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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谈艺录 抗战建国与艺术教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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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曾言及理智与感情的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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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的原意自然是指科学运动而发，在我们研究艺术并负责艺术教育的人看来，这不啻指示了在抗战建国期间的一个研究艺术并从事艺术教育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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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说来，艺人是特别偏重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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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然感情的奔放，在平时也许没有什么不好，在这个非同敌人作殊死战以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以建造国家民族的新基础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大的毛病。例如，历来的文艺家多半是爱和平反战争的，我们如果根据这种感情基调，看见因抗战而生的官兵伤亡人民失所的事实，就听任反对战争的感情自由奔放，我们就必然会成为对国家民族有害的艺术家同艺术教育家，必然会成为为国家民族所不容的艺术家同艺术教育家；假如我们的感情能同理智相贯通，用抗战建国的思辨改正我们常有的那种和平反战的感情，知道非消灭国际间的侵略主义不能消灭人类间的战争，非建造国族的新基础不能建造东亚的真和平，把我们的感情范围在这种界限中然后听其奔放，我们就必然会成为对国家民族有益的艺术家同艺术教育家，就必然会成为为国家民族所需要所欢迎的艺术家同艺术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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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我当作纯艺术家的人需要有这样的觉悟：艺术是摆脱不掉时代的背景的，同时代背景离得太远，艺术的内容就不免空疏，内容空疏的艺术作品是经不起时间的洗荡的，一时间这艺术作品的表面也许可以欺人，时间一长，这样的作品就将一文不值；相反，内容充实的作品，不特在一时间可以博得人们的喝彩，就是经过更长的时间它的价值也不会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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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我当作同时是艺术教育家的人需要有这样的觉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艺术生命打算不愿意使我们的艺术内容离开时代意识太远，同时我们也不能用不顾一切的艺术至上主义教导学生，我们要用许多方法使青年学子同社会真相接近，要用许多方法使青年学子知道时代意识对他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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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全体教职员学生多半都是从失地来，抗战的情绪本来很浓厚，可是，一向以救国不忘读书的意念相约束，不敢听任救国热情的奔放而忘记文化再建设的将来的责任；兹于学期结束，全体师生将乘假期从事抗战救国工作的时候，特刊布《战时艺术论文集》一种，企图把我们的意见向国人请教：因就吾党宣言中所及的理智与感情的贯通一点，就本校的立场加以申述，算作本集的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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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林风眠1938年主编《战时艺术论文集》所作之序言。该文集还收录了《战时的艺术教育》（常书鸿），《抗战与民族艺术之再建设》（李朴园），《绘画界在抗战时期的工作》（王曼硕），《战时的艺术家》（雷圭元），《建国中的艺术教育》（刘开渠），《谈战争与装饰艺术》（李有行），《抗战时期戏剧音乐运动之原则》（林文铮），《战时的音乐宣传》（李树化）等8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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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谈艺录 抗战四年来之美术工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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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四年来之美术工作，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前一种是制作抗战有关之美术宣传品，用宣传的方法，对敌方消灭他作战的情绪，对自己去激励民众，动员全民族的物质与精神。后一种是制作纯美术品，去义卖筹款，把所得的钱，去救济被难的同胞，或慰劳前方战士，还有少数的美术家，到海外去宣传，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四年来中国美术界，都各尽他们所有的能力而工作着，其表现虽不同，目的总是为着抗战建国而奋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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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说，抗战四年来，美术家表现得很少，不要说伟大的创作，就是普通的美术宣传品，数量上也不多，但是我们也要明了，现在美术界多数的作家，在美术的创作上，还是保持着战前的态度，中国固有的美术，很不容易应用到宣传方面去，也是事实，现在从事美术宣传品之制作者，多是美术学校出来的青年作家，中国美术学校的设立，不过二十多年的历史，而学校的数量又很少，在这种情形之下，美术宣传工作之人的缺乏，作品的幼稚，是无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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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四年来之美术宣传品，在数量上很难得到一个统计，它的范围，多是易以传递流广的画报，或一切图画，木刻，印刷品，壁画诸类。当然普遍地说，它的内容和技术，都还很幼稚，但是这种工作，是中国美术新倾向的开始，它将从它的幼稚中，一步一步走向现实的社会，接近广大的民众，它将在抗建大时代中生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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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宣传品普遍的缺点，可以分为内容与技术两方面，内容多是不能在大时代复杂，变化的现象中，把握住它的中心。当然每一个问题的发生，都有复杂的原因与背景，作家应当了解问题的全部，把中心提炼出来，这和文学家描写短篇小说一样，要由许多事物中，拿它的结晶出来，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它是否适合环境，是否和对象的本身，发生作用，总之要注意到情绪上的感染，口号与记号的公式，只是事物的外层，没有深度，没有感动人的力量，取得人类共鸣的同情，简单地说，它没有引诱人煽动人的内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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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面的缺点，多是缺少美术上基本的训练，尤其是人体素描的幼稚，应用到构图上，不能表现作家所欲表现的意思，黄显之先生在《战时艺术的内容与技巧》[2]一文中说得很清楚：“所谓宣传画者，是战争上帮助作战的力量，是一种新的武器，它的意义，在能影响他人的情感与思想，使利己不利敌，所以创作这种宣传画，必须内容与技巧缜密的协调为必要的条件，否则常生相反的结果。譬如许多宣传画，一直到现在，还是尽量发表敌人的暴行，本来敌人的暴行，某一个时候，是有宣传的效果的，但是多量的永恒的用它做宣传的题材，是容易起反作用，令人恐惧，而至于厌战。还有许多作品，表现力不太充分，以至结果相反，使观众坠入云里雾中，如画着一萎靡不振的‘英勇将士’残废病弱的‘热烈群众’，在献金的时候，那不情愿的表现，画领袖那不庄严的角度，（当然不是故意的），在冲锋肉搏的场合，那跳舞的姿态，这些都大书着伟大抗战的标题，不独使人发笑，实在有取缔的必要，本来宣传艺术是帮助文字的一种力量，但照这种情形，反不如一篇宣传文字来得简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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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指出在宣传画中，忽略了旧形式的利用，譬如连环画，（专用以表现抗战中的故事）柳子画，在北方能引起一般广大民众的爱好与兴趣，现在这一类的形式，变成为敌伪进攻我们主要的宣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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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坦白的自认，抗战四年来，不特美术宣传的内容与技术，有许多的缺陷，就是整个中国美术工作的前途，也应当有重要的觉悟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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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很希望全国的美术家组织一个抗战美术宣传工作的集团，集中我们的力量，发展我们的愿望，扫除美术家孤立神秘，乖僻，自私的个性，发挥我们的热情，不要再保持着那可怕的沉默，我们应当抓住伟大的时代，我们应当做大时代中的战士，我们应当从事于抗战美术宣传制作与研究之工作，从事于建设中国美术复兴之基础工作，我们应有具体的组织与设备，用集团工作的力量，有系统的宣传，把它的功效，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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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很希望美术家在他的创作上，也应当有重要的觉悟。中国美术，在世界文化史上，有伟大光荣的地位，这是谁都不会否认的，但是抗战巨流中，中国美术，和现实的民族生活，时代的需要，不发生多大的关系，永远保持着很远的距离，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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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国美术，因为历史上，清淡出世的思想，美术也随着这种观念，发达在理想的（作）家画，写意画里。描写日常生活的人物画，不为社会所爱好，就是有时画人物，也只画些古老的宗教的出世的人物，如“老子骑青牛”或“八仙过海”之类。中国美术家，对人物画先天不足，而后天又缺乏修养，作品始终在狭隘的范围里，苦闷着，恐慌着，远离着战时的生活，因此美术上的创作，和抗战大时代不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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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望云先生也说，目前一切的艺术要和抗战配合，脱了节的艺术，便是，艺术失了战斗性，失了它伟大的使命，失了它时代的生命。其实中国美术并不是不伟大，也并不是时代上没有丰富的遗产，而问题是在时代上脱了节，脱节的原因是美术家毁灭了自己，看不见时代和现实，只崇拜着前人，洼息而死在前人的创造中，所以在美术史上也留了一段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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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美术伟大的特点，正是能反映出每一个时代全民族生活，思想的特点形式与内容，都充满着独特的色彩，周秦铜器的发达，和当时生活用器有很大的关系，佛教的输入，反映着美术上的创作，都是佛画佛像。就说山水画写意的文人画，也是当时生活，思想的结晶，他们的创作和他们现实的生活密切的联系着，有强烈的时代性，有独特的典型。但是他们的伟大，都已变成过去的历史，我们现代的美术家崇拜它，研究它，而且应当承继着他们富以创造性的传统，在我们的时代里发展我们的前途，继续前人伟大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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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中国的美术界，多数的美术家，还是远离现实，临摹着前人的制作，这真是中国美术前途的一条死路。宋宓先生在《艺术之交流中之病态》[3]一文中说得很清楚：“……因此在我国画坛上，有些极大的病态，我国的西洋画家，到现在大体上还在爬行地摹仿着，西洋人有印象派，我们也有，人家有点彩派，我们也有，人家有表现派，立体派，构成派，我们也有……少数人发现东方艺术之髓华，反而注意东方绘画了，结果是临摹王、黄、苏、四之类以自豪。更坏的是西洋画家画中国画，完全不发生任何关系，同一作家，拿起毛笔来，是王维，八大，拿起刷子来，竟是达·芬奇，无以名之“双重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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