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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哲学属于道家一派,他的《论衡》一书,即根据道家自然主义的观点,来批评当时一般人的迷信。他驳斥阴阳家天人感应、灾异示警的学说,认为人死后没有灵魂,祸福是人自己所造成,不是鬼神主使的。他对于历史的见解,是今优于古的进化观,反对一般人贵古贱今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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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的方法论颇符合科学,他立论必根据事实、证据,再以心意诠订之,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统一。他的人性论,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但可随环境而变迁,所以要注重教育。他在《非韩》篇非难韩非,在《问孔》及《刺孟》篇,说明孔子、孟子的学说里也有矛盾,在《说天》及《说日》篇,非难邹衍及天文家的学说。他对于《论语》里面孔子教子贡去“食”存“信”一点,提出反对的意见道:“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今言去食,信安有成?……夫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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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子成为偶像以来,数千年来,没有人敢公开批驳孔子的议论,只除了王充和明代的李卓吾两人。李卓吾的书曾被人焚烧,王充的书幸获保存,这又可见汉朝虽尊崇六经为官学,民间的学术思想仍然自由,宋明以来,儒家的思想专制,方才变本加厉。清代研究诸子的风气渐开,乃在参证经义的大题目下进行的,并不敢阐扬诸家绝学,与儒家分庭抗礼。因此王充之学,特别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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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说日》篇说:“日之长短,不以阴阳……夏时日在东井,冬时日在牵牛。牵牛去极远,故日道短;东井近极,故日道长。”又说:“云雾,雨之征也。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也。”这又可见王充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与严谨的科学精神,与充满术数观念的阴阳家及今文派儒家比较,真不知进步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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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王充也有一个大缺点,就是认为个人的贵贱祸福,国家的盛衰治乱,都由命中预定,人力不能改变它。这仍是受了时代的限制,免不了世俗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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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七八 魏晋时代的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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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六朝时代,儒家经学衰微,拘牵文字,不讲大义,道家思想于是占了支配地位。当时的人称道家之学为玄学,称《老子》、《庄子》、《周易》为三玄。《周易》(即《易经》)虽是儒家经典,但经老庄派学者的注解,也道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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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注解老庄的极多,差不多可以和儒家经传的注疏相颉颃。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何晏的著作为《老子道德论》及《论语集解》,王弼的著作为《易注》及《老子注》。此外郭象的《庄子注》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何晏、王弼等的思想是继承庄子而不是继承老子的,以虚无寂灭,超脱现实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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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等思想影响下,产生了阮籍、嵇康、刘伶等的“清谈派”。阮籍著《达庄论》,阐明“万物一体”的学说,又作《大人先生传》,攻击“君子之礼法”。嵇康作《释私论》,指明“君子不以是非为念,但虚心率性而行,自然不违道”。刘伶作《酒德颂》,表现一种放荡不羁的人生观。当时有人伪托列御寇所作的《列子》,内有《杨朱》篇,也是说,只有快乐享受是人生之目的及意义所在(张湛作《列子注》,人们怀疑《列子》就是他编撰的)。此等哲学思想,表面上是乐观的,实际上是悲观厌世,消极,颓废。由清谈派再发展下去,便成葛洪一派的神仙修炼之术(《抱朴子》),这是逃避现实的最后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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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玄学时代的著作讲,以郭象的《庄子注》为最有价值,因其对于庄子的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都能充分发挥。郭象说无不能生有,天地万物都是“块然而自生”,即所谓“独化”之理。又说天地万物,“彼我相与为唇齿”,“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又说:“治乱成败,遇与不遇,非人为也,皆自然耳。”“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其弊至于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这就是说,一件事的产生,乃整个客观环境所造成,不是一二特殊人物所能独创的。又说万物彼我“相反而不可以相无”,似乎就是说明对立的统一。他又说:“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讲到社会制度,则说“夫礼义,当其时而用之,则西施也,时过而不弃,则丑人也”。讲到人性,则说“人性有变,古今不同也”。这些见解都很透彻。至于神秘主义,就是所谓“至人”或“圣人”人格的解释,那就是忘彼我,统小大,齐死生,同是非,泯除一切差别的观念,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所以章太炎氏说郭象承何晏“圣人无情”之说来解《庄子》,在他的笔下,“圣人竟是木头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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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七九 子学之兴起与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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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菁华,全在周秦诸子,不但哲学思想高深微妙,远过于后世儒家(章太炎说宋明理学不如佛学的精微,但周秦诸子则包含了那样精微的哲理。冯友兰说论理学是哲学之哲学,古代只有公孙龙子讲求这种纯理的学问。人们见解虽然像这样的不一致,但无论如何,不能不说周秦是中国哲学思想最发达的时期),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都在那时萌芽了(如法家的政治学,名、墨、儒、法各家的逻辑学,墨家、阴阳家的数学,阴阳家的天文学,兵家、墨家的军事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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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时代的学风,有最可注意的数点,就是:(一)有创造性,不相剿袭;(二)为专家之学,易于求精;(三)后学阐扬前哲,不为旧说所限,易于进步;(四)各派互相驳辩,思想日益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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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何以发生这种百家争鸣的学风?那就以社会剧激变化为主要原因。春秋战国时代,铁制农器已普遍使用,农业、手工业骤行发达,商业因而产生,大商人如弦高、计然、范蠡、吕不韦等人,不但富超王侯,而且操纵政治,但旧时贵族,反而有很多没落起来的,因此新兴豪强希望有中央集权政治的出现,结束纷争割据的局面,以便利商工的发展,而旧时贵族,则希望恢复封建初期大小诸侯和平共居的局面,因此形成新旧思想的对立。同时各封建诸侯国,因地利的不同,经济发展又不平衡(如齐有鱼盐之利,用国营方法而致富强;秦用商鞅的农战政策,开荒垦殖,普遍施行军事训练),造成了加紧兼并弱小的趋势,到后来七雄并立,斗争的规模更扩大,也更激烈,大家都想吸收人才来帮助自己,所以提倡讲学,奖进文化,已成了列国通行的政策。当时文化中心,如齐国的稷下等地,为人文荟萃之所,对于学术研究的鼓励,是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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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是知识的逐渐普及。因为过去知识全由封建贵族所垄断(所以《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出于王官),由于贵族的没落,将知识带到民众中间去传播(如孔子在民间讲学),产生了许多新的知识分子;加以社会交通的频繁,首先是通商与外交的往来增多,打破了封建初期移徙住居的限制,使文人策士,也能自由奔走游说于各国,收互相观摩互相促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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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学说,无不为了“救时之敝”(《淮南子》),不过因其地位的不同,见解的各异,而造成种种不同的方案罢了。如墨家、法家以及儒家的荀子等,都是主张建立新的中央集权制的;如老子,是主张恢复旧时“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的;如孔子,是主张当时霸主实行尊王攘夷政策来恢复并巩固封建旧秩序的。总而言之,他们对于当时现状都不满意,主张改良或变革一下。然而假使仅有纷争的局面,而没有新兴进步的社会层,如五胡十六国或五代十国的局面,那种活泼进取的现象也不会产生。因此,我们从诸子学之所以盛,可以推论到诸子学之所以衰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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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大一统之后,历代帝王尊重儒术,以利禄为提倡经学的工具,造成诸子百家的消沉,这自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如三国六朝时代,儒学本身也很消沉,而结果仍然没有学术隆盛的气象。这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停滞,社会阶层并没有新的发展的缘故。在秦汉之间,商业虽一度发展,但因生产方式没有进步,政府又厉行抑商政策,商业终于没有大的发展。到六朝以来,社会经济虽然略有进步,而进步很小,生产方式大体仍然和两千年前差不多,和我们接触的异民族,始终是一些文化较低的游牧部落,所以直到近世与西洋各国交通以前,学术思想再没有重振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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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时代过去以后,只有后汉王充是一个特异的思想家,魏晋玄学不过使道家思想走向庸俗化,并没有什么成就,自此以后,诸子学已成绝响,直到清代,才有人研究它,但这都限于训诂、考订、校勘,并没有注意到义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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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整理国学,对于清代人所谓诸子学,不能不有所改变:第一,诸子学不能成为一种科目,应当归属于中国哲学史,更确切点说,中国古代哲学史,或古代思想;第二,应当注意义理的探讨及时代背景的研究。至于从旧的传统中寻出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基础,那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不是初步工作所能办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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