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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采用旧的学说，必须明显地引用，反对暗中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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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彼此见解不同，尽量发展论争，弟子也可以驳难本师，被批评者并不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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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论争以本问题为范围，采客观的理智的态度，对于对方意见亦同样尊重，反对谩骂讥讽及牵涉题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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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喜欢专门研究一个问题，作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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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文体主张朴实简洁，反对啰啰唆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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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十种方法，显然是西洋所谓实证主义的具体应用。胡适也曾经说过清代考据之学的特点有两个：（一）大胆的假设；（二）小心的求证。这两者就是科学方法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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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所用的方法虽然是进步的，但所研究的对象非常狭隘，所获得的成果非常微末——虽然有极可宝贵的收获，但就多数学者所耗费的精力而比例地说，那成果是相对地小。除天文学及算学外，广大的自然科学领域完全不被清代学者涉及。即就古学而论，所谓名物制度的考证是很少有辉煌的成绩的。最大的收获只是在文字训诂方面。当时以考证著名的有戴东原及惠栋两派，戴派比较地富于批评精神，研究的成绩就比较多，文字训诂方面的收获是他们的功劳，惠栋派拘守汉儒传统，缺乏批评精神，其考证支离琐碎，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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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六 欧美学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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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自然科学的输入不自清末始，在明代就开始了。从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到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之百余年间，西洋教士来到中国的有七十四人，著书二百七十种，除关于宗教者外，还有关于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论理学等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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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法，因受这个影响而有所改革。经学家因受这个影响而将天算之学纳入经学的范围，他们认为，经书里面有说及天象及历法之处，研究天算专门之学，正是通经致用的一部分工作，所以当时考证学大师戴东原，对于天文及数学，有相当的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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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考证学派之采用科学方法以研究经学，也不能不说是受了西学输入的影响。这个影响如果扩大，各种自然科学都有从经学里面逐渐生长出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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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从《禹贡》的研究，已发生了地理学的一部分（沿革地理），从《毛诗》草木虫鱼的研究，可以产生动植物学。但因为当时社会经济没有新的发展，政治方面又为雍正帝的高压政策及乾隆帝的怀柔政策所笼罩，加之，罗马教皇禁止中国天主教徒保存奉祀祖先等项旧的习俗，大为中国士大夫所不满，以致欧洲来华教士大受排斥，中西交通为之中断，所以西学影响，仅达到古书研究方法上的革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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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七 “五四”以后的国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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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经学，到了康有为，已经发展到了顶点，正统的考证学派（古文派），到章太炎也可告一段落，过此以后，人们都采用新工具、新材料来研究中国古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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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采用新观点来整理国故，是从“五四”以后开始的。“五四”以后与“五四”以前的异点，在于批判精神的充分不充分。康、章二氏对于流俗之见虽然敢于批评，终于不敢彻底推翻传统的偶像，比方康氏要依傍孔子而传播民主政治的思想，章氏则始终不肯逾越汉朝古文经学家的范围（他谈文字学，以许氏《说文》为绝对可靠，反对旁人根据甲骨文、钟鼎文以批评许氏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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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后，胡适、梁启超、顾颉刚诸氏的整理国故，是没有丝毫偶像观念的。胡适曾说新思潮的运动对于中国旧有学术的思想，采取评判的态度，分开来说，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他解释第三点说，整理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第三步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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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氏又说前人研究古书，很少具有历史进化的眼光（以上所引，均见《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这一点尤其足以区别今人与前人研究国学的精神。现在一般学者都有历史进化的眼光，所以再没有人硬派孔子做民主主义者，也不因为他的反民主思想而谩骂他。《新青年》杂志及《吴虞文录》上面的评孔文章，虽然不免缺乏历史观念（因为它们不大分析孔家思想的社会背景），但是它们的主旨在于反对不合现代生活的传统思想，并不是根本否定孔子之道在历史上的价值。自顾颉刚著《古史辨》以来，许多学者应用社会进化史的理论来整理中国古代史，考古学方面，也有若干创获，整理国故的工作在社会学帮助之下更开辟一新的道路，而清代学者支离破碎的毛病是决不会再犯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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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八 国学与世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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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说过，国学非中国人所能私有，它应当是世界学术的一部分。这点在外国人眼中，早已不成问题，如他们将我们重要的经典翻译过去，对于我们近年研究国故的著作也很注意，择优翻译，而且他们有些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咬着牙读我们佶屈聱牙的古书，或者不远万里而来，发掘我们地底下的古物而带回他们的博物馆与图书馆去，他们又不断地考证研究，把研究的成果著为文章与专书发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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