发表的“推文”（tweet）总数也高达数亿。而这一切背后最独特的创意乃是对“推文”长度的一个140字节的限制。这样一个任何人想做就随时能自行做到的限制（即只发140字节以内的短文），一经强制居然促成了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新奇迹，实在很出乎我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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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最初是作为一种社交网站出现的，但异乎寻常的流行使它很快具有了其他意义上的重要性。比如“推文”的数量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了社会事件中的风向球；在某些特殊事件中，推特甚至起到了左右事态发展的作用，颇令人刮目相看。不过更令人刮目相看的则是2012年3月，美国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一些研究者在对大量“推文”进行研究之后，提出的一个一鸣惊人的观点，那就是“推文”中的很多信息，比如与上市公司有关的信息，可以被用来预测股票的价值与交易量，而且预测的结果比经济模型更准（让搞经济的人情何以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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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被这些真真幻幻的重要性所吸引，2012年9月，美国奥多明尼昂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的两位研究者选择了一个不同的角度——即“推文”的消失——入手，对推特展开了新的研究。他们收集分析了与近年发生的几桩轰动事件——比如“猪流感”的暴发、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的猝死，以及若干不便为中国人民知晓的社会事件——有关的大量“推文”的去向，结果发现虽然距离事件的发生并不遥远，相当比例的“推文”却已经消失了，成为互联网上的“死链接”（deadlink）。他们的研究还发现，“推文”的消失数量基本上与时间成正比，长期地讲大约每天有0.02％（或每年有7％～8％）的“推文”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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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推特的巨大影响力，一些媒体在报道这一研究时，特意突出了“历史”这一概念，即我们正在失去由推特所记录的历史。对于喜欢怀旧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令人伤感的结论。不过细想一下，情况似乎又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正如几年前的我未能理解推特这一发明的妙处，今天的我则未能看出具体的“推文”有什么重要性。在我看来，推特的重要性在于由无数“推文”组成的群体，而不在于个体。任何具体“推文”的消失从历史的角度看非但不值得惋惜，反而很可能是一种健康甚至必不可少的自然淘汰过程。常常使用搜索引擎的读者也许都有这样的经验，那就是一条互联网上的信息哪怕已经很老了，哪怕发布该信息的原始网站早已烟消云散了，只要信息本身重要，是不必担心搜不出来的。因为在互联网上，信息的重要性有一个很自然的衡量指标，那就是转载度。一条重要信息必然会有大量的转载，那样的信息是很难彻底消失的。更何况，重要信息还往往有大同小异的版本，甚至时常会有人收集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互联网时代之所以能成就推特那样的奇迹，推特之所以能在社会事件中扮演日益突出的作用，正是因为互联网使转载信息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而重要信息的消失——无论是自然消失还是人为销毁——则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反过来说，一条信息倘若真的消失了，尤其是自然消失了，那它很可能并不是什么值得保存的历史，而是拙作《竹筏还是灯塔——数据洪流中的科学方法》中提到的那些应该被忘掉的数字洪流中的“泥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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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推文”——或其他微博短文——确实是在不断地消失，但我们不必担心历史会湮没。因为在它们消失的过程中，有价值的历史非但不会湮没，反而会因“泥沙”的退去而呈现出铅华洗尽般的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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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于《科学画报》2012年第12期（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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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竹筏还是灯塔——数据洪流中的科学方法》一文已收录于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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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的派对：从科学天地到数码时代 [:170762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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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的派对：从科学天地到数码时代 闲话数字遗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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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喜欢胡思乱想，而且不介意想象一些不吉利的事情——比如自己的死亡。跟这个时代的许多其他人一样，我的人生轨迹是有一部分存在于数字世界里的：我有一个小小的网站，也有一些时常造访的网友。有时我会想：假如哪天我突然死了，我的网站会怎样？当然，除了单纯的好奇外，这种想象并无其他内涵。虽然数字世界寄托了我的不少情感，但我始终没觉得有什么值得在我死后予以保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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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是这样看待自己或亲属在数字世界里的轨迹的。2005年，一名阵亡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亲属为了获取死者的电子邮件，将邮件服务商雅虎（Yahoo）告上了法庭。随着数字世界变得日益重要，此类官司今后也许会越来越多。所涉及的除电子邮件外，还有社交网站的资料，以及存储在互联网上的私人相片等。一旦拥有者去世，这些东西就变成了所谓的数字遗产（digital leg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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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述数字遗产只具有纪念意义，那么数字化的商业合同、房契、银行账户、贝宝（PayPal）等可就是不折不扣的财产了。此外诸如网络游戏道具、比特币、数码音乐等可以折算成金钱的东西，也可以算作真正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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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就连那些只具有纪念意义的数字遗产，如果是属于名人的话，也很可能具有金钱意义上的价值。如今的名人也像普通人一样，越来越少留下传统形式的信件、日记和相片，取而代之的是存储在电子邮箱、博客和电子相册里的种种信息。当这些信息变为数字遗产时，它们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还很可能会像传统名人用品一样，具有金钱意义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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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使得数字遗产越来越成为话题，并且也隐藏着不小的商机。一些公司不失时机地推出了替用户打理数字遗产的服务，这种服务会每隔一段时间以电子邮件等方式确认用户是否健在，如果连续几次确认失败，它就会向用户指定的数字遗产继承人转交继承数字遗产所需的信息。这种服务的收费约为每年几十美元，刚推出时颇引起过媒体的兴趣。只不过，互联网上的多数公司是出了名的短寿，很可能比用户死得更快，这种服务就算不是有意忽悠，其可靠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另一方面，就像普通遗产会吸引偷盗者一样，数字盗墓这一行当也有兴起之势，一些黑客开始将目光瞄准数字遗产，以谋求自己的发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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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遗产成为话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目前还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中。一方面，它的地位正在日益接近普通遗产；另一方面，它的继承权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尚无法律规定，而有赖于各公司的服务条款。令人头疼的是，各公司的服务条款往往各不相同：比如“脸书”（Facebook）允许将死者账户变为纪念页面；谷歌邮箱（Gmail）能以光盘形式提供死者邮件；“推特”（Twitter）会将死者账号一删了之；很多其他公司则要么没有明确的服务条款，要么不允许数字遗产的继承。不仅如此，各公司所接受的用户死亡的证明材料也往往各不相同，给数字遗产的继承带来进一步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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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着数字遗产重要性的提升，针对数字遗产的立法已开始走上轨道。以美国为例，2010年，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通过了针对数字遗产的法案；2011年，爱达荷州（Idaho）也通过了类似法案；康涅狄格（Connecticut）、罗得岛（Rhode Island）、印第安纳（Indiana）等州则技巧性地偷了懒，用已有的法律涵盖了一部分数字遗产。前不久，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也不甘落后，开始讨论针对数字遗产的提案。对更具统一性的数字遗产立法的研究也正在进行之中。与此同步，很多律师在接受遗嘱委托时，也开始建议将数字遗产列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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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些拟议中的或已通过的法律真能解决数字遗产方面的问题吗？答案有可能是否定的。诚然，法律的地位要高于公司的服务条款，从而具有仲裁能力。但这仲裁能力往往局限于单一国家，而互联网的“互联”性却使得数字遗产问题往往会越出单一国家的范围，比如一个人的数字遗产有可能掌握在另一个国家的服务商手里。当一个国家的法律与另一个国家的公司的服务条款发生冲突时，仲裁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我们距离彻底解决数字遗产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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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于《科学画报》2012年第7期（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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