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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为什么要“实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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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有一位朋友问我：你们做那些奇怪的前卫艺术是为什么？它究竟有什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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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是因为别人的质疑，才开始尝试着去寻找答案，也是在回答别人的质疑的过程中自己才渐渐地明晰起来。这些话，我在不同的场合对着不同的人，说过很多遍。特别是在我的课堂上，当你跟学生讨论一个问题时，首先要把自己的思考梳理清楚，并尽可能地用直白的语言去表达。这篇文章脱稿于我的一次关于教学的访谈，尽可能地保留了里面大量的口语化的文字，这样可以让讨论的话语更加浅显而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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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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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训练对于生活的探险，研究则是智力的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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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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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有一种体育，攀登雪山，非常危险，花很多的钱，搞不好，一个人出事儿还会搭上整个救援队伍。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奇怪的事吗？别跟我说“体育是增强人民体质的”这种话。今天的体育竞赛哪一项是对身体有好处的？举重运动员的腰椎是扭曲的，田径运动员的筋腱常被拉伤，菲尔普斯的身体严重畸形，拳王阿里颤抖的手就是体育对他身体造成伤害的见证，但是，我们却为他用颤抖的手点燃火炬而鼓掌。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知道，体育就是对人的身体运动的极限的挑战，是人类对“超越”的永不知足的追求和实现后的喜悦。这就是体育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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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体育是对人类身体极限的挑战和探险，那么，艺术就应该是对人类想象力的挑战和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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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类比，其实不对，因为艺术并没有极限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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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并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程式，它挑战和探险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得“第一”，也可以说艺术没有第一。体育可以这样，比如说跑步，你跑了十秒钟跑到了，我一个小时才跑到，这个就是体育的衡量，它只是一个单向的量化的衡量。但是艺术就不能够这样衡量，或是我们不说艺术，说生活就不能够这样衡量——归根到底，所有关于艺术的讨论仍然离不开关于生活的讨论——如果生活这样衡量的话，我们所有的男人都去追求一个女人了，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心目中爱的人。艺术也是这样，艺术跟生活是连在一起的，它更多地倾向于对生活本身的一种思考，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对世界的一种认识。艺术是探讨生活的一种方式，探讨它没被发现的可能性；它是一种探讨社会、政治、爱情、食物，甚至艺术本身的一种方式。它不是一种竞技赛。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育里面首先应该把这种竞技赛的观念放下，如果都是竞技赛这样的方式，我们会发现最后“第一”只有一个人，如果这样，所有人都朝着这个方向去，最后只剩下一个人是厉害的，那十几亿人口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我们假想这十几亿人口都把他们精彩的一面释放出来，那这个就不得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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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看一帮在成长的孩子，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性格都不一样，这个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是很美好的，就是因为每个人都精彩。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设定成像我们体育赛跑一样，只有一个指标，一个起跑线，五十个人跑下去，总是有一个人跑第一，也总是有一个是跑最后的。但是我们发现，生活中跑到最后的那个人也有他的精彩，他的精彩是在另外一方面，只不过不在跑步的速度上。我们每个人如果能够通过课程或是做一些东西，哪怕一段时间的工作，让自己最精彩的那个部分或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一面释放出来，也就意味着他的价值，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他的不可替代性、他的可能性释放出来了，释放出来以后别人会看到，会鼓掌，会喝彩，他自己也会看到。他自己看到后，会知道自己的精彩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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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展示了自己的可能性，就展示了世界的可能性，展示了物的可能性，就展示了造化之奇，‘是谓为天地立心’。天地之心，便是万物得以尽其可能性而生长生发，那便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物之用有穷耶？人之才有涯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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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一个人都能释放出自己的精彩，那13亿中国人的精彩将会是一股巨大的能量。我想，那也许就是媒体常说的未来的“中国创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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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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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是这样一种人，他向人们固有的关于体验的观念挑战，或者向人们提供关于体验的其他信息，并对体验作出其他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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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塔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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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为什么要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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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人类的文明史，本身就是一部充满“实验”的历史。1752年，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经过风筝实验得到了“电”，并积聚在一个现在叫莱特瓶的容器中。也就是很多书中说的，有一个人在一个雷雨天，在风筝上放了一把钥匙，然后拉风筝的线（普通的棉线），另一端连接在莱特瓶（一个拥有2个非常近但不接触的金属片的容器）中，得到了电荷。这就是著名的费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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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富兰克林的一位朋友问他：你弄这个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在今天，已经不会再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了，今天的人离开了“电”几乎不知道该如何生存，所以才有了“野外生存”之类的训练营，这本来是人类原始的本领，今天却弄成了像是只有特种部队才有的超常功能。可见人类文明的进化同时也是一种退化。但在当时，富兰克林也不知道“电”会有什么样的应用。所以，他用了一个反问句回答：你说出生的婴儿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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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实验就是要探讨未知的、未发现的、还没出现过的其他的可能性，就是要开辟用想象力解决问题的生活和艺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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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不一定都会成功，也不是所有的实验都能像“电”那样被普遍地应用，但失败也是有价值的。历史地看，如果没有那么多次的失败，飞机不会飞上天。从这个意义来讲，也就根本没有所谓的失败的实验，因为，每一次失败都是接近目的的一个台阶。我相信邱志杰在他的《什么是总体艺术》中说的一句话：“只有当一个行为是可能出错的行为，它才可能是创造性的行为。蜘蛛凭着本能结网，蜘蛛结网从来不会出错。人类盖房子却可能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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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实验和其他领域的实验差不多，只是从身体的角度来看更为安全些。人们对艺术家的普遍印象是疯子。其实这多半是19世纪后的传闻，跟凡·高的故事有关。任何一个领域都充斥着各式各样的人。就连哲学这个看上去精深严谨的学科也同样有一位伟大的疯子，那就是尼采。尼采生于1844年，凡·高生于1853年，我们是否因此就形成一个印象判断：伟大的疯子都在19世纪呢？还有，生于1864年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也是位理性的疯子，他的影响力覆盖了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当然，在经济学领域里还有另一些天才的疯子，比如获诺贝尔奖的数学家纳什［5］，他就生活在今天的时代。艺术家并不是一个特殊人群，我们无需把艺术家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实验历史人群中分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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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学科分类不是从来如此，当然，也不会就此停住，它是漫长的历史生长而成，并继续不停地生长变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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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艺术史看成这样一棵生长变化着的大树。有一些时代和一些人，是开先河的，是转折性的，那么这些时代和这些人，就是主要的树干和枝杈，后来的人沿着这个枝杈生长、延续；那些极端个人化的、无法归类的特色艺术家，也有他们的历史价值，就像是主干之外的一些小枝杈、树叶或是果子，除了丰富了整个艺术史，也证明了人类对这一问题和线索的探险到达了这里，至于在未来，是否有人会沿着这个线索继续走下去，并逐渐生长成又一枝粗大的主干，没有人能猜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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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富兰克林的费城实验，就没有今天“电”的使用；没有布鲁诺在包豪斯对自行车把的实验，就不会有今天满大街的钢管家具；如果没有实验，我们今天可能还是住在土坯房子里，不，土坯房子也是实验出来的，从“土”到“坯”的开始也是想象力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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