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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三四 古物与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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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考古学逐渐发展以来,善于读书的人对古书就发生了怀疑,觉得其中所说多半不可信,不但《山海经》、《淮南子》上面的那些神话,什么十日并出呀,女娲补天呀,盘古开天辟地呀,天皇地皇人皇之类荒诞无稽,就是毫没有神话意味的记载,如夏禹治水一类传说,其真实性也大成问题。因为从殷墟卜辞看,殷代还那么幼稚,夏禹又怎能有那样大的力量?某日人估计禹的治水工程,就是近代人都非几十年不能成功,而禹在八年内完成,当然不合理。但章太炎氏解释说,禹当时的治水,不过总其成,各地当然分区办理,各区也各有负专责的人。章氏尊重古书,认为不可任意怀疑,故作这种辩护,其实当时我国尚在部落时代,像《禹贡》上九州那样大的地盘,由一个政府统治,是绝对做不到的。而且铁的发现在春秋战国之间,《禹贡》上居然讲到梁州贡铁,可见这书是战国时人凭想象写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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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初期疑古诸家有些离奇的臆说,如以禹为爬虫,以墨子为印度人之类,不能有确切的证明,但大胆的假设也是科学所需要的。到了后来,一般史家对于古书上的记载,无论是否神话,都认为有历史的意义,而根据社会学的观点给以合理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又常常可以用古物研究来作证明。例如姜嫄履大人足迹而生后稷,及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简狄吞燕卵而生契)的故事,以社会学眼光看来,在氏族社会群婚时代,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实在不是奇怪的事,后世父权时代,因为找不出父系祖先来,所以假托神话来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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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古书的新解释,不但有充足的理论根据,而且有确切的事实佐证。因为《山海经》上的帝俊及其妻娥皇、常羲,在殷墟卜辞中就有高祖夋及娥与义京和他们相当,经专家考证而知帝俊、高祖夋、帝喾、帝舜,都是指同一祖先或同一最高神——上帝,而娥与义京两女子,或作羲和与常羲,或作娥皇与女英,或作姜嫄与简狄,在群经诸子中表现为种种不同之传说,如吞卵或履大人迹而生儿子呀,姐妹共夫,兄弟(舜与象)并淫呀,暗示着初民的血族群婚及稍进一步的亚血族群婚(这即是伴侣婚或彭那鲁亚家族,其制度是姊妹共夫兄弟共妻)之存在。儒家按后世伦常加以粉饰改造的古史,经这一研究而揭露了真相,这可说是历史科学在中国的初步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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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太炎在《国故论衡·理惑》篇表示其对于卜辞之怀疑,认为是古董商的伪造,而坚信经典的内容及许氏《说文》的训诂,大概章氏还不知道殷墟发掘已经经过专家的亲自努力,更不知道近代研究古史有参考今日野蛮民族生活的方法,这是时代所限,我们不必认为是章氏的固执不通,但我们决不可跟着他去犯错误。殷墟发掘还不过是锄头考古学的初步,后来还不知道有多少宝贵史料已从或将要从地底下发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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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古物外,各边疆民族的生活,也非常值得研究,尤其是西南深山中的土著,如果我们能仔细考察,其给予我们读古书的帮助,一定很多。试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如广西徭民中有一种,其语言叫“虹”为“ㄉㄧㄉㄥ(dideng)”,音与《诗经》上的“蝃”完全相同。又疑问助词有一个读“ㄗㄧ(zi)”的,和“哉”字相当,如果依“ㄗㄧ”音去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那首古歌,韵脚就完全谐和。这不很明显的是古代语言的实证吗?(据一九四二年十月九日桂林《大公报》载的朱家骅氏的《抗战以来中央研究院概况》,研究院之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考古学方面,除发掘小屯村外,还发掘了殷历谱、两城镇、侯家庄、浚县、辉县、汲县山彪镇、川康大司空村,及四川彭山汉墓,又在绥远、川康等地作了考古调查。在人类学方面,曾调查川康黔桂湘西等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研究畲民的图腾文化;语言学方面,曾调查黔桂苗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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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第四章 书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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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传写本与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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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刻印刷之术,萌芽于隋唐,宋时才有大发展,自唐以前,书籍的流传,全靠抄写。写本的书籍又分两个时代,周秦汉为简册时代,隋唐为卷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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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册时代的书,是在竹片(简)或木片(牍)上用竹笔蘸漆书写,或用刀子刻的(《史记》称萧何做刀笔吏)。多简相连,则用绳子或皮革的带子连系起来,成为册子。秦汉间的漆书也写在缣帛上,大约因当时蒙恬已发明兔毛笔的缘故(所以《说文》序有“著于竹帛”的话)。但直到西汉末年,竹书依然很多。古人所谓“汗简”,就是去掉竹汁,“杀青”就是去竹上青皮,这都是预备竹简为写字之用的手续。《汉书·艺文志》上的书,有分篇的,有分卷的。分篇的即竹书,分卷的即帛书,因为缣帛是可以卷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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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蔡伦因缣贵简重,不便于人,乃发明用树皮麻头破布造纸,书籍于是比从前轻便而价廉。但直到东汉末年,纸还没有普遍流行。魏晋时,松烟墨及凹心砚也发明了,文房四宝完成,于是到隋唐时,藏书机关,完全没有竹木的简册,而图书尽是卷轴了。卷轴就是将书页卷在木轴上,如现今卷对联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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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鲁恭王拆孔子宅,于墙壁中得《礼经》、《尚书》、《春秋》、《论语》、《孝经》,都是竹简书。晋太康元年,汲郡民盗发魏安釐王墓,得竹书漆字科斗之文,如《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共十六种。那些原物早已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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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时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古时书籍多种,包括汉武帝时木简漆书,唐懿宗时版刻印本,五代刻印本及其他写本,是现在仅存的古书原物之一重要部分。按敦煌县南有鸣沙山,其山麓三界寺之旁即莫高窟,有石室千余,四壁都是佛像,世称千佛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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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00年,寺中道士于扫除之时,偶然弄破了墙壁,发现壁内有一藏书室,自汉至五代之书籍碑版,及手抄之书,贮藏极多。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听说,前往收买,运回欧洲,现藏于伦敦博物馆。法国人伯希和又来搜寻一批,运回巴黎博物馆。后经我国政府取缔,并收集其残余者保存之,方才没有全落外人之手。还有人从巴黎、伦敦抄回来一些通俗文学,印行《敦煌零拾》及《考古学零简》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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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敦煌附近沙漠地带亦发现汉简。王国维曾根据它著了《流沙坠简》等书。此外西北各地发现竹木简书,还有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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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印刷发明后,手抄本之古书,常常可以校正印本的错误,所以非常宝贵。清乾隆修《四库全书》,因卷帙浩繁,亦未曾付印,仅抄写七份,分存七处藏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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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本以宋版书为最珍贵,但宋版不止一种,其中也有错漏较多的。其次元刻的书,也比较被人重视,清代殿版及私人刻本,有名的也不少。过去有些藏书家,专门搜集善本书,因而发生版本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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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版本的正确性是相对的,无论什么版本,经过数千年的传写与翻印,错误总是难免的,不过有多少不同或此正彼误的分别而已。现在印刷术进步,许多善本书,都经书商影印行世,我们如果不是古董收藏家,专为读书起见,那末有善本的影印书,就很可以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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