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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一一九 明清两代的古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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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间散文作者很少，只有金的元好问颇为有名。明清两代，散文作者很多。明初期有刘基、宋濂、王袆、方孝孺。稍后有三杨，所作文称台阁体。因台阁体凡庸肤浅，而有李东阳及李梦阳、何景明的两次复古运动。东阳主张复唐宋的古，李、何则主张复秦汉的古。后来有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继起。顺之编印《唐宋八大家文钞》，茅坤更就唐氏所选之文加以圈点与批评。有光更进而评点《史记》，讲求所谓古文义法，替清代桐城派开了一条路。归有光等对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不加赞同，另有徐渭（字文长），文章别具风格，理学家王守仁，文亦另成一家，都不附和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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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有所谓“公安派”与“竟陵派”。公安派的代表人物是公安人袁中郎（名宏道）及其兄伯修（宗道）、弟小修（中道），世称三袁，作风幽怪诡异，浅俗诙谐。竟陵人钟惺（字伯敬）、谭元春认公安体太浅率，故意创造孤僻的文体，号竟陵体。近年新文艺家中的幽默派林语堂等，以“公安”、“竟陵”的小品文为号召，创为一种文白夹杂的文体，喜插说俏皮话，其实这两派文学在文学史上并不怎样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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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散文作家，只有归有光是举世公认的代表人物，他最长于写家庭生活，代表作品有《先妣事略》、《思子亭记》、《项脊轩志》、《见村楼记》、《野鹤题壁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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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初年有几个作家，如王猷定、魏禧、侯方域等，因有明代亡国之恨，写的散文颇动人。魏、侯二人与汪琬，世称“清初三家”，但汪琬是清代的官，立场不同，文字亦不及魏、侯。其次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虽号称“江左三大家”，文颇华而不实。此外还有彭士望、邵长蘅、施闰章、姜宸英、朱彝尊等，散文也都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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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年的文坛，几乎为“桐城派”所独占。桐城派的名称产生于姚鼐（姬传）的时候，但它的历史是从方苞（望溪）开始。方苞是安徽桐城人，他讲求古文义法，写的散文平正温雅有条理，后来他的同乡刘大櫆、姚鼐继承他的作风，于是当时有“天下文章在桐城”的话。姚鼐是桐城派大师，他的文章以韩愈为初祖，而认归有光与方苞为近世模范，当他主讲钟山书院时，著名弟子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都学他的文章，并且将所学的传授门徒或朋友，因此桐城派文人到处都是。清末曾国藩也学习桐城派文章，但略有变化，后来还有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以及译著家严复、林纾等（严氏文章比桐城派更古奥），继承桐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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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中期和桐城派相对抗的还有“阳湖派”，以阳湖人恽敬为领袖，还有张惠言、李兆洛等数人，其势力不及桐城之盛。这派也是受桐城派的影响而产生的，和桐城主张没有不同之处，作品也差不多。可说自清中叶以至民国初年，大部分的散文作者都受桐城派的支配。但后期实在是曾国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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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一二〇 所谓古文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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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讲古文义法，系受唐宋人理论，特别是明代人评点古文的影响。方苞曾说语录中之语，汉赋中板重字法，魏晋六朝人之藻丽俳语，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皆不宜入古文，这就是消极方面的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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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编了一部《古文辞类纂》（王先谦、黎庶昌各编有《续古文辞类纂》），他在序文中间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而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刘大櫆说：“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姚、刘所说，是积极方面的义法。曾国藩更说得清楚，他认为作文以“行气”为第一条件，其次为“造句”，再次为“选字”，至于这三件事的标准则有两个，一是要“雄奇”，一是要“古雅”。他又指出三个条件的连贯性，说“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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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从古文评点家所指出的古文笔法看，在篇章结构或修辞上有所谓起、承、转、合，有所谓起、伏、照应；有所谓抑、扬、顿、挫；并且定出了许多公式。章太炎是鄙视唐宋古文及桐城派，而提倡魏晋文的，但他的“古雅”主义比姚、曾还彻底，他写字必依《说文》，曾说作古文方法，是将可以省略的字尽量删削或改用最简单的字，最后必得高古的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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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种的义法，都是束缚人们的思想情感，使之不能自由发挥的桎梏，特别是因为近代社会事态的空前复杂，与欧美学术的输入的缘故，非打破古文义法的重重限制，采用活泼自由的文体，不能适应事实上的需要。古文在唐朝，原本是一种新鲜活泼的文体，但发展到桐城派，又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僵硬物，成为文学革命的对象了。（按曾国藩也说过“古文不宜于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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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一二一 骈文的标准化及其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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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的骈文，形式不是固定的，是在变化发展过程中的，所以尚有雅丽自然的趣致。到唐朝时候，政府以诗赋取士，朝廷章奏也用骈体，于是骈文就定型化了，在声律上，对仗上，都有一定的规则，用典故的地方特别多，所以唐宋以后的骈文，比得上六朝文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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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最可注意的是陆宣公（贽）的奏议，用骈偶的旧形式，写政事的新内容，而能够详尽畅达，不露骈偶的痕迹，如他代德宗写的罪己诏，有“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天谴于上，而朕不悟，民怨于下，而朕不知”等句，颇真挚感人，而流畅如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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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骈文开始有“四六”的名称，北宋的作家就是欧阳修和苏轼那两个古文家，南宋则有骈文专家汪藻、王安中、周必大、綦宗礼、洪迈父子等，诗人陆游、杨万里，理学名臣真德秀，也会作骈文。汪彦章（藻）为隆祐太后作告天下诏，有“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及“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等名句。一般人认为，宋四六的特点是散文化，而且议论多，长联多，典故多。因为当时博学鸿词科考试四六，有“以一联之工，擅终身之官爵”者，所以作者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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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不大盛行普通的骈文，但考试用的“八股文”也是骈文的一支派。清代除八股之外，一般骈文也有很多作者。胡天游、洪亮吉、汪中是清中叶三大家。此外有陈维崧、毛奇龄、袁枚、吴锡麒（著《有正味斋骈文》）、孔广森、纪昀、阮元、刘开、王闿运（著《湘绮楼文集》，曾用庾子山原韵作《哀江南赋》，写太平天国事，酷肖六朝人作，一般人称为假古董）、张之洞（著《广雅堂骈文》，模仿宋四六）等。民国以来，官绅应酬，还是以用骈文为客气，如黎元洪秘书饶汉祥，常作四六电报。清嘉庆时，陈球用骈文写小说《燕山外史》，全书三万余字，是古今最长的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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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作骈文，必研究《昭明文选》，这种研究称为“选学”。作骈文必多用辞藻，多记典故，那些专家，平日读书，必搜集材料，如胡天游死后，人家发现他床后有材料十竹篓。这表示着骈文成了文字的游戏，和“灯谜”、“酒令”、“诗钟”一样。清代文人对于各种文字游戏，本来都有许多优美成绩。“诗钟”及“对联”，是和骈文特别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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