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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湾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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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发端于1920年7月，当时一些留日的台湾学生仿效大陆的《新青年》，在东京创办了《台湾青年》，旨在“研究台湾革新，谋求文化向上”，并由此引发台湾的新文化运动。此时台湾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20多年，因此台湾新文化运动所肩负的使命，除了摆脱封建落后文化的枷锁，还要抵制日本在台实施的同化政策。1923年4月，《台湾民报》在东京创办，全部采用白话文，积极介绍大陆的文学革命理论和作品。〔1〕其中最主要的先驱者是当时尚负笈北京的张我军（1902—1955年），以台湾“文学道上的清道夫”自许，在1924年和1925年发表《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糟糕的台湾文学界》等多篇文章，批评旧文坛的弊病，倡导白话文运动，引发了新旧文学的论战。这场论战扩大了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并促成了台湾第一批用白话创作的作品。1925年张我军出版了《乱都之恋》，是台湾新诗创作的第一个结集。1926年前后，又有赖和的《斗闹热》、《一杆“秤仔”》，杨云萍的《光临》，张我军《买彩票》等短篇小说的诞生，初步显示了新文坛的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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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5到1931年，是台湾文学的草创期，虽有一些创作出现，但仍多处在模仿阶段。这期间除了上述关于新旧文学的论争，还有1930年前后关于“台湾白话文”与“乡土文学”的探讨与提倡，旨在强化台湾文学的本土意识，也暗含有对日本同化政策的抵制，这一口号对后来台湾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并陆续发生过多次论争。1932年黄邨成、赖和等成立“南音”社，创办《南音》杂志，《台湾新民报》创办“学艺栏”，另有《福尔摩沙》（东京创刊）等文学期刊问世。1934年由富于民族意识的台湾文化人发起组成全岛性的文艺组织台湾文艺联盟，并创办《台湾文艺》和《先发部队》两期刊，宣称要充当“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创造派，显然吸纳了大陆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文学主张，网罗各种倾向的作家，发表了一批较有艺术水准的作品。还有一些作家在日本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多用日语写作，也属于新文学的成果。其中有杨逵的《送报夫》和吕赫若的《牛车》，经胡风翻译，同时被选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出版的《朝鲜台湾短篇集》一书中，是最早介绍到大陆的台湾新文学作品。此后又有《台湾新文学》创刊，拥有赖和、杨逵、杨守愚等一批有激进的革命思想的作者。30年代初期，与大陆同一时期“左联”为核心的革命文学主潮呼应，台湾文学进入繁盛的创作期，这种热潮一直维持到1937年。这一阶段涌现了一批艺术上趋于成熟的作品，比较重要的收获，除了上述数篇之外，还有短篇小说《善讼人的故事》（赖和）、《植有木瓜树的小镇》（龙瑛宗），诗集《荆棘之道》（王白渊），以及“盐份地带”诗人群的某些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多是以忧郁的目光凝视灾难的台湾，批判旧社会习俗，揭示日本统治下的这块土地的流血与伤痛、呻吟与呼唤，展示顽强不屈的民族精魂，其中不少称得上是血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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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后不久，在台湾强制实行“皇民化运动”，企图以日本的大和文化取替和泯灭台湾的华夏文化。为了推行种族同化政策，规定以日本语作为台湾惟一合法的语文，甚至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上也强行日本化。在严密的法西斯文化专制罗网中，台湾新文学运动受到致命的挫伤，多数新文学期刊被查禁，许多倾向进步的作家或者被逮捕入狱，或者不得不蛰伏封笔。由此直到1945年，是台湾现代文学的凋零期。其间有一些作家受殖民意识左右，充当御用文人，出产一些苍白枯萎的带“皇民”气味的作品。只有少数有民族骨气的作家在被压迫的夹缝中隐忍为文，写出一些佳作，使台湾文学得以一脉息存。如短篇小说《先生妈》（吴浊流）、《鹅妈妈出嫁》（杨逵）、《风水》（吕赫若），长篇《亚细亚的孤儿》（吴浊流）等等，都有较完整的艺术构思和深挚的乡国情怀，在当时出现显得尤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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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到1949年12月国民党政权迁台，为台湾光复初期。这期间废止了日文报刊，许多原来习惯用日文写作的作家转为用汉语创作，文字生涩不能不影响到作品的艺术质量。但整个文坛都重又检讨过去，展望未来，“乡土文学”的命题再次引起热烈的讨论，并在1947年之后，创作逐步复苏。只是由于时间过于短促，成绩并不显著。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实施“战时紧急戒严令”，台湾文坛一度被粗糙的反共文学所主宰。此时期的一些优秀作家（如钟理和）的创作也得不到出版的机会，只好待后人去整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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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现代文学的发生略晚于大陆的文学革命，但大致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取同一步调。所不同的是台湾的现代文学发展阻力更大，条件更艰难。日据时代的种族同化政策，强令作家用日语写作，尤其是1939年之后，禁用中文，大部分作者只能用日文写作，极力限制台湾文学中的反殖民意识，这对于台湾新文学的阻碍和挫伤是极为严重的。台湾的现代文学总的来说发育不健全，艺术水准不高，即与此有关。而台湾文学中存在某些日本文化的色彩，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尽管如此，台湾文学在现代的发展仍取得可贵的实绩。台湾的现代文学大都以现实主义为归依，乡土气息一般较浓重，其中最频繁呈现的是思恋家国，反抗压迫的文学母题，以及作为弱国子民的漂泊意识。读台湾文学，总有一种拂之不去的悲凉压抑的气氛。台湾现代文学收获最丰的是小说，其次是诗，散文和戏剧相对弱一些。台湾的现代文学作为一脉支流，无疑还是以其特色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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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湾现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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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当提到的是被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1894—1943年）。他最早最有力地激发了台湾新文学的精神，即以现实社会的批判和乡土文化的寻根为本，替本省乡土文学树起了第一面旗帜，并且决定了本省籍作家应走的方向。1926年元旦，赖和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了白话短篇小说《斗闹热》，〔2〕是台湾较早的白话小说，所写的是在殖民统治下民间难得被允许举办的迎神赛会。老百姓生活艰难，也要为这盛事节衣缩食。人们狂热地参与祭奠，企求妈祖神的护佑，那热闹火暴的场面有如狂欢节，人们将久经压抑的悲凉的情绪全都转移并倾泻到祭祖仪典中。小说结构比较散漫稚拙，但对祭神风俗的质朴的描写中，可以感受到作家对乡土文化迷恋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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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和执著地坚持写作“以民众为对象”的作品，他的作品揭露批判殖民统治的不义，充溢着民族的忧愤。1932年初赖和所写的《丰作》和当时大陆上以《春蚕》（茅盾）为代表的写丰收成灾的风气不谋而合。在《丰作》中，老实安分的蔗农添福兄眼见今年甘蔗丰收，正盘算着多卖点钱为儿子娶媳妇，不料把持糖业的制糖会社大幅降低蔗价，乘机盘剥蔗农。蔗农聚众抗议，反遭镇压。添福兄忍气吞声，将甘蔗卖给制糖会社，所得款项不够还债和糊口，娶儿媳的美梦也就化为泡影。小说真实地刻画了添福兄那种忠厚忍让的性格，在抗议殖民统治对贫农竭泽而渔的盘剥的同时，显然也思考国民性改造的问题，热切期盼农民的觉醒与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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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底，赖和发表了《善讼人的故事》，同样也透露着为民请命的写作意识。该小说取材于一个民间传说，写的是一位侠肝义胆的账房先生，为农民伸冤，状告地主霸占山村，几经曲折终于获胜的故事。小说颇带传奇色彩，又有果戈理式的讽刺气味，写尽了民间疾苦和剥削者诸样相，主人公给人一种不畏强权的慨然正气。小说中的乡土民俗描绘至为本色，如写台湾观音亭一带市集，各式买卖摊贩、妓寮酒肆，以及相命讲古、茶客文士，诸种风俗世相，透露着当年的市井风情。赖和的小说不讲求技巧，但朴拙真诚，很有生活气息。他有意在白话文中掺入许多本土方言，外省读者可能感觉拗口，但也能体味到那种浓烈的地域文化的新异性。赖和的作品不多，除上述数篇外，还有十多个短篇，却在台湾文坛赢得极高的声望，主要靠的是他那坚实的面向民间的文学信念。他开创了台湾新文学的一个传统：揭露现实，追寻乡土，认同祖国。台湾新文学作者中有许多都受过赖和的提携和指导，尽管有各自不同的风格，但都为赖和创作中所体现的真诚的人格和良知所折服。也许就精神魅力而言，赖和被称为“台湾的鲁迅”是不难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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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和又是台湾新诗的奠基者之一。他试图以诗歌来纪实和抒情，取材往往都是现实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如《觉悟下的牺牲》（1925年）是以叙事诗形式记载“二村蔗农组合”的反日事件的。《流离曲》（1930年）是以30年代日本殖民者掠夺耕地，迫使原耕地农民破产的事件为题材的。《南国哀歌》是以“雾社事件”为背景的。《低气压的山顶》（1931年）是叙写彰化抗日保卫战的。在后一首诗中，赖和渴求社会变革的风暴，冲刷人间的污垢：“这冷酷的世界，/留它还有何用？/这毁灭一切的狂飙，/是何等伟大的凄壮！/我独立在狂飙中，/张开喉咙竭尽力量，/大着呼声为这毁灭颂扬，/并且为那未来不可知的人类世界祝福。”这种风暴型的情感宣泄，气势磅礴，可一抒感时忧国之块垒。赖和的诗比较粗犷，缺少艺术提炼，有时过于拘泥于事件的复写。他受革命思潮的洗礼，一生坚持正义，反抗殖民统治和独裁专制，屡遭迫害，在日据时期曾被捕入狱，但始终以文学为改造社会之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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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赖和揭示民间疾苦时多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杨逵（1905—1985年）则更注意从历史变革的层面谛视无产者的命运和社会的变迁。他在70年代回顾自己的文学生涯时说：“我决心走上文学道路，就是想以小说的形式来纠正被编造的‘历史’，至于描写台湾人民的辛酸血泪生活，而对殖民残酷统治形态抗议，自然就成为我所最关心的主题。”〔3〕他的中篇小说《送报夫》（1932年）叙写一位流浪日本的台湾杨姓青年的痛苦遭遇。那不只是个人被老板欺榨的不幸，也是众多失业者的灾难：小说通过一个平凡的报夫的生活困境，写出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如何给社会带来灾祸。小说描写日本失业者和杨姓青年患难与共，他们发现无论对台湾人还是日本人，可恶的资本家都是“一样的畜生”，“日本的劳力的人不会压迫台湾的人”。于是他们结成工人同盟，和老板斗争，终于争得了待遇的改善。这篇小说有明显的革命意味，力图将社会现象的刻写提高到历史变革的高度，显然受了当时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该作在东京进步文学期刊《文学评论》发表后，获得该刊征文二等奖（一等奖缺），随后译成中文，收入大陆出版的《朝鲜台湾小说选》、《世界弱小民族小说选》等书中，引起了大陆读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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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开日本殖民者的书报检查，杨逵有时采用比较隐晦的象征手法写作。发表于1942年的《泥人形》一篇，取材于当时作者自办“首阳农园”的日常生活，篇中人物即是家人，所写全是种地、接客、教子等琐事，用的是散文笔法，居家琐事中的所思所感又都寓意深远，启人深思。文中写小儿女捏泥娃娃玩，让泥娃娃扮演军人，作攻战的游戏，不禁感慨军国主义教育对孩子们稚嫩心灵的摧残：“再也没有比让亡国的孩子去亡人之国更残忍的事了。”小说结尾一场倾盆大雨将泥娃娃包括泥塑的坦克、大炮、军舰、飞机淋作一滩烂泥，暗示着日本帝国主义必然溃灭的命运。在当时，这象征性的描写成为一种历史的预言，读来让人感觉有一种凛然正气。同样，写于1942年的短篇《鹅妈妈出嫁》也在象征的描写中蕴涵政治的愤慨。该小说以讽刺而又不失沉实的笔调，描写一个医院的日本院长，如何为了一只鹅而刁难欺压花农。作品还穿插了一位对殖民者抱有幻想、潜心研究“共荣经济”的书呆子如何家破人亡。小说将所谓“共存共荣”在现实中的侵略本相与理论上的破产这两种描写相互映衬，尖利地戳穿了日本军国主义所谓“大东亚共荣”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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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逵比较有影响的还有中篇《模范村》、短篇小说《萌芽》和《春光关不住》（又名《压不扁的玫瑰花》）等等。其多数作品都是用日文创作，后译为中文的。杨逵关注现实，参与社会变革，思想开阔，性格豪爽，又受普罗文学思潮影响，其创作大都由现实直逼时代的思想制高点，虽然有浓重的意识形态意味，但视野广远，大气磅礴，有一种粗犷的力度。他的小说，艺术上不算完整，但很适合他所处的那个渴求反抗与解放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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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日据时期特殊的历史情状在许多现实主义作家笔下得到真实地展现，吴浊流（1900—1976年）是其中最出色的历史记录者之一，他的小说是具有社会史性质的审美的概括。他的多数小说都写于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之后，也就是台湾殖民者推行“皇民化运动”，更加强化文化钳制政策之时。许多作家迫于政治高压，都不得不搁笔，但吴浊流却写下一篇篇嘲讽小说，以社会批判的笔触解剖众生相，刻写殖民者统治下被扭曲的社会心理。《先生妈》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小说写“皇民化运动”在一个家庭中引起的“代沟”：儿子钱新发爱钱如命，为了发财，不惜巴结日本人，争做“皇民化运动”中的“国语（日语）家庭”，穿和服，吃日本菜，改日本姓，甚至强要年迈母亲也来学日本话，以免丢他的“面子”。然而母亲很看不起儿子的洋奴相，她坚持民族气节，拒绝说日本话，见到日本客人也理直气壮大声讲台湾话，她将儿子给她做的和服用刀砍烂，免得死后让人给她穿了，没有面目见祖宗。临死时还嘱托儿子：不可请日本和尚。小说用强烈对照的手法，赞扬了“先生妈”的民族气节，抨击了钱新发可鄙的奴才相。小说用的是嘲讽之笔，其中对“皇民化运动”的许多可笑场面的描写非常真实，等于为日本殖民者的丑行“立此存照”。另一篇以讽刺见长的小说是《波茨坦科长》，写日本投降后，中国根据波茨坦公告收复台湾，而官方“接收大员”贪污受贿，投机倒把，大发横财的丑行，真实记录了台湾光复初期的光怪陆离的社会形态。吴浊流说，文学家的责任是为历史作证，其作品要“经得起历史批判，要对得起子孙”。吴浊流的小说是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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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谈到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从1943到1945年，吴浊流在日本警察严密监视之下冒着生命危险暗中写下这部长篇。该小说称得上是日据时代台湾社会苦难历史的“镜子”，其焦虑夸张的心理情绪描写也反映了台湾知识者精神疏离的历程。整部小说以主人公曲折的生活经历为线索，依次在台湾、日本、大陆几方面展示战争期间的各种社会情状，登场的人物各行各业各阶层的都有，网络在一起，就是一幅畸形的殖民化社会的长幅画卷。这部小说在思恋乡土的情结上构架爱国反日的主题，但又不时流露“异乡人”失根的痛楚。作者力图以历史的理智去控制那思恋与失望交织的乡愁，突出了小说的政治色彩。作者对社会世相的分析有明显的立场与批判眼光，虽然描写的不够细致，人物刻画也较为粗疏，但场面结构宏大，确实有史家叙写的襟怀，可以作为史诗来读。《亚细亚的孤儿》被普遍视为日据时期的现实主义代表性力作，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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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据时代台湾作家中比较执著地追寻乡土精魂，在艺术上有出色表现的，还有吕赫若（1914—1947年）。1935年发表的他的短篇《牛车》，叙写殖民地工业文明加深了农民的破产和农民的苦难，有如一支悲怆的乡土歌谣。此后又陆续发表有短篇《风水》、中篇《清秋》以及连续小说《庙庭》、《月夜》等。吕赫若常常描写农村日常家庭生活的矛盾或困厄，以此展现社会的变迁如何引起道德的心理的变化。他观察细腻，善于探究心理，小说结构完整，有明洁的轮廓，有较稳定平和的风格。他的作品都是用日文写的，其中多数作品到90年代才有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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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很有艺术个性却少为人知的作家是龙瑛宗（1911—）。1937年4月他的处女作《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曾获日本著名的杂志《改造》的创作奖。后来因参加过日本“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被视为其文学生涯中不光彩的一页，所以他的作品在台湾少有人读到。直到1978年，《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才有中译本。龙瑛宗这篇小说以冷峻而富诗意的笔调，描写了3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身处殖民地社会现实中的哀伤与绝望，“这小镇的空气很可怕，好像腐烂的水果。青年们彷徨于绝望的泥沼中”。小镇是一个象征，构成知识分子精神荒废的可怕的氛围，从一方面诉说着殖民统治对人的心灵的毁灭，发出无可奈何的咏叹。作品的描写纤细、敏锐，风采华丽而忧伤，有世纪末的意味，从中可以看到欧美现代小说手法的大量运用。他还有一些以“媳妇仔”命运为题材的小说，多表现女性顽强的、健全的生命力，不同于他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的彷徨、恍惚，这类作品给人一种承担苦难的强力感。从小说艺术的开放性探索而言，龙瑛宗是值得注意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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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据时期比较有成就的作家还有：注意小说技巧探索的杨云萍（代表作《光临》）、擅长写心理小说的朱点人（代表作《纪念树》）以及充当日据时代文学传统与60年代乡土文学之间桥梁的钟理和（代表作《夹竹桃》、《故乡》系列小说和《原乡人》），等等。在诗歌方面则有杨华（代表诗集《黑潮集》和《晨光集》）、王诗琅（代表诗作《沙漠上之旅人们》）、邱淳洸（《化石之恋》），以及吴新荣为代表的“盐份地带”诗人群和杨炽昌代表的“风车诗社”的现代派诗作，等等。其中杨华诗作成就较突出。他的《黑潮集》是身系囹圄时凄苦心灵的写照，虽彷徨却不甘沉沦：“我要从悲哀里逃出我的灵魂/去哭醒那人们的甜蜜的噩梦/我要从忧伤里挤出我的心儿/去填补失了心的青年的胸膛！”收在《晨光集》里的作品则清新优美，讲求意象的经营，如：“雨后的暗空，/寂然幽静，/像给泪泉洗过的良心！”（《晨光集》十一）又如“幽默园中，/撒了满地的落红，/这是零碎的诗句啊！”（《晨光集》六）这些诗类似“五四”时期冰心体的小诗，比较注重个人的内心感受，注重印象的捕捉，又带哲理性，显然也受到日本俳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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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支，有其显著的独异性。它主要是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艰难生成的文学，尽管也有不同的创作风格与路数，但总的特色表现为对乡土家国的思恋。反殖民统治——追寻乡土——认同祖国，始终是多数台湾现代作家的创作情结，失根的乡愁往往成为台湾现代文学创作的一种动力。执著现实，面向民众，是众多台湾现代作家的文学理念，现实主义成为普遍的创作趋向，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未曾得到充分发展。从文体上看，则小说创作成为强项。由于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行语文上的殖民政策，甚至一度禁止用中文写作，台湾现代文学存在“双语现象”，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只能用日语写作，然后再陆续译成中文。语言的困扰显然也戕伤了台湾文学。进入当代以后，台湾文学又有新的发展，并且由于与大陆的长期隔离，而形成了迥异于大陆的某些新的文学特质。无论如何，中国现代文学都不应该忽视台湾独特的经验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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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顺便还要提到香港的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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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之前，属于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和非洲、加勒比海、印度及其他殖民地不同，香港始终未能发展出一个英语的文学创作传统，即使和日据时期的台湾相比也不大一样，香港这个空间一直由中文及中文创作占领，并未曾有过台湾那样的“双语创作”现象。由于香港在地理上毗邻大陆，其文化与大陆的联系始终比较紧密，未曾出现过类似台湾那样的与大陆基本隔绝的状况。尽管香港沦为殖民地的时间比台湾日据时期更长，但在50年代之前，在香港从事文学创作的本土的作家或南迁的作家，其文化与创作环境和大陆的情形大致是一样的，所以不宜将此时期在香港写作或发表的作品都归入香港文学。香港的“现代文学”其实很不典型，也很薄弱。一直到40年代末，出现了侣伦和黄谷柳等少数香港本地作家，写出《穷巷》、《虾球传》等一些作品，才初步有了名副其实的“香港文学”。作为有真正地域文化特征的香港文学，主要是六七十年代之后，才逐步形成规模的。所以对现代部分的香港文学也就只能做这样一个简单的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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