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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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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散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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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国共两党的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之后，全社会变得空前政治化，阶级对抗的气氛紧迫，各种文学思潮的竞争带上浓重的政治与党派的色彩，散文创作也不可能不受此影响：无论强调贴近现实政治还是主张远离政治，其实都是政治化所导致的结果。因此，30年代散文创作的派系，通常都以政治倾向来划分，即属于左翼作家的散文，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的散文，以及政治态度比较超越的京派及其他作家的散文，等等。这种政治化的分野的确是30年代散文的一个特征。但如果顺着“五四”以来散文发展的脉络来考察，会发现30年代散文创作的文体意识比前一时期大为加强，不同创作理路的追求往往不只是反映着政治倾向的分野，在更大程度上还体现为对散文的社会功能与文体要求的不同理解。这些分歧为当时政治化的形势所加剧，激发不同派系的作家朝着散文创作各个不同的路向探求，并且都各有收获，使散文发展走上了更加宽阔的道路。30年代的散文并没有因为政治化和诸多论争而走向危机，相反，由于多方面的艺术探求而获得了生机，杂文、小品文和抒情性散文都各自有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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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林语堂与幽默闲适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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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前期，文坛上曾风行过幽默小品与闲适小品，活跃了散文创作，拓宽了散文文体探索的路子，是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引人注目的现象。推动这一风气的是后来被称为“幽默大师”的林语堂（1895—1976年）。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了《论语》半月刊，1932年和1934年，又先后创办了《人间世》与《宇宙风》两刊，都以发表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和独抒性灵的创作。几种刊物都很畅销，并一度吸引过众多作家写稿。经常为《论语》撰稿的就有林语堂、周作人、俞平伯、老舍、郁达夫、丰子恺、简又文、老向、陶亢德、邵洵美，等等。鲁迅、茅盾也曾在该刊发表文章。在《论语》、《人间世》的影响下，还出现过《逸经》、《谈风》、《西风》以及《文饭小品》、《天地人》等同类性质的一批杂志，更助长了幽默闲适小品的创作风气。一时间幽默之风盛行文坛。小品文创作还寻根问祖，经周作人、林语堂的提倡介绍，明末公安竟陵派所谓“独抒性灵”的小品尺牍，纷纷标点出版，历来为正统古文家所轻视的“信腕信口”的晚明小品，成了争相模仿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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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年代，林语堂就曾撰文将西方的humour译成“幽默”并加以提倡〔1〕。《语丝》上发表的某些杂文，也有过浓厚的幽默味。林语堂在30年代创办《论语》等刊物，重新大力提倡幽默，除了作为一种美学追求，更是作为一种写作立场，一种人生姿态。林语堂也讲要面对现实，不过并非干预和批判现实，也不攻击任何对象，而是站在比较超远的立场上，以戏剧看客的姿态，“看这偌大国家扮春香闹学的把戏”，并将其滑稽可笑之处写出。林语堂解释“幽默”的含义时，很注重其与讽刺的区别，在他看来，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后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因此，幽默必须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的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林语堂所追求的是对现实作冷静超远的旁观，是除去讽刺的心灵启悟，显然不同于当时左翼作家所主张的战斗的批判现实的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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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又主张小品文应“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2〕他为《人间世》定位是：其提倡小品，“不能兴邦，亦不能亡国，只想办一好好的杂志而已，最多也只是提倡一种散文笔调而已”。显然，这也是针对当时主流派文艺家强调意识形态，强调文艺的社会使命的观点的。不过，林语堂的确在创造一种散文笔调，闲适是这种笔调所形成的文体特征。林语堂指明闲适笔调的小品“认读者为‘亲爱的’故交，作文时略如良朋话旧，私房娓语。此种笔调，笔墨上极轻松，真情易于吐露，或者谈得畅快忘形，出辞乖戾，达到如西文所谓‘衣不纽扣之心境’”〔3〕。林语堂认为幽默也好，闲适也好，最终都为着解脱性灵，而广达自喜，潇洒自在，便是他所认为的小品文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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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那种阶级对抗紧迫的气氛中，林语堂及其所代表的“林派刊物”刻意提倡“超远”的立场，与现实拉开距离，去追求幽默、闲适与独抒性灵，很自然就站到了文学的主流圈外，并引起左翼文坛的反向批评。1934年9月创刊的《太白》和1935年创刊的《芒种》，是两份左翼倾向的文学杂志，就有意与“林派刊物”唱对台戏，彼此间还发生过论争。左翼作家不满意林语堂将幽默、闲适作为散文的中心格调，指责其专讲闲适、性灵导致与时代脱节。在《论语》创刊周年时，鲁迅应林语堂之邀写了《〈论语〉一年》，其中肯定了《论语》发表过许多讲真话的文章，同时认为在那个“皇帝不肯笑，奴隶是不准笑”的时代，是难于“幽默”起来的。应当警惕“幽默”的沦落，以免“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这并非对林语堂及其刊物的论定，却也是一种规劝。在稍后发表的《小品文的危机》中，鲁迅更是指出不该把小品文当成“小摆设”，因为“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经验。林语堂并没有听鲁迅的规劝，他选择的毕竟是和左翼作家不同的道路：与现实拉开距离，以自由主义立场写“热心人冷眼看人生”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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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是林语堂散文创作的高峰期，从1932年《论语》创刊，到1936年去美国，他发表的各种文章（多为散文）近300篇，其中一部分收在《大荒集》和《我的话》二集〔4〕中。如林语堂自评所言，他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的散文题材非常庞杂，“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入其毫颠，几乎无所不谈。林语堂国学和西学的底子都比较厚实，熟悉中西文化，后来还用中英文双语写作，他惯用中西比较的眼光看问题。他的小品文常常都是从一件具体事物谈开去，引发出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明比较冲突的许多联想。对国民性改造以及传统文化转型的思考，贯穿在他许多小品文的写作中。如《谈中西文化》通过三人谈话，讨论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及文化与人生的关系，把论文的内容用小品的形式表达，既通俗生动，又深入精辟。林语堂的小品文读来饶有趣味，又可以获得许多知识，文化含量是比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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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的多数小品文都追求幽默的情味，这成了他突出的艺术个性。如果比照“五四”以来现代散文较多存在的感伤浪漫或教化的色彩，林语堂的幽默便显得从容睿智，行文结构也化板滞为轻松，变矫情为自然，从另一个方面拓展了现代散文的审美领域。娓语式笔调是林语堂小品文的主要范式，他将谈话的艺术引进散文创作，不光理论上，而且从创作实践上提高了随笔体散文的文体地位。林语堂和周作人都是现代散文闲话风一派的宗师。林语堂的小品尽管有意超离现实，其幽默有时带洋味，又缺乏当时主流文学所具有的那种对现实的批判力度，但其融会了东西方的智慧，从学养文化方面另辟一途，所以在当时和后来都有相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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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左翼作家的“鲁迅风”杂文和风格多样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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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作家处于被国民党当局实施的文化围剿的压迫中，他们当然更看重散文的现实批判性与论战效果，作为匕首与投枪的杂文很自然成为他们首选的文体，30年代又出现一个杂文创作的繁荣期。许多“左联”的与进步的文学刊物，如《萌芽月刊》、《前哨》、《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海燕》、《芒种》、《杂文》，甚至连《申报·自由谈》、《东方杂志》等，在一个时期内，都刊登左翼杂文。又一批新的杂文作者涌现出来，影响较大的就有瞿秋白、茅盾、唐弢、徐懋庸、聂绀弩。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瞿秋白的十几篇杂文，被鲁迅收入自己的集子《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和《准风月谈》中，读者竟不能加以区分。唐弢的《新脸谱》一文，被误认为是鲁迅所作而受到攻击。这足可证明鲁迅对这一时期左翼作家杂文创作的巨大影响，这些作家杂文的风格特色是可以用“鲁迅风”加以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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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的散文创作始于“五四”时期，30年代前期则主要写杂文。他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一篇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观点研究鲁迅的经典文献，其对杂文的见解也表露其间。他的杂文多是社会批评和文艺杂感，用阶级分析观点批判政敌的倒行逆施，批判各种腐败的文艺现象，具有尖锐的政论色彩。《民族的灵魂》、《流氓尼德》、《财神的神通》、《美国的真正悲剧》，都是产生过较大反响的篇目。和鲁迅一样，他的杂文善于抓住本质，勾勒典型，但对非左翼作家的某些苛刻认识，以及对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倡导等，留有左倾路线的余痕。他的才气表现在善于创造新的杂文形式上，把中国的杂剧、诗词、寓言和民歌等融入进去，又注意普通话与方言的融合运用。瞿秋白的杂文多收在《乱弹及其他》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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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年代初、中期杂文大发展中，涌现了一些师法鲁迅的青年杂文家，如唐弢和徐懋庸。唐弢（1913—1990年）有《乡音》等叙事、抒情散文及《落帆集》中的散文诗，但使其成名的，还是杂文。他的杂文简明而有文采，是政论与艺术散文笔调的结合。《谈礼教》、《看到想到》、《东南琐谈》、《〈周报〉休刊词》等篇，揭发旧社会与旧意识、旧文化的恶浊，文笔锋利，击中要害。他往往借现实与历史的一点因由，生发开来加以剖析，学到一些鲁迅的风格，但自然达不到鲁迅的深刻与广博。他这时主要的杂文集有《推背集》、《海天集》。徐懋庸（1910—1977年）的《打杂集》曾由鲁迅作序，鲁迅说他的杂文贴切、泼辣，能移人情，是有益的。他的杂文主要也是针砭旧物，不过与鲁迅比，视野和力度较小。收入《不惊人集》中的《揣》、《“泼臭料”》、《过年》、《赏月》、《上帝的心》，收入《打杂集》中的《神奇的四川》、《秋风偶感》、《苍蝇之灭亡》，都能较有深度地触及时事，摘取生活的片断与中外掌故加以述说，别具一格。这与他来自生活的底层，经历过人世的磨难，因此思想较为沉实有关。他的文风是拙直、质朴的。他还有《街头文谈》一书，属于通俗性的文艺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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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杂文作家还有巴人、柯灵、聂绀弩、曹聚仁等，其主要成就均在抗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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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是左翼作家最拿手的文体，但他们同样也钟爱小品散文，在这方面有丰硕的收获。茅盾便是善写小品的重要的散文家。他在进入30年代以后，摆脱了早期《宿莽》中的低沉格调，转而采用与《子夜》相一致的视角和笔法，力图在精短的小品篇幅中也做到全景式地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思想性和时代性都是极为鲜明的。郁达夫说他：“唯其阅世深了，所以行文每不忘社会。他的观察的周到，分析的清楚，是现代散文中最有实用的一种写法，然而抒情炼句，妙语谈玄，不是他的所长。”〔5〕这结论大体贴切。不过郁达夫没能读到茅盾以后写出的《白杨礼赞》、《风景谈》等，他对茅盾抒情才能的估价偏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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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说闻名的艾芜，同样善于写散文。他的《漂泊杂记》、《山中牧歌》，和其小说集《南行记》一样，多描写西南边陲的浪漫风情，但更朴素清新。叶紫有《古渡头》、《夜雨飘流的回忆》，善于刻镂人物，烘托气氛。在30年代的女性散文作家中，萧红是极有才华的一位。这位小说《生死场》的作者，也在散文中写自己经历的漂泊生活，写童年的回忆，写与旧生活的决裂，及逆境中的乐观奋发。《商市街》、《桥》等集子中的作品，如《过夜》、《蹲在洋车上》，写得明丽、亲切、哀婉，毫无雕琢，其魅力主要来自天籁之美。她还把自己也写进文章里去，如同配上一张雪白的衬景，烘托出一切人的活性情来。萧红的散文似乎不讲章法，也多用絮语笔调，顺着情感流泻的节拍自然成篇。她的小说散文化，散文则是充分诗化的。接近“左联”的吴组缃以小说成名，写起散文来也有小说化的倾向，大都从人物着眼，也刻画环境，笔法冷静、精致。《黄昏》等表现了农村破产的暗淡，《泰山风光》展示旧社会奇形怪状的世态，描绘丝丝入扣。萧红、吴组缃的创造表明，不同文体的互相渗透，有可能产生特异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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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一度加入“左联”的郁达夫，在30年代后，成为出色的山水游记作家。他家乡的富春江因他的优美文字而增光添彩。《屐痕处处》、《达夫游记》集里的作品，如《钓台的春昼》等名篇，脍炙人口。郁达夫移居杭州，寄情山水，但始终未能忘情于社会和民众的现状。他的一无隐饰的忧虑心境还是在凭吊之中透露出来。他自己说要追求“情景兼到，既细且清，而又真切灵活的小品文字”〔6〕。他大量的游记确实是清新秀美，才情纵横，极富神韵的。不过有时受伤感情绪的驱使，不够洗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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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是“左联”外思想激进的小说家，他的散文充溢着时代色彩，燃烧着爱与恨，在追求光明的同时，对黑暗事物的激愤又带一点忧郁。语言朴素酣畅，常因直面剖白自己而一泻无余。他的散文结集颇多，本时期有《旅途随笔》、《忆》、《短简》、《点滴》、《控诉》等。写旅途见闻，表现对社会生活和人性的见解的，有《一千三百元》；写自然风光，又渗透着对人间的美好愿望的，如《鸟的天堂》；充满着对鲁迅悼念之情的，有《一点不能忘却的记忆》；用白描的手法写人，寄托着对弱者及其反抗的无限关注的，有《一个女佣》、《一个车夫》等。巴金写散文总是在唱一支心之歌，他是来不及修饰他的文字的，好像不玩弄任何技巧，而自有其技巧。他的文章发自他的心底，他总是能和他的读者发生感情上的交流，尤其得到青年一代的喜爱。因此，巴金散文的叙说对象永远是青年。他揭露黑暗或憧憬光明，都能给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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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京派”与开明同人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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