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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内容说,《诗经》的情感是温柔敦厚,《离骚》等篇,情感非常热烈,梁启超因此论及《离骚》的作风及屈原的投江,以为屈原的性格与一般讲中庸之道的中国人不同。《诗经》中神话少,《离骚》中有丰富的神话,如羲和、望舒、飞廉、丰隆、宓妃、有娥、佚女等故事,这和希腊的荷马史诗非常相似。如果拿祀神的《九歌》与《诗经》中的颂相比,后者所祀的神是祖先,前者所祀的东皇太一、湘夫人、山鬼、国殇,则多是离奇怪诞的鬼神了。屈原所歌唱的虽是神话,实在是深刻的现实反映。《离骚》一篇是他的主要作品,凡二千余字,是一篇伟大的叙事诗。《史记》上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可见《离骚》感人之深,远过于《诗经》。继屈原的诸作者中有一个宋玉,他所作《九辩》,以悲秋开始,情辞凄婉,也很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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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一〇四 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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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是汉朝文学的代表形式,渊源于《楚辞》及战国的策士文。赋的形式在诗与文之间。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又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这就是说,赋是不能歌唱只能诵读的诗(就不能歌唱说,是文;就叶韵说,是诗)。赋的意义为“铺”,为“敷”,所以敷陈事实,铺展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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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分赋为四类:一为“屈赋”,二为“陆赋”,三为“荀赋”,四为“杂赋”。“屈赋”就是《楚辞》,汉朝贾谊、淮南王刘安的赋,属于这一类,其特点是抒情。“陆赋”是汉陆贾的赋,属于这一类的还有枚皋、朱建、严助、朱买臣、扬雄等人的赋,现在除扬雄诸作外,都已失传。这类偏于辞说,为纵横策士文的变相。“荀赋”是《荀子》书中的“赋篇”,是以咏物为主的,《汉志》所列荀子以后诸家都不传。“杂赋”全部失传,内容无从知道。就这四类看,只有“屈赋”一类,可算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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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汉志》所列者外,还有许多作赋的大家,班固自己就有《两都赋》的名作。单以赋出名的是司马相如,作品有《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等。前两篇是描写田猎的,第三篇是描写神仙的,第四篇是替失宠的陈皇后抒写愁思以感动皇帝的,都是写的宫廷生活。相如生活浪漫,有与青年寡妇卓文君恋爱的佳话,后来成为汉武帝的文学侍从之臣。又东方朔,作有《七谏》、《答客难》等篇,也是武帝的“宫廷供奉”。汉朝最早的赋作家以贾谊为最著,他的《吊屈原赋》、《鸟赋》都是抒写抑郁不平之作,最能表现个性。其他作家,如枚乘,以《七发》为代表作;扬雄以《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等赋为最有名,但都是摹仿司马相如,没有创新精神;东汉除班固外,有张衡,他的《西京赋》,据说写了十年,颇有名,又蔡邕作有很多赋,以《述行》、《短人》、《释诲》等篇为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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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大体上是宫廷文学,内容比《楚辞》低劣很多。形式上则堆砌辞藻,铺张事物,甚至把字典上的种种物名,尽量写进去(赋家多兼为字典编纂家),又喜欢用排偶句法,所以活泼的少,笨拙的多。这种文学的产生,是由于天下承平,君主想以文字来装饰太平,夸耀功德,并消遣闲暇,而用利禄奖励起来的。但因偏重形式,内容日益贫乏,魏晋以后,便很少好的作品,所以章太炎说:“自屈宋以至鲍(照)谢(灵运、惠连),赋道已极,庾信之作,去古愈远……赋之亡盖先于诗。”但六朝盛行的骈文,却是由赋蜕变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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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一〇五 乐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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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前的诗被称为古体诗(唐人诗被称为今体诗或近体诗),古体诗又分为乐府与古诗两种。自汉武帝制定郊祀之礼,设立“乐府”——一个掌管乐歌的官署,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采诗夜诵——即征集民间歌谣及文人仿作的民谣,使延年领导歌唱,有时也制新歌曲,于是可歌的诗,称为“乐府”,其不可歌唱的诗,即称为诗,后世称之为“古诗”。汉以前,诗与乐不分,凡诗都是可歌唱的。汉时歌(乐府)与诗分开,而民间歌曲,却因此得以保存下来。后来凡文人仿作的民歌,或模仿古乐府而成但不能入乐的诗歌,也称“乐府”,或“新乐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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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虽然是武帝时设立的,乐歌则武帝以前老早就有,如汉高帝作《大风歌》,令沛中儿童百二十人歌唱。高帝好“楚声”,他的《鸿鹄歌》及唐山夫人的《房中祠乐》,都是“楚声”。武帝时既设立专官,又使司马相如等增制十九章之歌,又采集燕、代、秦、楚之民谣,采用箜篌、横吹等外国乐器,李延年又依胡曲而造新声,因此音乐大起变化,而乐府诗也由此盛行。但西汉到东汉初年,还是乐府的产生时期,到东汉末年及建安前后,方达全盛阶段,建安以后,则多摹仿之作,隋唐以后便逐渐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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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郑樵《通志·乐略》载称,汉朝制作的歌曲有《短箫铙歌》、《相和歌》、《郊祀歌》等十余种,每种有若干曲。相和曲中有《薤露》、《蒿里》、《陌上桑》、《箜篌引》等,都采自民间,《陌上桑》及《箜篌引》歌词写得很动人。《郊祀歌》系邹阳、司马相如等文人作品。《短箫铙歌》是鼓吹曲,发声宏大,用于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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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乐府诗,如辛延年的《羽林郎》,繁钦的《定情诗》等,都很好。建安时代魏武帝、魏文帝及曹子建的乐府诗,如《短歌行》、《燕歌行》、《秋胡行》等,充满了颓丧的人生观。南北朝时,乐府又产生了许多新歌新曲。南朝的以《华山畿》、《子夜歌》等民歌最为流行,属于柔婉的“清商乐”。北朝乐府是刚健的胡声,歌词也比较质朴,有《琅琊王歌》、《折杨柳歌》、《捉搦歌》、《陇头流水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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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所收歌诗,上自陶唐,下迄五代,其中有许多并不是乐府,但真正的汉魏乐府,亦可在这部集子中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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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一〇六 五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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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间的诗,多半是五字一句的,而建安(汉献帝年号)时代,五言诗的创作尤其丰富而优美(因《昭明文选》内多五言诗,人们便称之为“选体”)。五言诗产生于汉,和乐府不无关系,如李延年之《北方有佳人》,蔡邕之《饮马长城窟行》,蔡琰之《胡笳十八拍》,无名氏之《孔雀东南飞》,以及前述的《羽林郎》、《陌上桑》等篇,大致都是五言。但一般人多认李陵与苏武唱和诗是五言之祖,又有以《古诗十九首》为五言起源的。而作者是谁及在什么年代,则难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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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言诗虽不能确定创于何人,而起源于西汉,则无疑义。到东汉时,五言诗作家有班固、张衡、傅毅、徐淑、秦嘉夫妇、蔡琰(文姬)等。建安时代的主要作者是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其次为孔融、王粲、徐幹、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号“建安七子”。在这些作家中,天才卓越的是陈思王曹植,他的作品著名的有《美女篇》、《七哀》、《名都篇》、《白马篇》、《驱车篇》、《弃妇》诸篇。其余二曹,所作亦佳。七子中诗的佳作不多,只有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最为世人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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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时代的诗,除五言占主要部分外,也有四言(如曹操的《短歌行》)和七言(如曹丕的《燕歌行》)的。四言诗只是《诗经》形式的残余,七言诗则是一种新形式的创始(汉武帝建柏梁台落成,曾有七言诗的联句之作,号称柏梁体,但诗的内容不及魏文帝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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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时代的作风,渐渐由朴质而转向浮华,颇着重音节和辞藻的美丽,已经开辟了六朝唯美主义的道路。直接继承建安风格的有阮籍(以《咏怀诗》著名)和嵇康,他们是所谓正始(魏主曹芳年号)文学的中心人物,同时又属于西晋的“竹林七贤”(七贤除阮、嵇外,还有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都是清谈派文士)。西晋太康(武帝年号)时期的诗人还有三张(张载、张亢、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二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字太冲,以咏史诗著名,又作《三都赋》,费时十载)等。他们虽然继承建安的传统,而风格已变,大都词旨浅薄,偏重对仗排偶的技巧。到南北朝时,风格更趋淫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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