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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书分十三章，一百四十二节，卷首载有详细目录，颇便于参考。但仍有重要事项或人名书名，为目录上所不及载，或散见各处而不易查阅者，另附索引于书末，详载叙及此等事项之节目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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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书末索引系按每条第一字之韵部，依注音符号一、ㄨ、ㄩ、ㄚ、ㄛ、ㄜ、ㄝ、ㄞ、ㄟ、ㄠ、ㄡ、ㄢ、ㄧㄢ、ㄨㄢ、ㄩㄢ、ㄣ、ㄧㄣ、ㄨㄣ、ㄩㄣ、ㄤ、ㄧㄤ、ㄨㄤ、ㄩㄤ、ㄥ、ㄧㄥ、ㄨㄥ、ㄩㄥ、ㄦ的次序排列。同韵之字，以声母ㄅㄆ……的次序为次序，而以韵母独用者置于最后。同音之字，则按笔画简繁而分先后。第一字相同者，第二音分。如此类推。声母独用者概隶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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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书第一章概说，对国学作轮廓的说明，尤其对清代以来的学术概况，特加指出。第二章至第四章，将考证学与考古学所获的成果，略加介绍，便读者稍微知道一点治学的工具和方法。第五、六两章为史学部分，因历史可以指示一切学术的背景，经史又素来是国学的重心，所以置于其他学术之前。而经书为古代史料，又系过去国学的总源泉，所以更列于普通史学之前。第七、八、九章为哲学部分，先诸子，次佛学，再次理学，系按时代次序排列，使读者容易看出演变的迹象。第十至十二章为文学部分，因诗歌是最早发生的纯文艺，故首说诗、骚、赋、词、散曲等属于诗歌一类的作品，而后说到散文与骈文。至于小说、戏曲及民间俗文学，因其发展最晚，且至最近方才被人重视，所以放在末了。最后第十三章，略述自然科学及艺术，以表示我们对于这些学术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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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我国文人每有几个名宇，本书所用以一般人熟悉者为主，有时称名，有时称号，没有一定，但为免除读者误会起见，随时将其另一通用的名宇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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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书因仓卒编成，又因限于环境，参考图书有限，不免发生重要的遗漏与讹谬，尚望学术专家及一般读者不吝赐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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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元月四日编者识于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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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第一章 概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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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所谓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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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这个名词发生于清末，但不知究竟是谁所创造。有人说，章炳麟（太炎）在日本组织“国学讲习会”，刘师培（申叔）氏也有“国学保存会”的发起，大概他们就是国学两个字的最初使用者。这是不是正确，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国学这个名词，是因为欧美学术输入才产生的。它的范围，是把西学输入以前中国原有的全部学术包括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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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学相当的名词，还有国粹和国故。国粹两个字，似乎有点夸大中国学术乃完全精粹物的意思，又似乎有点选择精粹部分而抛弃其他部分的意思，所以人们觉得不甚妥当，改称国故。国故，就是本国文献的意思。不论精粹不精粹，过去的文献总是可宝贵的史料，都可包括在国故范围里面去，这样看起来，国故这个名词总算是公平而完备了。但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只能够代表研究的对象，而不能代表研究这种对象的学问，因此大家又想起用国故学的名称来代替它，最后又简化而称为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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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个名称还不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学术没有国界，当代各国都没有特殊的国学，而我们所谓国学，从内容上看，也就是哲学、文学、史学等等的东西，都是可以作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的，而且事实上外国也已经有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人了，我们为什么不采取世界公用的名称，如中国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类的名词呢？而且对于具有种种内容的学术，为什么不加以个别的名称而必须采用笼统的总名称呢？这都是值得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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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为了依从习惯，并且因为中国各科学术还没有整理清楚，和世界学术融合为一的缘故，只得仍旧采用国学这个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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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二 国学在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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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以周秦诸子时代最为发达，当时诸子百家，各有专长，不相剿袭。自汉朝表彰六经，儒家定于一尊，诸子之学衰落，而经学成为唯一的学术。两千年来，除解释经书外无学问。但到了清代，似乎从解经之中有开辟一条新路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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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汉儒解经，注重字句的解释和制度的考证，但宋儒反对汉儒的方法，主张依经义而修养心性。清初学者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等，因宋明诸儒无补时艰，于是起而批评宋明心性之学的流弊，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然而他们所谓实学，仍然以通经致用为中心，因此即便是非常留心当世之务的顾亭林，也不敢稍为懈怠他的经学研究，并由经学而奠立了清代考证学的初基。颜习斋（元）、李恕谷（塨）继起，提倡实践，反对空言，无论性理考据，都在排击之列，但由于他们要实行三代政治，最后也不得不归于考古。其后戴东原（震）出来，一方面以新理学姿态批评宋明思想，一方面继承顾亭林的考证学而加以发展。同时惠定宇（栋）亦标榜汉学。惠、戴以后，继起有人，考证学派于是占了学术界的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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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统的考证学派继承东汉经师为学而学的精神，埋头研究，不谈现实政治，到道光、咸丰以后，内忧外患交逼而来，不容许士大夫脱离现实，于是正统汉学又逐渐衰落了。代之而兴的于是有继承西汉学者经世致用精神的公羊学派。公羊学派中的康（有为）、梁（启超），最后亦不严格地遵守西汉经说，而直接以己意解释孔孟，以作维新运动的根据，清代思想如再进一步，就有解脱孔孟束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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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正统派中著名的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以及最后的章炳麟，都是对孔孟以外的诸子有精深研究的，他们开始的时候只是“以子证经”，拿子学做经学的工具，其结果便使搁置了几千年的诸子学说也为之昌明。又，康梁派之谭嗣同，更主张“冲决一切网罗”（见《仁学》）。这种发展的趋势，非至推倒孔孟偶像不止，是显然的。因此梁启超曾说清代很像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但是有一个问题。欧洲的文艺复兴，是研究希腊罗马的古学，解放中世纪的思想镣铐，其结果引起了近代科学的勃兴；中国的文艺复兴，是阐扬周秦时代的古学，解放秦汉以来儒家思想的束缚，其结果应当也引起科学的发达，可是我国的科学为什么没有发达起来呢？这是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及反动政治的妨害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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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说，清代考证学派本来是因纠正性理学派的缺点而起，性理学派的缺点是空疏而不切实用，考证学派以客观态度研究经书，就解经而言，诚然不空疏，但是流于琐碎支离，解经也终于不得要领，至于国计民生之现实问题，更是他们所不了解的，他们学问的不切实用，仍然同性理学派一样。晚清诸学者因为受了列强入侵的刺激，及外来思想的影响，大家对于现实问题有所主张，如康有为的倡导维新，章炳麟的参加革命，他们各自代表考证学派的一分支，作为两千年来经学的光荣的殿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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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后，儒家的地位，至少在一般学者的眼里，已经回复到与诸子同等的地位，国学不应当再以解释经书为唯一任务，已是当然之理，而自己创立的学说，尤其不必假托古人的招牌来传布，也是毋庸多说的。不过前代学术的源流和得失，可供我们借镜的地方很不少，而且他们整理古代典籍的成果，很可以供我们利用，所以我们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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