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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一二〇 所谓古文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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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讲古文义法，系受唐宋人理论，特别是明代人评点古文的影响。方苞曾说语录中之语，汉赋中板重字法，魏晋六朝人之藻丽俳语，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皆不宜入古文，这就是消极方面的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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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编了一部《古文辞类纂》（王先谦、黎庶昌各编有《续古文辞类纂》），他在序文中间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而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刘大櫆说：“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姚、刘所说，是积极方面的义法。曾国藩更说得清楚，他认为作文以“行气”为第一条件，其次为“造句”，再次为“选字”，至于这三件事的标准则有两个，一是要“雄奇”，一是要“古雅”。他又指出三个条件的连贯性，说“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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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从古文评点家所指出的古文笔法看，在篇章结构或修辞上有所谓起、承、转、合，有所谓起、伏、照应；有所谓抑、扬、顿、挫；并且定出了许多公式。章太炎是鄙视唐宋古文及桐城派，而提倡魏晋文的，但他的“古雅”主义比姚、曾还彻底，他写字必依《说文》，曾说作古文方法，是将可以省略的字尽量删削或改用最简单的字，最后必得高古的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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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种的义法，都是束缚人们的思想情感，使之不能自由发挥的桎梏，特别是因为近代社会事态的空前复杂，与欧美学术的输入的缘故，非打破古文义法的重重限制，采用活泼自由的文体，不能适应事实上的需要。古文在唐朝，原本是一种新鲜活泼的文体，但发展到桐城派，又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僵硬物，成为文学革命的对象了。（按曾国藩也说过“古文不宜于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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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一二一 骈文的标准化及其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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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的骈文，形式不是固定的，是在变化发展过程中的，所以尚有雅丽自然的趣致。到唐朝时候，政府以诗赋取士，朝廷章奏也用骈体，于是骈文就定型化了，在声律上，对仗上，都有一定的规则，用典故的地方特别多，所以唐宋以后的骈文，比得上六朝文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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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最可注意的是陆宣公（贽）的奏议，用骈偶的旧形式，写政事的新内容，而能够详尽畅达，不露骈偶的痕迹，如他代德宗写的罪己诏，有“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天谴于上，而朕不悟，民怨于下，而朕不知”等句，颇真挚感人，而流畅如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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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骈文开始有“四六”的名称，北宋的作家就是欧阳修和苏轼那两个古文家，南宋则有骈文专家汪藻、王安中、周必大、綦宗礼、洪迈父子等，诗人陆游、杨万里，理学名臣真德秀，也会作骈文。汪彦章（藻）为隆祐太后作告天下诏，有“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及“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等名句。一般人认为，宋四六的特点是散文化，而且议论多，长联多，典故多。因为当时博学鸿词科考试四六，有“以一联之工，擅终身之官爵”者，所以作者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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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不大盛行普通的骈文，但考试用的“八股文”也是骈文的一支派。清代除八股之外，一般骈文也有很多作者。胡天游、洪亮吉、汪中是清中叶三大家。此外有陈维崧、毛奇龄、袁枚、吴锡麒（著《有正味斋骈文》）、孔广森、纪昀、阮元、刘开、王闿运（著《湘绮楼文集》，曾用庾子山原韵作《哀江南赋》，写太平天国事，酷肖六朝人作，一般人称为假古董）、张之洞（著《广雅堂骈文》，模仿宋四六）等。民国以来，官绅应酬，还是以用骈文为客气，如黎元洪秘书饶汉祥，常作四六电报。清嘉庆时，陈球用骈文写小说《燕山外史》，全书三万余字，是古今最长的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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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作骈文，必研究《昭明文选》，这种研究称为“选学”。作骈文必多用辞藻，多记典故，那些专家，平日读书，必搜集材料，如胡天游死后，人家发现他床后有材料十竹篓。这表示着骈文成了文字的游戏，和“灯谜”、“酒令”、“诗钟”一样。清代文人对于各种文字游戏，本来都有许多优美成绩。“诗钟”及“对联”，是和骈文特别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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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一二二 八股文及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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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又称“制义”，又叫“时文”，但宋代王安石所创的“制义”，还不是“八股”，不过是用经书上的话命题，做一篇论说罢了，不一定对仗整齐，引证譬喻也不必废除，牵涉到题目下文，也不犯忌。八股文的格式，是明宪宗成化年间才确定的。顾亭林《日知录》中记载颇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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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的各部分有一定名称：（一）“破题”，即起首二句，说破题目的字面及其意义；（二）“承题”，申明破题的意思，限定三四句，至多五六句；（三）“起讲”，是一篇开讲之处；（四）“提比”，又叫“提股”，是起讲后入手之处；（五）“虚比”（虚股），是承接提比的，后人或用或不用；（六）“中比”（中股），须立柱分应，好像人体的胸腹部；（七）“后比”，把中比未尽之意再加发挥，或推开，或衬托，好像人体的两腿部分；（八）“大结”，是一篇的结尾。中间各部分所谓“比”，就是整段作对，每两个形式相似的段落就构成一比，所以八股文是骈文的变种，但破承题、起讲、大结，都是散文。周作人曾说，“八股不但是集合古骈散的精华，凡是从汉字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都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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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的题目，有时候短到一两个字，只有半个句子，有时候长到一篇文章，例如“学而到为政”，有时候把上句和下句的上半截合起来，叫作“截搭题”，例如“学而时习之不”。做文章的必须恰好按照题目的范围，例如上面这个截搭题，不许说到“亦说乎”的意思上去。这种种束缚，够消磨知识分子半生的光阴与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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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八股文外，科举还得考试“试帖诗”和“律赋”。试帖诗是五言排律的体裁，篇末必须勉强凑上恭维皇帝的话，叫作“颂圣”。“律赋”是一篇有韵的四六文，所用的韵，由出题人限定。这几种作品，说也奇怪，虽然是有功令提倡的，仍向来不被文坛重视，各大家（无论古文家、骈文家）诗文集中，决不收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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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起源于五代，宋、元、明各代也稍稍流行，但到清代，就很盛行。道光年间，梁章钜著《楹联丛话》，收集了许多联语。郑燮（板桥）、纪昀（晓岚）、曾国藩都是联语的名作家。曾氏挽联尤为著名，例如他挽弟国华云：“归去来兮，夜月楼台花萼影；行不得也，楚天风雨鹧鸪声。”情韵岂减于六朝？与曾同时的彭玉麐，集唐人诗句题泰山云：“我本楚狂人，五岳寻仙不辞远；地犹邹氏邑，万方多难此登临。”对得何等工整，而又显得自然，文字游艺的巧妙，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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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以后，提倡白话文的人也做白话对联，清华大学且曾以对对子考试学生，可见对对子已成了中国文人的积习。其实这是骈文遗留下来的纤巧作风，如果有提倡“文以载道”的韩愈再生，一定会反对这种人工雕琢的形式美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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