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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字义是因时代而变迁的。还有因地方而变迁的,古时候有雅言、方言的分别,雅言就是标准语(官话),方言的语汇须用雅言解释,如《尔雅·释言》篇说“斯、侈,离也”,“斯、侈”是齐陈等地的方言,离是雅言;扬雄《方言》说:“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方言是一义数字的重要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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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字义最难了解的是虚字,虚字就是连词、介词、助词、叹词以及代名词等,这些字多系假借字,而古人又常常广泛地使用同音通假,写法不很固定,所以很难辨识。例如“由”、“犹”、“攸”三字作“用”字解;“繇”、“由”、“猷”都作“于”字解;“粤”、“越”也同作“于是”字解。(《书经·禹贡》:“九州攸同”,就是“九州用同”或“九州因而统一”的意思。《大诰》:“猷大诰尔多邦”,就是“大诰于尔多邦”或“正式向你们各邦宣言”的意思。)清王引之《经传释词》一书,专为解释古代同音通假的虚字而作,举例很详,解释很合理,过去有许多不可解的文句,意义都因此而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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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一六 训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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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诂原属于小学,即文字学中专讲字义的一部分,后来因为有人专门研究训诂,分途发展,于是独立成一部门。诂从古言,是以今语解释古语;训与顺同音,是顺着语义去解释,这好像是下定义,立界说一样。训诂的工作可分三方面,即:(一)以今语解释古语;(二)以雅言解释方言;(三)以俗语解释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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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是周朝的字书,为古代训诂学的权威著作。其中《释诂》一篇,是以今语解释古语;《释言》一篇,是以雅言解释方言;《释训》一篇,是以通用语解释文言。后世仿照《尔雅》的著作有《小尔雅》、《广雅》(两书多谈同声之字的互训)、《骈雅》(搜罗复音语汇颇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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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儒训诂工作,表现于群经诸子的注解。训诂专书则有《方言》(扬雄撰)、《白虎通义》(班固等作)、《释名》(刘熙作)以及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一书,兼论字形、字义、字音三项,而能够沟通三方面的关系,是文字学者珍视的第一部古典名著。有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等注解本,近人丁氏福保辑诸家注解而成《说文解字诂林》六十八册,颇完备。刘熙《释名》,以字音解释字义,有清代江声及毕沅的疏证。《白虎通》本是解释典礼的书,但也注重字义的解释,有近人陈立的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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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训诂之学表现于义疏,义疏是对于汉人的经注再作解释,后人所谓《十三经注疏》,是合汉人的注与唐人的疏而说的。注疏的规律,是注服从经,疏服从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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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训诂,不大根据古说,如朱子说“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是望文生义;又常引佛书的话,如“虚灵不昧”、“明性复初”、“常惺惺”等,来解释经典文字;又有引用俗语,如“工夫”、“东西”等来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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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诂学以清代为最精,最重要的著作是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及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阮元的《经籍籑诂》,搜集材料很多,可说是集大成的训诂学书。王引之的父亲念孙也精于训诂,著《广雅疏证》,引之所著《经义述闻》,也和训诂有关。近人刘师培著有《古书疑义举例补》,今人杨树达著《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又根据王引之的《经传释词》而作《词诠》,对训诂学颇有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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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一七 文法学的先驱及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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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引之《经传释词》,意在发现古代语文中语词(虚字)的用例及古人说话的词气。词气表现的方式就是语法或文法,所以王氏的著作可说是中国文法学的萌芽。除王氏外,刘淇也是文法的先驱,刘氏著有《助字辨略》,所谓助字即全部虚字的总称,刘氏将它分成三十类,比之王氏更有系统。到清末马建忠,仿西文葛郎玛著《马氏文通》,文法学便成立了。马著用西文义例解释我国古书的文法,虽然有些牵强的毛病,且全引古人文章而不说及今日通用语言,无益于言文一致运动,如国父在《孙文学说》中所指出者,但从此使过去所谓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古文奥妙,变得比较平常易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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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现象与语言同时产生,但文法的研究则在文字发生了好久以后。从学术的传统看,文法学是训诂学的一个分支,但马建忠以后的文法学,却是受西文的影响较多。过去训诂家对于文字已有虚实的分别(起于宋代),宋以前则以“名”与“词”相对举,刘熙《释名》不涉及虚字,许慎《说文》解释虚字,都称为词,可以为证。《尔雅》除解释各类名物以外,还有《释诂》、《释言》、《释训》等篇,所包括的字,也有不同的文法性质。这可见古代训诂学中早已包含了文法研究,但不如今日的精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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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学也是读古书所必需的工具。马氏以后,研究古文法的有章士钊、陈承泽、杨树达、王力等,章氏著《中等国文典》,陈氏著《国文法草创》,杨氏著有《马氏文通刊误》、《高等国文法》、《词诠》等书,王氏著有《中国文法学初探》,陈王两书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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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一八 方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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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研究也属于训诂学。如《尔雅·释言》,就是将方言解释作为训诂的一部分。到扬雄作《方言》,然后有研究方言的专书。扬雄的书是搜集当时各地方言,互相比较,互相贯通,以便利了解当时人们的著作和谈论,不是为读古书而作。不过我们现在可利用它做读那时候古书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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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杭世骏作《续方言》,章太炎作《新方言》,则与扬雄的著作不同,并不为现代中国人互相了解其方言而作,而是为读古书作的,它们乃是从古文字中寻求现代俗语的语源,从现代俗语中寻求古代文字的读音,这样地沟通今古,一方面要使人们从现代俗语而了解古文字的意义,另一方面要使人们用适当的古字来书写现今的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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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章氏太炎还提出一点意见,说北方各省经过五胡之乱及金元入寇,语言大受外族影响,声韵变动更大,为了振起大汉的民族精神,非“革夷言而从夏声”不可,因此,凡合乎古文字的现代口语,才是值得提倡的正统语音。章氏想凭主观的幻想去改变数千年已成的局面,自是书生之见,但其保卫民族语文的原则,殊可宝贵,如果具体地应用于防范倭夷的语文侵略,是很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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