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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学说，无不为了“救时之敝”（《淮南子》），不过因其地位的不同，见解的各异，而造成种种不同的方案罢了。如墨家、法家以及儒家的荀子等，都是主张建立新的中央集权制的；如老子，是主张恢复旧时“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的；如孔子，是主张当时霸主实行尊王攘夷政策来恢复并巩固封建旧秩序的。总而言之，他们对于当时现状都不满意，主张改良或变革一下。然而假使仅有纷争的局面，而没有新兴进步的社会层，如五胡十六国或五代十国的局面，那种活泼进取的现象也不会产生。因此，我们从诸子学之所以盛，可以推论到诸子学之所以衰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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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大一统之后，历代帝王尊重儒术，以利禄为提倡经学的工具，造成诸子百家的消沉，这自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如三国六朝时代，儒学本身也很消沉，而结果仍然没有学术隆盛的气象。这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停滞，社会阶层并没有新的发展的缘故。在秦汉之间，商业虽一度发展，但因生产方式没有进步，政府又厉行抑商政策，商业终于没有大的发展。到六朝以来，社会经济虽然略有进步，而进步很小，生产方式大体仍然和两千年前差不多，和我们接触的异民族，始终是一些文化较低的游牧部落，所以直到近世与西洋各国交通以前，学术思想再没有重振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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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时代过去以后，只有后汉王充是一个特异的思想家，魏晋玄学不过使道家思想走向庸俗化，并没有什么成就，自此以后，诸子学已成绝响，直到清代，才有人研究它，但这都限于训诂、考订、校勘，并没有注意到义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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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整理国学，对于清代人所谓诸子学，不能不有所改变：第一，诸子学不能成为一种科目，应当归属于中国哲学史，更确切点说，中国古代哲学史，或古代思想；第二，应当注意义理的探讨及时代背景的研究。至于从旧的传统中寻出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基础，那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不是初步工作所能办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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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第八章 佛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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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 初期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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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是佛陀（Buddha）的省称，原义是“大觉”，兼有自觉及觉他的意义。在印度，从来一切觉者，通称为佛，到释迦牟尼出生，集过去一切佛的大成，为未来一切佛所宗仰，于是成为佛教的教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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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有四大门阀，第一等为婆罗门族，即僧侣；第二等为王族；第三等为农商；第四等为贱族。释迦出身于王族，反对婆罗门教，认为外道，佛教于是成立。释迦为族姓名，牟尼为出家后之字。释迦约于公元前562——前552年间降生于印度迦比皤窣都国，为净饭王的太子，曾纳三妃，生一子，但太子在青年时期，即悟到尘世苦恼，有解脱思想。年十九，出家修苦行，至三十五岁成道，到处说法传道，享寿八十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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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弟子很多，最著名的是舍利弗、目犍连、大迦叶、阿那律、须菩提、富楼那、迦旃延、优婆离、罗睺罗、阿难陀十大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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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灭度后百年，佛徒内部相争，分东西二派。当佛生时及其灭度后二百年间，佛教传播区域，还不出恒河流域以外。当时信徒多系商业的富人，与商业发生关系的王族，及婆罗门的脱落分子。大约在公元前350年至公元150年（中国东周显王十九年至东汉桓帝和平元年）之间，是原始佛教思想生长之期。当时印度社会，大体上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代表此期佛教思想的经典是《阿含经》。《阿含经》所表现的思想颇复杂，除解脱哲学外，还夹杂有万有灵魂论、图腾主义、祖先崇拜等原始的宗教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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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解脱哲学看来，第一，是认定生存为苦恼（无常观），力求解脱，而争取“无老无死无忧愁戚无秽污无上安稳涅槃”（涅槃译言圆寂，即永寂不动的精神境界）；第二，是注重宗教的实践，而非难形而上学的思辨；第三，是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生存的事物都随时生灭变迁，没有永恒性，而永恒存在的实体我，也是没有的），“因爱生苦”（爱即要求我的永恒之欲望），“无我（无爱）即无苦”为根本思想；第四，是以为“老死”的苦恼有一系列的条件（十二因缘），而最后为“无明”（无知之意，指不明白佛理），佛教主旨在于断灭无明，解脱烦恼，而到达于无上安稳的涅槃；第五，所谓“诸法无我”，是说现实的我之中并没有常一主宰的我（灵魂），必须死后进入涅槃（即脱离轮回，不再投胎为人或变别的东西），然后才能到达于我的永远的生存；第六，有时又说“一切诸法均为实有”（“法”包括事物或思想等一切存在而言）。综上数点，可知原始佛教思想，是主观唯心论（认定精神的我可以永存），同时又掺杂了物心二元论（诸法也为实有）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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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八一 佛教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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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到阿育王在位时，渐渐传播到印度以外，如缅甸、锡兰、阿富汗等地，阿育王以后三四百年，佛教渐盛行于上述各地及中国，而印度内地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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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元第二三世纪之间，龙树比丘唱诸法皆空之说，为大乘空教之祖。第四五世纪之间，无著及其弟子先后阐扬大乘佛法，而创唯识宗。第六七世纪之间，陈那革新因明学（即佛教逻辑学），护法著《成唯识论》以发展无著、世亲的教义，其弟子戒贤继承之，而和他们对抗的则有继承龙树理论的法辨及其弟子智光。唐时中国玄奘大师到西域，对以上两派理论都有研究。同时到中国传佛教的，有菩提达磨、真谛、达磨笈多、法藏（贤首大师）等。公元八世纪，印度佛教渐衰，其时来中国传教的，有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实叉难陀等，而中国义净法师游印度，留滞南海诸国，回国后颇有译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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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东移，分两条道路，一条是北方路线，经新疆一带以入中国，一条是南方路线，由印度、缅甸、暹罗、安南等地入中国。后来又由中国传到朝鲜、日本。中国输入佛教在东汉明帝时。公元六十五年，明帝遣使到印度求佛经，结果得了佛像经卷，并和迦叶摩腾同回，自此二三百年间，印度及西域佛教家，到中国学汉文、传教、翻译的，很不少。自南北朝以至隋唐五代，佛教思想支配了中国学术界，当时第一流的思想家，都是佛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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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南北朝对立的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颇利用佛教以对抗南朝，于是中国儒者与道家曾有联合反佛的运动，如梁朝范缜著《神灭论》（论人死后没有灵魂），刘勰著《灭惑论》注b，宋代顾欢著《夷夏论》，曾引起佛教徒的许多驳辩（载于《弘明集》及《广弘明集》）。另一方面，一般学佛的人，又多半用老、庄、《周易》的思想来说明佛教教理，即所谓以外典（非佛教的经典）释内典（佛教的经典），名叫“格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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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义”是佛教中国化的开始。凡一民族接收外来的文化，常常拿固有的民族文化做基础，这就是佛教所以中国化的理由。中国人讲佛学时所加入的中国思想倾向，大致有几点：（一）中国古代哲学，都以为吾人主观之外，实有客观的外界，但佛学则说外界虚妄不实（空），中国人以为这说太怪，所以讲佛学者多半将佛学所谓“空”另加一番解释，使外界为“不真空”；（二）中国儒家主张在“自强不息”之中，求人格的最高境界，即富于出世色彩的庄子，也不以全然不活动的人为理想中的真人、至人，因此中国人对于佛之境界，也认为并非永寂不动，佛虽“不为世染”，而亦“不为寂滞”，所谓“寂而恒照，照而恒寂”；（三）因印度门阀的等级很严，故佛学中说有一种人没有佛性，但中国人却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讲佛学时，认为人人都有佛性，又佛教中有轮回之说，认为今生修行的成就，可作来世修行的根基，如此历劫修行，积渐始能成佛，但中国人却说即在此生中可以“顿悟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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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种倾向，在印度佛徒中也可能有，但中国人则特别加以发挥，如前所述龙树一派“诸法皆空”的原理，中国人因其近于老庄，颇容易接受。至于无著、世亲的“万法唯识”论，就和中国思想不大接近，引不起很深的兴趣。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后来竟产生了禅宗、天台宗、华严宗等几个特殊的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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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b 编者按：刘勰的《灭惑论》，旨在批判反佛言论，为佛教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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