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009310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170000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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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9313 三 文学思潮、论争与胡风等的理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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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9315 40年代由于战争带来历史的大变动、大转折，文艺思潮也随之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状况，文学论争比以往更为频繁和激烈。论争难免有文坛宗派的纠纷，或受特定政治因素的左右，甚至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总的来说，还是促进了对一些重大文学问题的探讨，促成了一些批评家的诞生。这里评述的是几次比较重要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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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9317 首先是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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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9319 “民族形式”问题是与大众化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早在“左联”时期，就有过多次关于“大众文艺”的讨论，限于历史条件，“大众化”还不可能真正付诸实践，有关理论探讨也未能深入。到了抗战时期，由于抗战宣传的需要，利用旧形式的通俗化的作品大量出现，大众化问题又重新引起重视。由于民族意识的高扬，人们也就更多地考虑如何在文化领域突出民族特色。所以，“民族化”也成为这一时期文学论争的重要焦点和理论建设、创作实践的主要追求之一。“民族形式”作为一个口号，是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4〕报告中所提出的。这是一个强调马列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毛泽东指出：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0年初，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毛泽东的号召直接指导和推进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1939年，延安等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工作者在党的组织下，学习、领会毛泽东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周扬、艾思奇、萧三、何其芳等人都在边区报刊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多数都局限于研讨运用民间形式问题，而且都以正面阐述学习体会为主，讨论并未充分展开。到1940年，国统区也开展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就出现分歧的意见。当时论争的焦点是如何看待“民族形式”的来源。论争一方以向林冰为代表，比较重视民间旧形式。他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5〕等文中，一再强调创造新民族形式的途径就是运用民间形式。从这种褊狭的观点出发，又错误地否定“五四”以来新文学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甚至指斥新文学是“以欧化东洋化的移植性形式代替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畸形发展形式”。这种显然错误的论点，遭到多数论争参加者的反对。然而在反对向林冰片面的观点时，又出现另一种片面的观点，代表是葛一虹。他在《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6〕等文中完全否定民间形式有可以批判继承的合理成分，认为旧形式都是封建“没落文化”，同时又全盘肯定“五四”新文学，无视新文学确实存在的与人民大众脱节的弱点。到1940年下半年，《新华日报》社举办“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后，论争不再停留于“中心源泉”上，而更深入地接触到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等更实质的问题，理论水平也有所提高。如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兑》〔7〕、茅盾的《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8〕，胡风的《论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和重点》〔9〕，都是影响比较大的文章。在如何造成新的“民族形式”问题上，郭沫若认为要植根于“现实生活”，因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毫无可议的，是现实生活”。胡风则认为不能离开内容去独立把握形式，民族形式应该是“从生活里面出来的”，是“反映民族现实的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所要求的、所包含的形式”。这较之论争初期就形式论形式的种种片面观点，认识上有了突破。胡风有一个观点曾引起广泛的批评，即是认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10〕他所说的世界进步文艺指反封建的“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文艺”、“弱小民族文艺”和劳动人民的“新兴文艺”。他认为“五四”新文艺是在“民主革命的实践要求里”接受了“世界进步文艺”的“思想、方法、形式”，从而获得了“和封建文艺截然异质的、崭新的姿态”，为“五四”新文学传统之一，就是特别重视并大胆吸取国际革命文艺的经验；今天创造新的民族形式，同样不能排斥外来经验。在胡风看来，“反映‘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的‘民族形式’，原来是国际的东西和民族的东西的矛盾和统一的、现实主义的合理的艺术表现”。〔11〕这些观点尽管有不够准确之处，但总的来说比较有辩证的、历史的眼光，不但纠正了论争中那些偏颇的观点，也切中时弊，有现实的针对性。但胡风在正确地强调了“五四”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的同时，对“五四”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历史联系却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他在考察新文学与世界文学联系时，视野中仅有世界进步文艺，也表现了某种偏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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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9321 其次是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关系问题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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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9323 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敏感的理论问题，又常常引申为政治问题，在40年代曾屡次引起论争与批判运动。比较突出的就有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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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9325 第一次是1942年延安“整风”初期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王实味等人的政治性批判。在“整风”之前，延安文艺界曾经出现过一股革命现实主义的思潮，其特点是强调文学的真实性与独立性，重视文学的特殊功能，强调更有力地发挥文学认识生活和批判现实的积极作用。当时担任中共宣传领导职务的周扬，通常发表文章都是从文学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方面立论的，较少谈文学的内部规律。但他在1941年7月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谈》，就比较重视创作规律，提出某些精到的见解。比如他认为创作过程“就是一个作家与生活格斗的过程”，通过主观“融化了客观”，热情“注入了现象”，达到“物我一体”的创作的最高境界。因此关键是作家要怀抱“对于人的深挚的热爱”去正视生活，理解生活。对于延安的革命的现实生活，应当唱赞歌，同时也可以批评缺陷，要“写出它的多方面来”。他主张延安应当有“创作自由”，欢迎作家的批评，“努力祛除那引起人们苦闷的原因”，从而增添生活的勇气，拥有更广阔的胸襟。〔12〕周扬的这篇论文一方面阐发了毛泽东当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另方面又结合了延安的具体情况，所以在延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随后，丁玲、王实味、罗烽、艾青等人也相继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主张文学的真实性与独立性，强调以文学为武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丁玲先是写了小说《在医院中》〔13〕，通过一个向往革命的年轻的医生在延安某基层医院的所见所闻，批评了官僚主义和小生产者的思想习气。又陆续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14〕、《三八节有感》〔15〕等杂文，揭露延安生活中的阴暗面与缺点，主张发扬鲁迅“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的精神，铲除“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与丁玲相呼应的，还有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16〕，也认为“光明的边区”也存在“黑白莫辨的云雾”和“脓疮”，因此，作家有责任用杂文的武器来清除现实中陈腐的思想行为。艾青则发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17〕一文，从文学的特殊的社会功用角度，指出作家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或“百灵鸟”，而是“阶级的感觉器官，思想神经，或是智慧的瞳孔”，“作家的工作是保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因此，他要求领导者“了解文艺”，“尊重作家”，“给艺术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使文艺能对社会改革的事业起到推进作用。紧接着，王实味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18〕和《野百合花》〔19〕两篇杂文，引起更大的反响。王实味论述了艺术家不同于政治家的社会职能和两者的关系，认为政治家的任务“偏于改造社会制度”，而艺术家“偏于改造人的灵魂”。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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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9327 入灵魂中的肮脏黑暗，乃是社会制度底不合理所产生；在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人底灵魂的改造是不可能的。社会制度底改造过程，也就是人底灵魂的改造过程，前者为后者扩展领域，后者使前者加速完成。政治家底工作与文艺家底工作是相辅相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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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9329 王实味还认为，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黑暗社会，即使是革命战士也难免受其肮脏所沾染，因为我们的革命不能不携带许多落后的阶级阶层一路走。这就决定了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更重要、更艰苦也更迫切。他提出“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他呼吁艺术家们更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担负“改造灵魂的伟大任务”，应当“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而在《野百合花》这一组杂文中，王实味就很具体而且尖利地批评了延安革命队伍中存在的问题。1941到1942年初在延安发表的上述杂文、小说，其所主张和体现的文学理论倾向，汇成了一股革命现实主义潮流，其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等诸多命题的讨论，既坚持了革命的追求，又重视发挥文学的独特的作用，有比较清醒的实事求是的眼光。可是在当时残酷的战争年代，在极其政治化的环境中，这些有意义的探讨被看作是出格的异端邪说，文艺问题的论争很快被政治斗争所粗暴地取替。王实味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被清算，戴上了“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特务”“探子”和“反党集团成员”等莫须有的罪名与帽子，受到不容置辩的严酷的批判，后来又随意地被处决。王实味、丁玲、艾青、罗烽等人的上述讨论文章也长期被视为毒草，一再受到政治审判式的批判。这是一场比较大的文艺思想斗争，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限制，更由于政策上的失误，出现了无端上纲上线以及以不适当的组织措施解决思想理论问题的偏误，这对后来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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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9331 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等问题的论争，在国统区重庆也发生过一次。1945年11月，茅盾的话剧《清明前后》与夏衍的话剧《芳草天涯》在重庆上演，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周恩来领导下，《新华日报》组织了对这两个剧本的讨论。《清明前后》的题材与主题都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意义，但艺术上有明显的欠缺；而《芳草天涯》则艺术上颇有特色，但与现实政治有一定距离。在座谈会上有人因此发言，认为存在着“有害的非政治的倾向”，说“有一些人正在用反公式主义掩盖反政治主义，用反客观主义掩盖反理性主义，用反教条主义掩盖反马克思主义”，并有马克思主义“此调不弹久矣”的说法。这样的观点，自然引出了不同的看法，时为中国青年艺术剧社演员的王戎首先著文，批评《清明前后》，并将大后方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倾向产生原因归于“唯政治倾向”，显然针对着前述有关“非政治倾向”的批评。后来又发表了何其芳的《关于现实主义》〔20〕、邵荃麟的《略论文艺的政治倾向》〔21〕等文，批评了王戎等人的观点，力图从政治性艺术性的统一上去说明问题，基本上坚持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观点。在讨论中，冯雪峰曾以“画室”的笔名发表《题外的话》〔22〕一文，只是反对将作品的“政治性”与“艺术性”割裂开来，强调“对于作品不仅不要将它的艺术价值和它的社会的政治的意义分开，并且更不能从艺术的体现之外去求社会的政治的价值”。冯文实际上是对《讲话》的有关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何其芳在《关于现实主义》中也就根据《讲话》的观点对冯文提出了驳难。但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冯雪峰的不同意见却被当作了“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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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9333 比较值得重视的，还有关于现实主义和“主观”问题的论争。其发生背景是当毛泽东的《讲话》传到国统区后，引起文艺界重新认真思考文坛的现状及文学理论上亟待解决的一些基本问题，其中有关现实主义和“主观”问题就格外引起争议。这场论争的焦点人物胡风从30年代起就坚持批评文学创作中的公式主义与客观主义倾向。他认为概念化公式化的平庸作品的产生，根本上是由于教条主义扼杀了创作个性与创造精神。他指出，客观主义是“左联”时期从苏联传入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影响的恶果，即把“唯物主义”作为“宿命式的达观的生活态度”，当作教条，去看待世界人生和创作，其间没有作家自己痛切的体验和感受。3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传入后，又出现另一种现象，那就是只注重写出生活的趋向，以增加作品的理想性和激励作用，同样也忽略了创作中主体性因素的发挥，没有作家本人用真实的爱憎去深入观察并反映生活的过程。为此，胡风认为要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提倡重体验的现实主义。胡风文学理论的关注点始终是从生活到作品的“中介”方面，特别是作者的主体因素在创作中的决定作用，他坚持的是一种能动的“反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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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9335 胡风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批评。批评胡风的论者主要认为胡风及其支持者舒芜等人将“主观”提到了决定性位置，背离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则，陷入了唯心论、唯生论陷阱。认为决定创作的最重要因素是作家的思想认识，不应当将体验、感觉之类感性的作用夸大到比思想认识还重要，更不能离开阶级分析谈主观精神问题。论争促使胡风愈加系统地深入思考，并且也吸收了对立观点中的某些合理成分，于是产生了1948年写作的《论现实主义的路》等专著，提出了对于现实主义独创性的理论阐释。胡风认为现实总是主观体验过的现实，为作家所耳闻目睹，可称之为“感受世界”。另外在作者心目中还有一个“理应如此”的世界，胡风称为“观念世界”。现实主义创作过程就是这两个世界“相生相克”的过程。其间作家扩张“观念世界”中与感受到的现实世界相适应的因素，而克服其不相符合的因素，这就使自身的“观念世界”得到改造和重建。另一方面，作家所感受到的世界经过这样的“扩张”和“克服”，也不再是原来所感受到的现实，而是经过作家头脑的坩埚熔铸和提炼的新的世界。即是说，创作主体需要在客观对象的活的表现中熔铸自己的同感的肯定或反感的否定，而客观对象也会以其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上述认识。这个“相生相克”的动态过程的结果就是新的艺术世界的诞生。而能够促成这一过程深入进行的动力则是作家认识世界的思想力，体验现实的感受力，投身于现实的热情，合而称之，即为“主观战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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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9337 胡风以“主观战斗精神”说为基础来构筑他的文学理论体系，同时又有现实针对性地提出三个重要的观点，作为支撑其理论体系的三个支柱。其一是“到处都有生活”说，即主张在题材的问题上让作家有充分选择的自由，不加任何限制，作家应根据所熟悉的生活范围和适于自己艺术创造力发挥的条件去确定写作的题材。他说，“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23〕其二，胡风提出“精神奴役创伤”说。他认为应当承继“五四”提倡过的“改造国民性”主题，应看到人民群众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24〕。他还认为三四十年代存在一种将人民抽象化、理想化，同时贬低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倾向，他把这种倾向称为“民粹主义底死尸”复活〔25〕。因此，他很反感那种将知识分子从人民中间抽离出来另眼看待的做法。他认为知识分子有“游离性”、“二重人格”等弱点，应当“长期甚至痛苦的磨炼”，去改造，但不一定是被动地接受人民的教育，而要发挥“主观精神”主动搏击生活，在正视人民身上“奴役创伤”的同时改造自己。其三，胡风还提出了“世界进步文艺支流说”。这最后一点，前文在评述关于“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时，已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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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9339 胡风的理论引起广泛的批评。和胡风“到处都有生活”说不同的是，多数批评胡风的文章都在反复阐明当时流行的主导性的观点，即认为生活应当依政治标准划分为主流和支流、本质与非本质、光明与黑暗，等等，并要求革命作家以体现主流、本质、光明的生活面为主要写作对象。他们认为“精神奴役创伤”说也是背离了“人民是历史发展动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民的缺点是可以批评，但不是靠什么“主观精神”或“人格力量”，而是在真正熟悉了解人民生活，“用人民主体的健康精神，来批评人民的‘奴役底创伤’”，因此，作家必须长期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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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9341 关于“现实主义和主观问题”的论争从40年代前期开始，到1948年结束，持续的时间较长，问题的探讨也比较深入。这场论争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胡风的理论探求。胡风的理论也可以看作是对新文学某些局限的一次反思，一次还不很成熟但非常有价值的反思。不只是胡风理论本身的不成熟，而且容许这种反思的时机和条件也不成熟，所以胡风那些虽然可能有些片面却又是富有建设性的思考，才引起那么普遍的批评，被认为是出格的，难于理解的。作为一个坚毅而又执著地构筑了自己文学理论体系的批评家，胡风的理论价值在40年代没有被重视，到80年代以后才得到人们应有的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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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9343 〔1〕胡风：《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胡风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册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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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9345 〔2〕臧克家：《我的诗生活》，读书出版社194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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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9347 〔3〕胡风：《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胡风评论集》，中册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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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9349 〔4〕载1938年11月25日延安《解放》周刊第57期，题目改为《论新阶段》，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1953年）恢复原来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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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9351 〔5〕载1940年3月20日重庆《大公报》副刊《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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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9353 〔6〕载1940年4月10日重庆《新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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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9355 〔7〕载1940年6月9—11日重庆《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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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9357 〔8〕载1940年9月25日延安《中国文化》第2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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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9359 〔9〕载1940年10月25日重庆《中苏文化》第7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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