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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字义是因时代而变迁的。还有因地方而变迁的，古时候有雅言、方言的分别，雅言就是标准语（官话），方言的语汇须用雅言解释，如《尔雅·释言》篇说“斯、侈，离也”，“斯、侈”是齐陈等地的方言，离是雅言；扬雄《方言》说：“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方言是一义数字的重要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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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字义最难了解的是虚字，虚字就是连词、介词、助词、叹词以及代名词等，这些字多系假借字，而古人又常常广泛地使用同音通假，写法不很固定，所以很难辨识。例如“由”、“犹”、“攸”三字作“用”字解；“繇”、“由”、“猷”都作“于”字解；“粤”、“越”也同作“于是”字解。（《书经·禹贡》：“九州攸同”，就是“九州用同”或“九州因而统一”的意思。《大诰》：“猷大诰尔多邦”，就是“大诰于尔多邦”或“正式向你们各邦宣言”的意思。）清王引之《经传释词》一书，专为解释古代同音通假的虚字而作，举例很详，解释很合理，过去有许多不可解的文句，意义都因此而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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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一六 训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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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诂原属于小学，即文字学中专讲字义的一部分，后来因为有人专门研究训诂，分途发展，于是独立成一部门。诂从古言，是以今语解释古语；训与顺同音，是顺着语义去解释，这好像是下定义，立界说一样。训诂的工作可分三方面，即：（一）以今语解释古语；（二）以雅言解释方言；（三）以俗语解释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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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是周朝的字书，为古代训诂学的权威著作。其中《释诂》一篇，是以今语解释古语；《释言》一篇，是以雅言解释方言；《释训》一篇，是以通用语解释文言。后世仿照《尔雅》的著作有《小尔雅》、《广雅》（两书多谈同声之字的互训）、《骈雅》（搜罗复音语汇颇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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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儒训诂工作，表现于群经诸子的注解。训诂专书则有《方言》（扬雄撰）、《白虎通义》（班固等作）、《释名》（刘熙作）以及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一书，兼论字形、字义、字音三项，而能够沟通三方面的关系，是文字学者珍视的第一部古典名著。有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等注解本，近人丁氏福保辑诸家注解而成《说文解字诂林》六十八册，颇完备。刘熙《释名》，以字音解释字义，有清代江声及毕沅的疏证。《白虎通》本是解释典礼的书，但也注重字义的解释，有近人陈立的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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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训诂之学表现于义疏，义疏是对于汉人的经注再作解释，后人所谓《十三经注疏》，是合汉人的注与唐人的疏而说的。注疏的规律，是注服从经，疏服从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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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训诂，不大根据古说，如朱子说“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是望文生义；又常引佛书的话，如“虚灵不昧”、“明性复初”、“常惺惺”等，来解释经典文字；又有引用俗语，如“工夫”、“东西”等来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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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诂学以清代为最精，最重要的著作是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及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阮元的《经籍籑诂》，搜集材料很多，可说是集大成的训诂学书。王引之的父亲念孙也精于训诂，著《广雅疏证》，引之所著《经义述闻》，也和训诂有关。近人刘师培著有《古书疑义举例补》，今人杨树达著《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又根据王引之的《经传释词》而作《词诠》，对训诂学颇有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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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一七 文法学的先驱及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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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引之《经传释词》，意在发现古代语文中语词（虚字）的用例及古人说话的词气。词气表现的方式就是语法或文法，所以王氏的著作可说是中国文法学的萌芽。除王氏外，刘淇也是文法的先驱，刘氏著有《助字辨略》，所谓助字即全部虚字的总称，刘氏将它分成三十类，比之王氏更有系统。到清末马建忠，仿西文葛郎玛著《马氏文通》，文法学便成立了。马著用西文义例解释我国古书的文法，虽然有些牵强的毛病，且全引古人文章而不说及今日通用语言，无益于言文一致运动，如国父在《孙文学说》中所指出者，但从此使过去所谓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古文奥妙，变得比较平常易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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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现象与语言同时产生，但文法的研究则在文字发生了好久以后。从学术的传统看，文法学是训诂学的一个分支，但马建忠以后的文法学，却是受西文的影响较多。过去训诂家对于文字已有虚实的分别（起于宋代），宋以前则以“名”与“词”相对举，刘熙《释名》不涉及虚字，许慎《说文》解释虚字，都称为词，可以为证。《尔雅》除解释各类名物以外，还有《释诂》、《释言》、《释训》等篇，所包括的字，也有不同的文法性质。这可见古代训诂学中早已包含了文法研究，但不如今日的精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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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学也是读古书所必需的工具。马氏以后，研究古文法的有章士钊、陈承泽、杨树达、王力等，章氏著《中等国文典》，陈氏著《国文法草创》，杨氏著有《马氏文通刊误》、《高等国文法》、《词诠》等书，王氏著有《中国文法学初探》，陈王两书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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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一八 方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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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研究也属于训诂学。如《尔雅·释言》，就是将方言解释作为训诂的一部分。到扬雄作《方言》，然后有研究方言的专书。扬雄的书是搜集当时各地方言，互相比较，互相贯通，以便利了解当时人们的著作和谈论，不是为读古书而作。不过我们现在可利用它做读那时候古书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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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杭世骏作《续方言》，章太炎作《新方言》，则与扬雄的著作不同，并不为现代中国人互相了解其方言而作，而是为读古书作的，它们乃是从古文字中寻求现代俗语的语源，从现代俗语中寻求古代文字的读音，这样地沟通今古，一方面要使人们从现代俗语而了解古文字的意义，另一方面要使人们用适当的古字来书写现今的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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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章氏太炎还提出一点意见，说北方各省经过五胡之乱及金元入寇，语言大受外族影响，声韵变动更大，为了振起大汉的民族精神，非“革夷言而从夏声”不可，因此，凡合乎古文字的现代口语，才是值得提倡的正统语音。章氏想凭主观的幻想去改变数千年已成的局面，自是书生之见，但其保卫民族语文的原则，殊可宝贵，如果具体地应用于防范倭夷的语文侵略，是很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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