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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哲学 [:1700014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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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伦勃朗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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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南方各省服从于天主教，艺术走上意大利之路，画神话中的史诗，以英雄的裸体为模型的时候，北方的诸省已经有了自由，信上了新教，朝着另一方向发展他们的生活和艺术。那里的气候更冷，雨水更多，因此，裸体的形式极少见，也不易被接受。这里日耳曼族的气息更醇厚，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设想的古典派艺术不容易欣赏；这里的生活更艰难，更需要劳动和俭省。因此，这里的人大都很辛苦、会算计，能有条有理地应付好各自的生计。对于花哨的美梦、飘飘然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大能领会。我们尽可以设想一下，荷兰的平民在忙活了一整天回到家后的情景：他的住所只有几间类似船舱的小屋，若是把装饰意大利敞亮客厅的油画挂到自家墙上，不免是一个累赘。屋主最大的要求莫过于干净与舒服了，有了这一点，他便知足了，干嘛非要装饰房间呢。据威尼斯公使的话讲：“他们的生活很朴实，连最富有的人家也见不到出格的奢侈与排场。他们不雇家佣，不喜欢耀眼的陈设，只有很少的银器，屋里根本没有壁挂。家具器物的数目非常有限，居家、外出或者别的场合都保持一种寻常人家的适度，从不让人觉得他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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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画家的母亲》，1639年，木板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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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莱斯特伯爵奉英女王伊丽莎白之命去指挥荷兰军队的时候，当斯皮诺拉代表西班牙来议和的时候，他们那种皇家风范的排场同当地的生活恰好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引起了公众的愤慨。共和邦的领袖、当时的民族英雄威廉·特·弗朗热，身上穿的旧袍子连大学生也嫌破，里面的紧身衣扣子掉了几颗，羊毛背心和船夫穿的相仿。下一世纪，路易十四的敌人——荷兰执政官扬·维特身边只有一个内侍，无论谁都可与他接近。他就像那位深得人心的前任一样，与“造酒商和布尔乔亚”不分你我。即便在今天，他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依然显示出头脑冷静的特征。很显然，这种个性使他们的头脑很难容下绚丽多姿的肉感和五彩斑斓，而这在欧洲其他地方便形成了贵族式的排场，大众也很能领会美丽的肉体所包含的异教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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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身上有优势的是另一种相反的本能。16世纪末南北分裂以后，荷兰以势不可挡的力量打破原来的平衡，由着自己的性子倒向了另一边。一切固有的民族倾向和能量都赫然出现了，这不是新生的，只是原有状态的显露。有见地的观察家在一百五十年前已经看到了这点。教皇埃涅阿斯·西尔维于斯说过：“弗里斯兰（注：荷兰省名，靠近北海）是个自由的家园，人们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既不愿忍受外族皇权的统治，又不想控制别国。为了自由，他们敢从容赴死。这是个精力旺盛的民族，喜好武艺，性情沉稳。尽管公爵菲利普自称是那里的领主，他们依然为自己的自由感到荣耀。他们最憎恶封建贵族和军人的傲慢，不能容忍任何人凌驾于他的同族之上而耀武扬威。他们的行政官每年由公众选举，一切事务都要秉公办理；他们对不贞的妇女惩罚极严；不承认不结婚的教士，怕他玷污别人的妻子，认为禁欲极难做到，实非人力之所能。”在这里，日耳曼式的对国家、婚姻和宗教的观念在这里已经露出了端倪，预示着将要发展成新教与共和体。在受到腓力二世严酷考验的时候，他们把生死与家业置之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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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做买卖的小小的民族，埋没在烂泥堆上，处在比拿破仑帝国更辽阔、更可怕的帝国的边陲，面对想压垮他的巨人，竟然能够抵抗、生存和成长。他们的数次被围的经过令人感佩，城中的平民和妇女只靠几百名士兵帮助，把整整一个军团——欧洲最精锐的部队、最出色的将领、最能干的土木专家，阻挡在城墙之下。而这些精疲力竭的老幼妇孺就靠着老鼠、树叶和兽皮熬了几个月，他们下定决心，宁可把伤残者夹在方阵中间，到壕沟跟前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也决不投降。非要读过这些战争的详细记录，我们才能知道人的耐性、镇静和精力可到达何等高度。一艘荷兰军舰宁可被炸成碎片，也决不降下旗帜。他们在新地岛、印度、巴西，以及穿过麦哲伦海峡所做的发现、殖民和征服事业，也和那几次战斗一样壮烈。我们向人的本性要得越多，它释放的就越多；能力是在锻炼中提升的，做事和忍耐的能量是不可测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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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经过三十七年的战争，到了1609年，他们的事业终于迎来了胜利，西班牙承认了他们的独立地位。整个17世纪中，他们在欧洲事务上举足轻重。没有哪股力量可使他们屈服，无论是在第二次战争中与他们打了二十七年仗的西班牙、英格兰的克伦威尔和查理二世，还是英法同盟，或是来自新生的路易十四强大的武力。路易十四与他们开战三年，末了派了使臣几次到赫尔特雷登堡卑躬屈膝地讲和，也只落个无功而返。他们的执政官海因修斯成了当时欧洲局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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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国内政治稳定，国外的地位逐日上升。在世界上人的心灵第一次获得了自由，百姓的权利受到尊重。他们的国家是各省自愿结合的联邦，各省在自己的领域里充分保障群体与个体的自由，这实在是前所未闻的。帕里瓦尔在1660年曾说：“他们全都热爱自由，任何人都无权打骂他人，连女仆都享有很多权利，主人是不敢出手伤人的。”帕里瓦尔还满是羡慕地一再强调他们尊重人权，说道：“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荷兰一样享有那么多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使小人物不受大人物压制，同样穷人和农奴也不受富人的欺侮。某个贵族一旦把农奴或奴隶带进了荷兰，后者立刻就成了自由身。是的，富人的腰包这下算白掏了……居住在乡村的人只要交纳了税金，就与城里人一样有了自由。在自家屋宇下，每个人都是绝对的主人，谁要擅闯民宅去作恶，就是犯了大罪。”随便谁只要愿意，都可以出境，带出去的钱财不受限制。路上昼夜安全，单身旅客也可无忧。主人不能强行留下仆役。所有人都不必表明宗教立场，有发表个人见解的自由，即便议论行政长官，对他说长道短也无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本上是平等的。“有职权的人要做事公正才可得到敬重，而不是靠高人一等的傲慢作派。”这样的民族不可能不繁荣兴旺，当一个人拥有了正派与精力，其他的一切好处都会自动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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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战争打响的时候，阿姆斯特丹的人口是七万，1618年增至三十万。威尼斯公使在报告中说，白天里街上人头攒动，就像赶集一样。城市的范围扩大了三分之二，每一块容身之地价值一块达克特金元。农村的生活也像城里人一样好，没有哪个地方的农民像这里的人这般富足，从地里得到这么好的收成。一个村庄能够拥有四千头牛，每头牛重约两千磅。有个农场主把女儿嫁给了莫里斯亲王，陪嫁有十万弗罗林（注：一种货币）。没有哪个地方的工业和制造业能如此完备，产出大量的布匹、镜子、砂糖、瓷器、陶器、绸缎、绫罗、铁器还有船舶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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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半的高消费品和几乎全部的运输都由荷兰供应。他们有上千条船在波罗的海上奔忙，采集各种原材料，光捕鲱鱼的船就有八百条；他们有规模很大的公司专门与印度、中国和日本通商，巴塔维亚是荷兰海外殖民地的中心。那个时期，荷兰在海上和世界上的地位等于拿破仑时代的英国。他们共有十万水兵，战时可调动两千艘船。五十年后，荷兰独自抵挡了英法两国的联合舰队。年复一年，我们看到他们成功与兴旺的河流滚滚向前，而民族的源泉比河流更充沛，赋予他们无穷的勇气、理智、毅力、才能和献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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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公使们说：“这些人特别喜爱劳动和工作，没有哪种行当是他们干不来的。他们生来爱干活，因为天生一无所有，不是干这，就是干那。”大量的生产，少量的消费，公众的财富就是这样增长的。最穷的人也有他们简陋的住处，生活的必需品一样不缺。最有钱的人住在体面的大房子里，但没有多余的奢侈和摆阔气。没有一个人缺衣少食，也没有人胡作非为，大家都用手和头脑从事劳动。帕里瓦尔说：“他们能从一切事物中挖掘财富，连在河道里拾垃圾的人每日也能挣半块钱。小孩子们从小学手艺，几乎一出道就能养活自己。他们最恨不廉明的官衙和懒散的作风。有些当地政府把懒汉和流浪汉关押起来，也惩治那些不务正业的人，只要这些人的家人和妻子作证即可。所以，在这样的地方，不管懒人们愿不愿意，都得干活以维生。”那里的修道院改成了医院、庇护所、孤儿院，把不事生产的修士的收入用作救济老人、残疾人，还有阵亡将士的妻子和遗孤。军队的素质之高，一个普通士兵可在意大利军营里当上尉，而意大利的一名上尉在这里当兵还不够格。在文化和教育方面，正如组织和管理的才能，他们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两百年。难得遇到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孩子不识字或不会写字，每个村庄都有一所公立学校。在中产阶级家里，男孩必学拉丁文，女孩必学法语。多数人能用几国语言书写和交流，这不仅仅为了学以备用，也不单出于爱积累的习惯和实用的考虑，而是他们能认识到学问的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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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登城在英勇地捍卫了城池之后，联邦议会决定帮那里建一所大学以示奖励，并不惜代价地把全欧洲最著名的学者搜罗来。联邦议会不仅自己写信给穷教授斯卡利杰尔（注：16世纪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之一），并请法王亨利四世从中说和，说他的到来将是这个城市的光荣。他不必教书，只要肯来与众位学者聊一聊，指导他们的教学，发表他的学术著作，让荷兰分享一下他的荣耀即可。在这种治理下，莱登大学成了全欧洲最著名的学府，有两千名学生。在法国受追查的哲学思想在荷兰找到了避难所，整个17世纪，荷兰是最重思想的国家，实证科学在这里找到了适宜的土壤或根据地。斯卡利杰尔、朱斯特·利普斯、索麦索斯、默尔修斯、海因修斯、两位道萨、马尼克斯·特·圣阿尔德贡德、雨果·格罗丢斯、斯内利厄斯，都在这里主持考证、法律、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埃尔泽维尔家族掌管印刷业，林索登和墨卡托为旅游业提供指导，并开展地理研究；霍夫特、伯尔还有凡·梅特伦为本国作史记；雅格布·凯茨在创作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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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在当时便是哲学，在阿明纳斯和戈马尔的带动下，重新提出上帝的施恩，连小村庄里的农民和布尔乔亚都为之激动。1619年在多德雷赫特召开的宗教会议促成了新教改革协会。荷兰除了在思想意识上占先，实际才能也非常出众，从巴内费尔特到维特，从沉默寡言的威廉到威廉三世，从海军上将海姆斯凯克到冯·特龙普和勒伊特，前前后后有一批优秀的人物领导着学术与政务。民族的艺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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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独具匠心的艺术家都生在17世纪的头三十年，那时严酷的危险已经消退，最终的胜利已然确立，人们都觉得做过一番大事业，用自己有力的臂膀与坚强的心灵为后辈拓开了前方的道路。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艺术家都是英雄一代的后裔。既然工作业已完成，本该用在处理现实事务上的能力，便开始触及现实之外的东西，在理想的世界中有所作为。人们已然经过很多事，无需再进学校去学习，他们的目光所及之处都是自己的业绩。这些业绩多么光辉灿烂，多么丰富，足可使他们回味不尽，为之荣耀；他们不必再屈就外来的思想，开始探求和发现自己的觉悟，一直要探求到根本；他们不用再模仿别人，一切出自他们自身；他们的创造不用别人指引，全凭心底的感觉和情绪；他们内心的力量、才干、根本的世代传承的本能已经在经历中得到了锻炼和加强，并且在后面的体验中继续历练。当他们创建了一个国家，便创建了一派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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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考察这派艺术。它用色彩与形象把不久前在行动与事业中显露出的全部本能表现出来。北方七省和南方十省合为一族的时期，南北只有一派艺术。恩格尔布雷希特、卢卡斯·莱登、扬·斯霍雷尔、老海姆斯凯克、高乃依·特·哈莱姆、布卢马特、霍尔齐乌斯，这些北方画家与安特卫普的南方画家用同一种风格作画。那时还没有区别分明的荷兰画派，因为还没有区别分明的比利时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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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战争开始时，北方画家就像南方画家那样用尽心思去学意大利人，然而，1600年以后，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绘画也不例外。本民族的蓬勃发展使民族的本性占了优势。裸体消失了，理想的人体、在阳光下半裸的人体、四肢和姿态美妙的对称、庄严的寓意画和神话题材，均不适合日耳曼人的口味。而且，占统治地位的加尔文主义把这些作品排除在教堂之外。在这个诚恳、俭省、爱劳动的民族中间，根本没有王侯的宴乐与游艺，没有铺排奢华的享福。不像别处的宫殿中，要有银器、华服和精美的家具，要有肉感的异教的画面。阿梅莉·特·索尔姆想以上述风格为亡夫建一座纪念堂，她只得派人去请佛兰德斯的艺术家凡·迪尔登和约丹斯。在这个想法现实、公众意识为主的国家，一艘民船上的伙计也有可能当上海军少将。大家感兴趣的是公民，是有血有肉的人穿着日常的服装摆着习惯的姿态，是某个能干的官员，某个英武的军人，而不是半袭衣衫或干脆裸体的希腊式的人物。英雄式的风格只有一个用处，就是装饰市政厅和公共场所的有纪念意义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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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画种，巨幅的画面上有五人、十人、二十人、三十人的全身肖像，大小与真人无异。有的是医院里的大夫，有的是出操的火绳枪兵，有的是聚在会议桌四周的一伙市政委员，有的是聚餐会上举杯相庆的众将官，有的是在作医学报告的教授。所有这些形象都与他们的职业吻合，表现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穿戴、器具、旗帜以及零零碎碎。这是真正的历史画卷，最有参考价值，予人深刻的印象。弗朗兹·哈尔斯、伦勃朗、霍弗特·弗林克、费迪南德·博尔、特奥多雷·特·凯泽、让·拉文施泰因，都画出了这个民族英雄的时期。一群理智、忠诚、勇敢的人物，有崇高的力量和精神；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美的服饰，有披肩、皮衣、花边衣领、紧身袄、黑色的斗篷，再加上魁梧结实的体形、坦率的表情，这些无不衬托出人物的庄重与魅力。艺术家们通过气势磅礴而简明的刻画、生动有力的表达，也显得与画面中的英雄同样气概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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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纺织工会的理事们》，1662年，画布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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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是公众场合的绘画，还有一些表现私人生活的作品，为私人的房间做装饰。画面的选题与范围都要以订画者的背景与性格为依据。帕里瓦尔说：“一个布尔乔亚再穷，也不会随随便便丢弃这种爱好。”一个面包店的老板花六百弗洛林买走扬·维米尔画的一幅人像。除了室内的整洁舒适，画品就成了他们的又一奢侈。“他们宁肯节衣缩食，也不会在这方面吝惜”。民族之本性在这件事上再次显现出来，正如第一时期（注：尼德兰艺术四个的期中的第一时期），在凡·艾克、康坦·马苏斯、卢卡斯·莱登的画中所流露的。这的确是民族的本性，其深度与活力，便是在比利时、在以神话题材和装饰趣味为主的绘画旁边，也照样由勃鲁盖尔和特尼斯的笔端流露出来，好比小溪在大河旁边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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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本性在要求、促使艺术家去体现真实生活中的人，如他们日常所见的市民、农民、牲畜、店铺、客栈、房舍、街道和风景，无需艺术家去改头换面，去升华，只要值得看就可以了；不管是人、动物、植物、无生命的物体，连同它们的规整、琐屑、不雅之处，只要是其固有的自然的本色，人们就会喜爱，就会去欣赏。艺术的目标不是要改变这些，而是要体现，通过心灵去传达美。明白了这一点，艺术表现的范围就广了，可以是乡村茅舍里纺线的家庭主妇、在刨花板上描线的木匠、为一条粗壮的臂膀包扎伤口的外科医生、用签子串鸡肉的厨师、一位梳妆的贵妇；可以有一切室内的景象，从茅屋到客厅；可以有形形色色的形象，从面目通红的醉汉到气质优雅的少女脸上恬静的微笑；可以从文雅生活到乡野生活，几位绅士在四壁生辉的客厅里打桥牌，一伙农夫在简陋的酒馆里痛饮作乐，滑冰的人在冰面上穿行，母牛在水槽边上饮水，船只在湖面上荡漾，变化无穷的天空、大地、水和一切光明与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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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派的画家有特博赫、梅屈、赫里特·道、扬·维米尔、安德里安·布劳沃、斯哈尔肯、弗朗兹·米里斯、扬·斯滕、沃弗曼、凡·奥斯塔德兄弟、韦南特、克伊普、凡·德·尼尔、勒伊斯达尔、霍贝玛、保罗·波特、巴克赫伊森、凡·特·费尔德兄弟、菲利普·特·柯尼希、凡·特·海顿，数量之多不胜枚举！没有哪个画派曾有过这么多天生异禀的艺术家，既然艺术的范围不是一个狭窄的峰尖，而是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艺术就提供给每个心灵一个独特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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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完美世界是狭窄的，只容得下两三人居住，而现实生活是广阔的，能够为五十个天才提供场所。有一种宁静惬意的和谐之美从这些作品中散发出来，令我们不由得驻足观赏。这些艺术家的精神与他们的人物一样有着某种平衡，从他们的绘画当中我们感到一种快慰和舒服。而且，我们感到他们的想象力并不是遥不可及，似乎他们和他们的人物一样单单为活着而满意。自然状态下的一切对画家是美满的，他们只需要去布局，去着色，去增加光的效果，去选取某种姿态。当这种自然状态出现的时候，画家就像一个荷兰的已婚男子面对他的妻子，他不想看到她改头换面。他通过日常的感情和心意相通去爱她，至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要她换下这件蓝外套，穿上那件红色的。荷兰画家不像我们的画家因为脑子里装满了哲学和美学书籍而像精细的观察家，画农民和工人就像画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全当奇怪的动物与有趣的标本对待；画风景也加入诗人与文人的情绪和文雅精致的味道，使自己对生活的迷梦幻想得以抒发。荷兰画家要天真得多，没有过多的热烈的活动使他们头脑混乱或过度兴奋，与我们相比，他们是艺人。当他们作画的时候，只知道去画，不大受到不易察觉的或突出的细节影响，而更多地抓住单纯明了的主要特征。因为这缘故，他们的作品更健康而并不怎么激烈，能唤起文化层次略低的人的兴趣，从而为大多数人所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