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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行合一说,是由“心即理”说推演而来,他说“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又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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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致良知说,是将《大学》上的“致知”,同《孟子》上的“良知”,拉在一起,他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此便是良知……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礼,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又说,“天地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天地矣”。可见阳明所说的“良知”,一方面是先验的知识,一方面又是宇宙的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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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所谓良知,是直觉,有时又是本能或反射,所以知与行是一体。至于心即理,也就是以良知为本体的心,包含了万物的理,这和佛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相似;尤其和禅宗的“顿悟”相似,他曾对一看花的人说:“此花不在尔的心外”,很明显地表现着主观的唯心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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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庵哲学中本来包含了唯心论要素,阳明将晦庵著作中这一部分的言论搜集起来,强指为晦庵晚年成熟的见解,辑成《朱子晚年定论》,以证其与自己思想的一致。有人说阳明修正晦庵的学说,正和新康德派修正康德哲学一样,因晦庵与康德同为二元论者,阳明与新康德派都是唯心一元论者。与阳明同时有罗整庵(名钦顺)者,著《困知记》,指出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曲解,认朱陆之学,实不相同。整庵自己主张气一元论,他说天地间“无非一气而已”,气的变化规律就是理。他的见解很高,可惜没有大加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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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之学,后来分为左右两派。右派以王龙谿(名畿)为代表,公然引用佛教禅宗的思想,主张无念无知,达到生死轮回的解脱,又认为儒、释、道三教可以贯通,儒家排斥异端为不合理,他把宋学以来的根本立场完全取消了。左派以王心斋(名艮,泰州人)为代表,他讲所谓“淮南格物说”,以己心为使天下国家方正的格式,心正则天下国家亦正。心斋将哲学常识化,以求实用,其行动颇不守一般礼法,喜在民间活动。他的门徒颜山农、何心隐都有游侠风,心隐最终因反严嵩事被害注e。左派王学的空想浪漫色彩,至李卓吾而达到极点,他曾为文反对儒者,斥名教累人,又说是非本无一定。他被人们指为名教罪人,著作数次被焚,本身也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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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末流太近于禅,又多狷狂不守礼法,所以引起一般人的不满。明末东林学派高攀龙、顾宪成等,也研究理学,讲求静坐,但对王学有所批评。又有刘宗周(号念台)讲学于蕺山书院,虽出自阳明的传统,而兼主程朱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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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e 编者按:何心隐因“讥议时政”之罪名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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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九八 清初各大师对于理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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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风,最初因厌恶陆王派的束书不读,空谈冥想,而展开对王学的攻击与修正;后来连整个宋明理学都被认为空疏杜撰,而产生了实用派与考证派(所谓汉学)。这就是一般人所谓由程朱与陆王之争,一变而为汉学与宋学之争。当时死守程朱家法而攻击王学的,有陆桴亭(名世仪)、陆稼书(名陇其)等;虽属程朱派而自己另有建树的,有顾亭林、王船山等;虽属陆王派而对王学有所修正的,有孙夏峰(名奇逢)、李二曲(名颙)、黄梨洲(名宗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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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攻击理学的多半指斥其无补于实际政治,以致“武人俗士”专权,弄得“夷狄寇盗之祸”相继而起,“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另一方面,就批评理学的研究方法不实际,理学家虽主张实行三代的王道政治,而不能从古籍中考见三代政治的真相。前一种思想的产生是由于清政权对汉族的压迫,后一种则由于西洋自然科学的略有输入。由于前一种批判而产生了实用主义派,由于后一种而产生了考证派。顾亭林的学术,兼有这两个特征,可说是清代学术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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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名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有反清复明之志,曾游历北方各省,通观形势,阴结豪杰,晚年定居陕西华阴,以待时机。著作重要者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等。他的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客观实证主义与经世救时的实用主义。他批评阳明派说:“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他还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及“经学即理学”的两句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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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与顾亭林同时,名夫之,字而农,一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于湘西之石船山,被称为船山先生。著作有七十余种之多,邓湘皋集为《船山遗书》,其中《读通鉴论》、《宋论》、《俟解》、《诗文集》有单行本行世。船山极推崇张横渠、朱晦庵,而反对王阳明。其批评阳明,不是站在实用主义立场,而是从本体论与方法论立场来驳斥那种“恍惚空明之见”,比亭林等来得深刻。船山认为先有“器”而后有“道”;又反对佛氏“以见闻觉知所不能即为无有”之说;又说有无不过是聚散隐显的变化,而太虚不变;又说太极本体只有动,静也是一种动;又说体用一源,不可离“用”而另立一“体”;又说心不能离身而存在,己不能绝物:这些见解,比宋明各理学家要高明,确实能够克服佛家思想,所以李石岑氏曾说“船山在中国哲学上的地位,我看比朱晦庵、王阳明还要高,也比颜习斋、戴东原诸人来得重要”(《中国哲学十讲》三四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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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夏峰因为要补救王学的“虚病”,生平著作大半是文献的考证,资料的纪载,而没有专谈哲学的。李二曲出身贫农,由自学成功,学说颇有平民色彩,他的哲学思想和夏峰相似,也是实用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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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梨洲名宗羲,字太冲,生平因奔走国难,备尝艰苦,著作重要者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等。他的哲学思想仍然遵守阳明的主观唯心论,但加以实用主义的修正,主张把阳明“致良知于事事物物”的“致”字作“行”字解,而不去静坐参悟,求见本体。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尤其重要。内面的政治学说,包含着明确的民主主义的精神,当时卢梭《民约论》还没有出现,而梨洲就有此卓越的思想,可算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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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九九 理学批判的最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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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顾、王、黄、李等,还只是对王阳明学派的批判,后来发展到颜习斋、李恕谷以及戴东原的学说,就连程朱学派也一起反对,尤其颜李学派,竟根本连汉学的考据与宋明的性理,全部给以否定,可说是大胆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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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习斋名元,生平很少离开他所住的乡村,二三十岁时曾研究陆王及程朱之学,三十岁后,才完成自己的思想系统,他因为反对著书,所以著作只有《存学编》、《存性编》、《存治编》、《存人编》四编,都是简短的小册子。《存学编》说孔子以前的教学成法,大旨在主张习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对于静坐与读书两派痛加驳斥。《存性编》是他的哲学要义所在,大致宗孟子之性善论,而反对宋儒变化气质之说。《存治编》发表他的政治主张,如行均田、复选举、重武事等。《存人编》专驳佛教。此外还有门人纂集的几种书,都收在《颜李遗书》中。颜习斋反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两句话。又主张“习事见理”,不但“口中讲说,纸上敷衍”,还要“手格其物,而后知至”。他不赞同宋儒专由读书去穷理的办法,而主张动手实验。可是他不和培根一样能开创自然科学局面,因为他所要实验的仍不过是古代儒经上面所有的古代制度,而不是眼前的事物。习斋反对宋儒理善气质恶的说法,认为理即气之理,理善则气亦善,气恶则理亦恶,但仍遵守孟子的性善说。习斋反对宋儒的静坐法,而主张“习恭习端坐”,且说“端坐习恭,扶起本心之天理”,仍不脱理学家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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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斋弟子李恕谷,名塨,字刚主,生平广交游,以昌明师说为己任,他的著作比较多,他于习斋“习事见理”的主张之外,又强调“理在事中”,及道理出于实事两点,反对理学家“理在事上”、“理在事先”之说。因为颜习斋主张实行古代制度,李恕谷于是从事考古,这一点使颜李学派的实践精神大为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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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颜李派而起的理学批判者为戴东原。东原名震,其著作讲义理之学者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其关于考证学方面的著作及方法,在本书第一、二、五等章已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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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原的批判精神,近于颜李,本体论思想可比船山,方法上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比亭林还精深。他的考证学,不像后来考证家的为考证而考证,琐碎支离,而是用以阐明哲学体系,所谓“深通训诂,将以明道”也。东原认为宇宙本体,为阴阳五行之生化流行,对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两句话的解释,认为“形而上”即“形以前”,阴阳之未成形质者,叫做道,已成形质叫做器,水、火、金、木、土有质可见者属形而下,五行之气,则属形而上,因此反对程朱于气的世界之外另立一理的世界之二元论。他的理论和张横渠、王船山、颜习斋、李恕谷是属于同一立场的。他说老庄释氏“分形神为二本”,宋儒“别理气为二本”,是相类似的,他们是以无形无迹者(神或理)为“实有”或“得于天”,以有形有迹者(形或气)为“虚幻”或“私”而“粗”,一则以神为形之主宰,一则以理为气的主宰。其实“理”只是气化流行的必然之条理,不在事物之外。东原既认理系客观地存在于事物之中,于是又主张“察尽其实”,不可由主观方面“心出一意以可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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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原根据这种认识论,在伦理学中,又主张感觉论的道德起源论,以为人类求生存的欲望,正是道德产生的基础。他反对宋儒“去人欲而存天理”的说法,他说“理者存乎欲者也”,“欲之失为私”,“君子亦无私而已矣,不贵无欲”。晦庵说心具众理,象山、阳明说心即理,都违反了理是客观的这一命题,东原的分别“理”与“意见”,认为理是客观的、公的;意见是主观的、私的。他觉得宋儒常常以意见为理,其结果以理杀人,“祸甚于申韩”。但东原的思想尚不能澈底,有时还说“人之材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有先验的知能。所以他还不能与晦庵、阳明匹敌而完成其另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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