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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佛学家常说佛学包含心理学，如如来藏宗的心理学，即《楞伽经》与《大乘起信论》所讲的，以一心分为“真如”、“生灭”二门。真如是真心，即如来藏心之实体，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无有差别的。生灭之心，有差别相，差别由妄念而生。若离妄念，而观“无念”，则仍为真如。真如生灭，本非二物，由觉、不觉而生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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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般若宗的心理学，即天台宗所讲的“一心三观”法门。三观是空观、假观、中观：空观破见思惑，证一切智，成般若德；假观破尘沙惑，证道种智，成解脱德；中观破无明惑，证一切种智，成法身德。总之此宗对心理现象不重分析，但说一切心行俱是虚妄。只有法相宗的心理学，对心理现象分析很详，和内省派心理学确实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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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唯识论的分析，心法有八种：一、眼识，二、耳识，三、鼻识，四、舌识，五、身识，六、意识，七、末那识，八、阿赖耶识。前五识是依眼、耳、鼻、舌或身发生出来的知识。至第六识，与普通心理学所谓意识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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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意识又分两种：一、独头意识，乃于离开五官感觉之后单独构成，略似心理学所说的“想象”；二、同时意识，乃依前五识之一或多与第六识同起作用。人类平常能觉察到的识，多半是第六识，如各种思想、感情等心理作用，这都是第六识的功用。但要了别色、声、香、味、触五尘境，非同时意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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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识名末那，末那是梵语“意”，此即是意识（第六识）的根，犹如眼、耳等为前五识之根一样。末那又即是“恒审思量”的意义。“恒”是经常不断，“审”是决定不惑。第七识经常执第八识为“我”，因而发生我贪、我痴、我见、我慢（我慢是唯我至上）的“四惑”，要去惑须从第六识用功，消灭我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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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识名阿赖耶，意义是“藏”。此识能将各种经验保藏无失，遇有机缘，即可复现，通常所有记忆想象的功能，就亏了有保藏作用的第八识才发生的。第八识不但能知，而且能变，有情（有情即动物）生命本身即第八识，此第八识内变根身（生命本身），外变器界（器界是根身所依止之处，即本身之表面形躯，器界又指前六识镜像所依之本质，即山河、大地等器世间，亦即康德所称“物自体”）。器世界山河、大地，除各人各动物之身外，纯粹是各个有情第八识所共变。这样，客观世界虽在同时六识之外，但仍在第八识之中，不离识而存在。所以说“万法唯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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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各识各有“相分”、“见分”的分别。相分是所知的对象，见分是能知的作用。根身器界乃第八识相分，依此相分同时即有了知相分之见分，即“第八识见”。前面说第七识取第八识执为“自我”，即取“第八识见”执为自我。至第七识我执破除时，第八识方得舍弃藏识的名称，转成大圆镜智。前讲第八识变，其实是指依八识中所藏的种子（各种的潜能或潜势力）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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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虽死，世界虽灭，一切法之种子，仍可保持不失而继续存在。各人心识死时似断，其实仍不断，但在平常经验未易见到，须经戒、定、慧破脱了无明，得无分别智极显明之智慧才能见到云。由此看来，佛教心理学颇为神秘，并不是和普通心理学相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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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八九 现时佛学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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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太虚大师说，中国近千年来的佛学，大致可分两派，一派注重实践，包括净土宗、禅宗、密宗；一派注重理论，包括天台宗、贤首宗、法相唯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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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佛法有昌明气象，于此气象中重新兴起的有密宗及唯识宗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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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宗在中国唐时颇盛行，唐以后失传而盛行于日本，近年世界交通，学者复由日本传归，叫做东密。又有由西藏、蒙古之喇嘛传来的，叫做藏密。他们所学所宗的同是佛菩萨的三密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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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宗在唐时最盛，以后渐衰，因唐疏失传，无可依据。清末佛学家杨仁山氏由日本取回唐疏多种，如《唯识述记》等，此学于是复兴（讲因明学的唐疏也曾失传，也是由日本取回的）。近今了解西洋哲学的佛学家，因为唯识论理论精密，颇足以与西洋唯心论抗衡，所以特别重视，如章太炎、太虚法师等，都是根据唯识学说阐扬佛法的。他们甚至认为唯识论超过了西洋哲学，即章太炎氏也说，西洋唯心论虽精，而仅有比量，不能实证，自不能比拟佛法。太炎又说，真如心非宋明理学家所能见，佛法奥妙，只周秦九流说过一些。他却仍以为研究佛法，需有儒学的帮助，才能免于狷狂。吕思勉氏则说，首先要懂得西洋哲学，然后研究佛学，才能免于堕入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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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第九章 理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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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 宋明理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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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章说过，隋唐时佛家思想的勃兴，使儒家也受了影响，如韩愈、李翱等，一方面吸收了佛家理论，另方面又要辟佛，这就是产生新儒学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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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即在宋代开始建立的理学，它的特点是吸收佛家、道家的思想成分而发扬儒家的伦理思想与政治哲学。理学所吸收的佛、道两家思想，特别是运用在宇宙论与心性论方面，而这两方面又老早是儒、释、道三家混合的所在。如晋王弼拿道家的道理来解释《易经》，道教——是阴阳家假托道家之名而创造的，也拿儒家一部分的经典，主要的是《易经》，附会于道家的学说（在《老子》书中只附会少数的语句如“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等）。佛教中的“格义”，是拿《老》、《庄》及《周易》去解释佛经。这些混合的现象，造成了宋明理学的前提条件，而宋明理学则是将儒、释、道三家思想贯通之处整理成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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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产生的另一前提，就是汉唐训诂注疏之学，烦琐无味，已经为有思想的儒者所厌弃。他们既然厌弃训诂，就不得不另找革新学术的途径。宋代有学问的人物，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等，都是留心政治，拿经史的义理来配合实际问题的。当时学者又有自命不凡的气概，动辄要继承孔孟，讲内圣外王之学。尤其是宋初有胡安定、孙明复、石守道三个学者，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开辟了一代学风。安定教人方法，分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斋是“明体”的，治事斋是“达用”的，这可说是当时的新教育。在这种教育影响之下，出了不少的学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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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时社会背景看，手工业与商业有相当的发展，货币流通的范围相当扩大，南宋时甚至使用纸币。在这一经济活跃的状况之下，民间文化颇为发达，如印刷术的完成，书籍数量的增加，官学之外又有民间自由讲学的书院，设立于各地。自然科学方面，除印刷术外，罗盘针及火药的发明，也在宋代。因此，一种新的哲学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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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哲学，称为理学，又称为道学。因陆象山说“心即理”，故人们又称陆王一派的理学为“心学”，来和程朱一派的“理学”相区别，而以“道学”作为两派的总名（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也有把“理学”的范围扩大，连周秦诸子之学甚至尧舜禹汤的思想都包括进去，但又和哲学对立起来的（如贾丰臻《中国理学史》）。我们依照历史的事实看，理学的名词创自宋时，所代表的只是宋明儒家学术，决不可广泛地应用到诸子思想上去；道学与理学两名词，所指也没有什么广狭。至于哲学一名词，可以应用到各种宇宙观与人生观，乃至谈历史法则，可以称为历史哲学，谈政治原理，可以称为政治哲学，实在包含很广，所以要说中国的诸子思想及宋明理学，与西洋哲学不一致，是可以的，若说中国只有理学而没有哲学，将理学放在哲学范围以外，是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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