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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今文派以《春秋公羊传》为主要凭藉,古文派以《周礼》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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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今文派指斥古文经传是刘歆伪造之作,古文派斥今文经传是秦火残缺之余——今文经传现存《仪礼》、《公羊》、《穀梁》(?)及《小戴礼记》(?)、《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古文今存《毛诗》、《周礼》、《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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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今文派相信纬书,以为孔子的微言大义,间有存者,古文派则斥纬书为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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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几点看来,两派不但是所根据的经传版本不同,而且治学态度也相反。今文派虽斥古文经为伪,而本身所根据的经也未必是真,尤其是经说完全由主观造作,发为种种怪异的议论,倾向于迷信与独断。古文派态度比较客观,注重历史的根据,不采神秘怪异之说,故其经说比较接近孔学的真相,但未免过于信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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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五四 汉以后的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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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至清,支配我国思想界的主流,为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两汉经学在这一期间等于中断,这时期中比较可注意的几点是:(一)今文经学的首先衰落;(二)南北学的分化;(三)隋唐义疏之学的兴起;(四)宋明理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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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魏间郑玄、王肃混淆今古文家法,而实际左袒古文经学,加以晋永嘉之乱,今文经传大部分亡失,今文经学就从此衰落下去,而古文经学则相对地日渐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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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晋玄学清谈的空气中,王弼注《易经》,何晏注《论语》,虽不免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大体仍以汉学为根据。南北朝时,南北经学的倾向颇有不同。最显著的分歧点,就是南方尊重郑玄的《易》注,杜预的《左传》注,北方尊重王弼的《易》注,服虔的《左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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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至隋唐间,所谓义疏之学发生,义疏者就汉儒经注再加以疏释之谓,就是注解的注解。两者合而言之,叫注疏,分而言之,“注”一类的东西,有传、记、笺、注、诂训、解诂、章句、章指、集解等;“疏”一类的东西,有义疏和正义。它们的体例是:注不破经,经不破注,注或迂曲,疏必繁称博引以说明之,但后来清人有些疏也纠正注的错误。义疏之学盛于唐,唐初孔颖达、贾公彦作五经注疏,为当时政府规定的经学标准。唐以科举取士,违反孔、贾义疏的就不予取录。孔氏所采经注以南学为主,将北学合并到南学里面,于是王弼、服虔之学散失,而唐之义疏风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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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讲经,不重视古注,各自发明义理,因研究方法的不同,终于形成了三派:一派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相当地采用归纳法;一派以陆九渊、杨简(慈湖)为代表,纯粹用演绎法;一派为批评派,以叶适(水心)、陈傅良(止斋)为代表,号称浙学,此派不空谈性理,而注重事功,再分为金华派(出于吕东莱)、永嘉派(出于陈傅良)、永康派(出于陈同甫)。宋儒理学虽系根据经书立说,实系自有体系,另详理学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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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两朝,因朱熹之学为朝廷提倡,取得正统地位,陆象山之学得王阳明继续阐扬,也为当时学者所信仰,他们两派都是借经学讲理学,本不以经典为主,降至末流,便将经学书搁置不读,专门空谈,所以经学因而衰落。清代儒生,因矫时弊而反对理学,提倡朴学,学术风气为之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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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五五 清代的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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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思潮的变迁可分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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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启蒙期。特点是对于明末理学的反动,主张匡救时艰的实学,但仍不完全摆脱理学的窠臼,尤其是都以为必须通经方能救时。开创清学的大师是顾炎武,他研究当时郡国利病,对实际问题有贡献,同时奠立了考证学的基础。其他考证的名家有胡渭、阎若璩。重苦行实践的有颜元、李塨;以史学为根据而注意时事研究的,有黄宗羲、万斯同;专治天文算学,开自然科学之路的有王锡阐、梅文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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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盛期。特点是对理学不再攻击,也不因袭它,又不抱通经致用的观念,完全脱离实际而作书本上的考证,即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以上几点不适用于戴震),主要人物是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号称汉学正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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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没落期。特点是正统派趋于没落,仅俞樾、孙诒让等一二大师守最后壁垒,而今文派康有为等,因晚清时局动荡,乃企图借经学为改良时政的工具,于是著《新学伪经考》,抹煞古文经传,根据《公羊》,创“孔子托古改制”说,又著《大同书》以表现自己的理想,虽救时的志愿可嘉,但其治学态度全凭主观,对于经学本身并没有什么成就,所以这一派也不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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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期中的主要学派有四个:(一)浙东学派——黄宗羲(梨洲)创立,万斯同、毛奇龄等继之;(二)东吴学派——创自吴江惠氏祖孙三世,即惠周惕、惠士奇、惠栋(定宇),继之者有余萧客、江声(艮廷)、钱大昕、王鸣盛等;(三)皖南学派——创自婺源江永(慎修),其弟子戴震更光大之,继之者有胡培翚、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四)常州学派——从武进庄存与开始,继之者有刘逢禄、宋翔凤、魏源、龚自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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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东吴、皖南两派,都属于全盛期的考证学派;但吴派揭汉学旗帜,拘守汉人学说,毫无创造精神;皖派巨子戴震,并不自命为汉学,但使人从汉学以求新发见,其治学方法根本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所谓朴学,应该以皖派为中坚。因清之朴学,并不是东汉古文学的再现,而是具有进一步的发展的,在其极盛时期,种种专门学术如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史学、地理学、天算学等,都分途进行,而类书的编纂,丛书的校刊,伪书的辨明,佚书的搜辑以及古书的校勘,也是他们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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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学派颇注意于今文学的研究,为晚清今文学的先导者,继之者除康有为外,还有王闿运、廖平、皮锡瑞,以及近人夏曾佑、崔适。朴学正统,到最后还有章炳麟(太炎),新派有王国维(静安)、罗振玉。继章氏学者有黄侃(季刚)、吴承仕(检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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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清代经学凡三次变化,开始为汉宋兼采,乾嘉时期,东汉之古学全盛,晚清则西汉今文学再起。在此等变化中,有几次的理论斗争,即(一)汉学和宋学的斗争;(二)今古文的斗争。江藩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对正统派经学竭力推崇。方东树著《汉学商兑》,则代表宋学施行反攻。至于今古文的斗争,则从康有为与章炳麟两氏的著作中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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