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028396 林风眠谈艺录 [:1700026252]

1700028397 林风眠谈艺录 回忆与怀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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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28399 对一些往事的回忆与怀念，常常会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起着激励和推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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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28401 我出生在广东梅县一个山区的石匠家庭里，儿时便当上了祖父的小助手。祖父对我非常疼爱，整天叫我守在他身旁，帮着他磨凿子、递榔头；看他在石碑上画图案、刻花样。祖父对我是抱有希望的，他叫我老老实实地继承他的石匠手艺，不要去想那些读书做官的事。他常说：“你将来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的一双手。有了一双手，即使不能为别人做出多大好事，至少自己可以混口饭吃。”他还叫我少穿鞋子，而他自己，无论四季阴晴，都是光着脚板的。他说：“脚下磨出功夫来，将来什么路都可以走！”祖父已经去世好几十年了，在我脑子里，只能记起他盘着辫子、束着腰带、卷着裤管、光着脚板，成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块上画呀、刻呀的一些模糊的印象，然而他的那些话，却好像被他的凿子给刻进了我的心里一样，永久也磨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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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28403 现在的我，已经活到我祖父当年的岁数了。我不敢说，我能像祖父一样勤劳俭朴，可是我的这双手和手中的一支笔，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凿子一样，成天是闲不住的，不过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头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却是在轻薄的、光滑的画纸上消磨了一生。除了作画，日常生活上的一些事务，我也都会做，也都乐意做。这些习惯的养成，我不能不感谢祖父对我的训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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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28405 春天到了，上海到处都是暖洋洋的。可是在巴黎，那高耸的东方博物馆和陶瓷博物馆，一定还是从前那样阴森寒冷的吧！在这时候，是不是也还有人带着笔和纸，啃着冷硬的面包，在对着东方的古董鉴赏和临摹呢？四十多年前；我曾经在那里不知度过了多少个晨昏，也是在那里开始学习我们祖国自己的艺术传统。说起东方博物馆和陶瓷博物馆，不由得又使我怀念起我的法国老师——浮雕家杨西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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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28407 杨西斯是我最初学习美术的法国国立第戎美术学院院长。听说这位浮雕家在未成名时很是贫苦，因此他对一些清寒学生都很同情，也特别加意培养。有一次，他在课堂里看到了我的作品，很为赞赏，于是介绍我到巴黎美术学院，拜在著名的油画家柯罗蒙门下学习。当时我在艺术创作上完全沉迷在自然主义的框子里，在柯罗蒙那里学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多大进步。有一天杨西斯特地到巴黎来看我，叫我拿作品给他看。谁知他看了很不满意，批评我学得太肤浅了。他诚恳地然而也是很严厉地对我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可知道你们中国的艺术有多么宝贵的、优秀的传统啊！你怎么不去好好学习呢？去吧！走出学院的大门，到东方博物馆、陶瓷博物馆去，到那富饶的宝藏中去挖掘吧！”还说：“你要做一个画家，就不能光学绘画，美术部门中的雕塑、陶瓷、木刻、工艺……什么都应该学习，要像蜜蜂一样，从各种花朵中汲取精华，才能酿出甜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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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28409 说来惭愧，作为一个中国的画家，当初，我还是在外国、在外国老师指点之下，开始学习中国的艺术传统的。今天，在党的百花齐放的政策下，国画传统得到了重视和发扬，许多青年在自己国家的博物馆、展览馆里，对祖国的艺术遗产可以尽情地欣赏、临摹，而在美术学校里又有很多对国画传统有着深厚修养的教师培养和指导。每当我看到这些情景，都不禁为自己在旧中国所走的艰难、曲折的艺术道路发生感叹，而为今天学习艺术的青年能得到如此幸福的条件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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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28411 [1] 原载《新民晚报》1963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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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28416 林风眠谈艺录 [:1700026253]

1700028417 林风眠谈艺录 在第一看守所写的自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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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28419 我一九〇〇年生于广东梅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祖父是石匠，父亲继续石匠的职业，做雕刻坟墓石碑等工作，我在幼年受到封建的教育，后进入小学，于一九一八年暑假毕业于梅县省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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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28421 一九一九年秋来上海，由当时上海的华法教育会介绍，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一九二〇年初，到达法国，曾做过油漆工，后来由在南洋的族人资助进入国立巴黎最高美术学院，学习油画。于一九二五年冬返国。一九二六年由上海到达北京，任北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校长，一九二七年秋，因北京政治变化，张作霖入关，因此离北京赴上海，当时伪南京政府蔡元培任大学院长（即当时教育部），在大学院内设立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并任我为主任委员，我于一九二八年在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并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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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28423 一九二八年春，国立艺术院开学之后，当时的校舍是哈同花园和关帝庙。很不适合教学之用。因此有许多进步学生，对学校不满，对教员也不满意，因此发生风潮，在风潮发生后，杭州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说已经通知省政府教育当局，派人查获共产党组织的名册，并给我两个学生的名字，我回校后即开除这两个学生（姓名记不起来了），后来蔡元培到杭州来说，要闹风潮的学生可自动退学。在风潮期间，秘书处曾通过省政府警局，派警察来保护学校。这是经过我同意的，当时我是打着为发展美术教育、介绍西洋资本主义美术、不问政治等口号，而实质是为名为利，为保全自己的地位，镇压进步学生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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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28425 一九二九年，因学校需要图案教育，当时由教务长林文铮提出到日本东京去请图案教员，经过我的同意，托驻杭的日本领事馆领事米内山庸夫找来图案教授斋滕佳之，他在教课时宣扬日本的文化艺术是进步的、发展的，说我国图案是保守的，实质上，使学生对日本文化艺术的崇拜，对自己优良传统艺术轻视，实现了文化侵略的效果。通过斋滕的关系，驻杭日本领事米内山庸夫，以爱好中国艺术，收藏中国名人字画为名请客吃饭，拉拢我和学校的教员潘天寿、林文铮等人。一九三〇年斋滕佳之建议学校教授到东京去作暑假旅行，因此暑假期间，用杭州艺术教育考察团的名义，以我为团长，潘天寿、李朴园、王子云、袁慰辰等人到东京去旅行，并在东京开学校绘画展览会，我在驻东京我国伪大使馆茶会上谈话，说到中日文化交流，中日亲善等无耻的话，我们参观日本明治天皇的纪念馆，并在馆前照相。明治是侵略我国的主要人物，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应当有这样无耻行为，我深深认识到我是不清楚日本帝国主义是一贯侵略我国的，因此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自私自利，企图在国际艺术上出名，犯了这些无耻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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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28427 一九三二年，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实质上是为保全自己的地位，得到伪政府的信任。当时浙江省党部介绍张彭年来学校任训育主任，加强国民党的统治。当时的学生有进步组织，一八艺社及木刻社，张彭年发现这些进步组织之后，认为应该加以取消解散，向我提出解散一八艺社及木刻社等进步组织。经我和教务长林文铮同意后，通告解散这些进步组织，因此引起进步学生的不满；当时进步学生张锷打破了通告牌，张彭年要开除他，我同意了。后来又说，有许多学生要闹风潮，我同意将进步学生如孙公炎、郝丽春、季春丹、万斯年，要他们自己退学，转到另外学校去。这是我第二次镇压进步学生的犯罪行为。记得木刻社曾到上海开木刻创作展览会，当时鲁迅先生曾为木刻写了一篇介绍文章，此事是张彭年来和我说的，并说他已经禁止散发，我没有亲眼看到这篇文章。但是我是校长，是有责任的，对鲁迅文章禁止散发也是我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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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28429 一九三四年时，有一个我在北京艺专做校长时的学生，叫邓鹤皋（即邓洁）来杭州找我，他晚上到杭州后，在湖滨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来学校找我，我没有在学校，他找到了他从前在北京艺专的同学李朴园（秘书兼图书出版科主任）。当我到学校后；李朴园和我说邓洁到杭州来找我，并说是从大连监牢里出来的。杭州对进步分子管得很厉害，邓洁住在旅馆里不好，住在他家里也不方便，最好是住在我家里好了。下午四时，邓洁和李朴园到我家里来，我问邓洁离开北京后的情况，记得是李朴园替他回答说，一九二七年到东北去，一进东北就被日本人捉进大连监牢里，我问他为什么会被捉进去，又为什么会放出来，李朴园替他说：“糊里糊涂捉进去，又糊里糊涂放出来了。”我对邓洁说，你怎么知道我在杭州，邓洁说：他在监牢里设法作画，看守监牢的日本人，知道他会作画后，送给他一些画报，他是从画报杂志上看见了我在杭州的消息，因此从监牢里出来之后，想想没地方去，因此到杭州来找我，当时看他带有一小包，并说他带来一些画给我看看，我把他带到给他住的小房间里。记得晚饭在我家里同我爱人一同吃的，他问我在法国的情况。李朴园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我到学校后，李朴园和我说找一个地方去谈谈，我说到杭州郊外云栖寺去谈谈，并可玩玩云栖寺。下午三时左右，李朴园到我家里来，我们三人坐学校的车子到云栖寺去，到了之后，将车子停在路上，我们三人顺着竹林小路向云栖寺走去，在路上，我同邓洁说话，我问他来杭州的目的，并对他说杭州对共产党管得很厉害，如果他想在杭州活动，很容易被发现，这样对我们不好，对他也没有好处，记得是李朴园替邓洁说，邓洁失去了联络，找不上接头。我很天真地替他出主意说，是不是要到上海苏联领事馆去接头，接着又说不行不行，听说领事馆门口都是特务，没有进去就会被他们发现的，是不是到巴黎去转到莫斯科去接头。记得当时邓洁没有回答，后来我们走到云栖寺，到寺内走了一圈，不久由原路回到路口，我们坐车子回家，到我家门口时，李朴园和我说邓洁到他家里去吃饭，当天晚上邓洁回来时，大约很晚，我们已经睡觉了，没有见他回来。第二早上当我到学校时，李朴园对我说，邓洁已经决定明天到上海去，不过邓洁一个人车子上旅行不好，怕被人发现，因此李朴园说他们夫妇陪邓洁同到上海去，下午我回到学校时，他说他到葛岭山附近的庙里去玩，看见一个道士等等；并将带来的画给我看，我记得其中有一张是比较好的，晚上记得是他和我谈到巴黎勤工俭学的情况，并谈到我在巴黎认得周恩来等等及当时巴黎的情况。记得第二天早上李朴园来找他一同到火车站去，临走时我对邓洁说，我们在杭州办艺术学校，你进行你的工作，我们今后不要有什么联系，因为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当时邓洁答应了我的要求。李朴园几天之后由上海回来，我问他到上海的情况，他说已经把邓洁交给了安娥（是邓洁以前的未婚妻），我们没有责任了，并说邓洁在大连监牢里待了八年，安娥和邓洁家里人以为邓洁死了等等。后来就没有再谈到邓洁。一九六二年，我到北京时，在美协问邓鹤皋学生的情况，张锷说可能是邓洁，后来打电话给他，说明我在北京，并想看见他。第二天在他开会的旅馆里请我吃饭，后来秋天他到上海来时，来过我家里一次，他要请我到中央工艺美院去上课，我没有去，后就没有看见他，我现在认为邓洁到杭州来的目的，是想从我这里找到安娥，李朴园和我谈到安娥在上海，但我不知道她住地的情况，而李朴园是很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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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28431 一九三三年时，我和学校的教员李超尘、章跃等人到杭州湖滨喜雨台茶馆去购买各地带来的古董。有一天下午遇到当时驻杭州的日本领事松村雄藏，我们认识之后，松村说他对浙江出土的青瓷很感兴趣，他家里收藏很多，请我到领事馆去看他的收藏，我答应了。我到领事馆去看过他的青瓷，并在日本陶瓷杂志上介绍青瓷的图片，后来我买到了出土的定陶，他要求到我家里来看我的收藏。一九三五年时，我到领事馆参加日本国庆招待会。一九三六年冬季，日本领事三江姓董的翻译员来学校说，我校的学生在湖边打他的儿子，后来我到领事馆去说明我在学校里查明没有此事，后来就没有再看见过。在杭州认识之前，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看见过他，他从来没有谈到过邓洁，我深深认识到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者一贯侵略我国，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七七事变之前大举进攻我国的前夕，和日本人来往，自以为学术与政治无关，私人往来与国家的政治没有关系等等的资本主义世界观，这些自私自利的立场，敌我不分，作为一个中国人真是无耻，对国家民族是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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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28433 一九三五年我收到一本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小册子，里面有陈立夫一篇《惟生论》的文章，在小册子后面有各地分会筹备会的委员，当时我看见有杭州如浙大、之江各大学的校长及我的名字，记得后来在杭州浙江图书馆开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浙江分会成立大会，参加的各大学校长如郭任远、李培恩以及浙江教育厅长许绍棣，他是CC的主要人物，艺专参加的有林文铮、蔡威廉、李朴园及我。记得后来许绍棣送给我任该会顾问的聘书，记得开成立会后曾大请客一次，记得参加的有杭州主要各界人物，艺专参加的有我及林文铮、蔡威廉、李朴园及邱玺等人。在记忆中，似乎分会成立艺术戏剧组，后来教育厅由许绍棣主持开会，我没有参加开会，而且不知他们开会。他们去开会后到一个饭馆去吃饭，当时说是许绍棣请我去吃饭，车子开到教育厅时，听说照一个相，参加照相的人有李朴园、林文铮、邱玺及艺专剧社等学生。不久抗日战争开始，后来就没有再开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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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28435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学校向内地迁移，最初迁到江西，一九三八年春迁到沅陵，我任主任委员，北平艺专校长赵太侔、常书鸿任委员，不久学校因迁校问题发生风潮，我辞去主任委员职务，离开学校，当时因爱人赴法探亲回到上海，我由湖南、广州回到上海，将家属安置在上海。我于一九三九年初由上海经海防、河内、昆明赴重庆，到重庆后，由陈布雷介绍任伪政府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这是挂名职务，记得只在张治中任部长时曾召集设计委员会开过一次会，参加的人很多，记得有一百多人。我每月到部会计科去领薪水，对抗战没有做过什么工作。记得一九四三年时，政治部将设计委员会取消，我又由陈立夫介绍到伪中宣部去挂名宣传委员职务，每月到部里去拿薪水，宣传部有一艺术处，搞电影及戏剧的工作。有一天他们通知我要画一些宣传画，我画了十多幅描写日本人侵略中国对我们残暴的行为，结果没有采用，将原画退回来。抗战期间，张道藩在重庆组织中国美术协会，我参加了这个会，为理事，常到协会去开会，记得该会送过一些画到英国去开展览会，我参加过二张作品，筹备第三届全国美展，我任筹备委员及评选委员，记得中国美术会理事会决议，对时局发表反动宣言的文章，在重庆《扫荡报》发表；并将该会理事如吕斯百及我的名字登载出来，在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做过一些对抗日战争中对人民和国家有益的工作，反而参加了反动宣言。这是我犯罪行为。一九四四年冬，国立艺专改任潘天寿为校长，请我回校任教授，当时我辞去宣传委员的职务，一九四五年春到校任教授职务，当时我对伪国民党有许多反感，因此在学校所设的伪国民党支部通知我说，伪国民党要重新登记，如不来登记作为自动放弃伪国民党党籍。我当时拒绝了登记，自动退出了伪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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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28437 一九四六年春抗日战争结束，我随杭州艺专复员回到杭州，仍任艺专教授。一九四七年学生对潘天寿不满，学校发生风潮，潘天寿将风潮加在我头上，学校改为汪日章任校长，将我辞退。一九四八年暑假后，汪日章因学生要求不得不再请我回校任教，我回校后介绍苏天赐（重庆时艺专毕业生）为我的助教，一直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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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28439 一九四九年杭州解放后，我在艺术院任教授，我在杭州艺术院因过去的历史关系，有许多学生对我发生好感，我过去所受的教育是资本主义世界观，回国来创办学校，发展没落的西洋美术教学和创作方法，崇拜西洋的形式主义，如印象派的作品，对法国的许多画家如马蒂斯、毕加索等人，当我的学生到我家来看我的画时，对他们常常谈这些画家，认为他们的作品是新派的、有时代性的等荒谬的言论，认为他们的技术是高明的，当时学校里有许多由老解放区来的教授，他们在教课时受到有些学生的不欢迎。当时我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是高明的，而在教学的技术上是比较差的，后来发展到有些学生反对他们，在课堂上修改他们的作品，形成学校不良现象，无形中反对写实方法。我还说他们画得像照片一样的油画不是艺术作品，这是反动的言论。后来学校把苏天赐调到外地去学习，记得对他说过，通信会被检查，如果你受到批判，就写你的身体不好，如果你很苦恼，就写这里的天气很不好等等，这样我就会明白你的情况，我在记忆中苏天赐只写过一封信，说他被调到另外的单位，希望我能设法把他调回学校来，后来我和学校领导说明此事，结果因为他所在的单位已经调了，学校不好再去要求调回来。我认识到这些鬼鬼祟祟的行动，表面不敢反对共产党，而暗地里在反动思想指导下，做这些犯罪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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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28441 一九五一年暑假，当时我的家迁回上海，当时身体也确实不好，但主要的动机还是因为我反动思想，认为留在杭州艺术院对自己不利，学生如果有反对学校的行动，都会说成是我的关系，因此离开杭州，坚决回到上海来，设法卖画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当时学校批准了我离校的请求。在一九五一年暑假时，我就到上海来了，在家里搞水墨画，因为爱人是法国人，希望能在留在上海的外国人中售出一些作品，在我的没落的水墨画作品中，设法用西洋反动的形式主义的色彩以及没落的情调来迎合外国人，希望能多卖出一些作品。卖画的工作由我爱人接洽，我是在家里埋头作画，这样维持住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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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28443 一九五六年爱人随女儿、女婿因生活关系，同他们到巴西去了（女婿系奥地利人）。他们离开上海之后，我还是继续卖画，此时由我自己直接和外国人接洽，在我爱人未离开上海时，有比利时人罗斯布洛常来买画，因此我也认识了他，后来有外国人要来买画时，多由他介绍认识的。一九五八年由他介绍意大利旧领事馆管理员波打前来买画，认识后，他请我到家里去吃饭，后来他常代在香港的意大利人买画，买好后，他是由邮局寄给他们的。记得一九六三年时，也是由罗斯布洛介绍英国驻上海的人员史班奇和曼斯来前来买画，因此认识了他们之后，到过他们家里去吃过饭，徐继武是在波打家里认识的。一九六五年，我参加美协组织到新安江水库去参观，回上海后不久，波打请我在他家里吃饭，问我到新安江旅行的情况，我和他说新安江水电站是我们自己建设的，规模很大，他问我到里面参观过没有？并问有几个发电机，我说到里面参观过，大概有三四个发电机，后来又谈建设新安江水库后水位高涨，居住在江边乡村的人都要迁居，听说迁出来的不少等等。一九六五年时有一次曼斯来到家里来买画，因为我把画的价钱提高了，他说我的画卖得很高的价钱，我说我在上海卖画的价钱其实是很低的，我有一个朋友傅雷，他的儿子傅聪在伦敦和一个音乐家女儿结婚，他的父亲买了我一张画，送给他们作为结婚的礼物，听说有一个英国人看见之后，愿意出五六十英镑买我一张画，我现在卖二百元人民币是很便宜的。后来他说他没有听过傅聪的音乐会，我深深认识到我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指导着只顾自己，希望能多卖画，多得到稿费的反动行为，而且敌我不分，将新安江建设的情况也对他们说了，这是我犯罪行为。因为这些卖画的外国人，请我吃过饭，因此请徐继武帮我打电话写请帖，在衡山饭店回请他们，记得有波打、史班奇、曼斯来、徐继武等人。记得有一次在波打家里谈到上海有许多青年到新疆去的事，我说是的，新疆地方很大，很需要上海的青年去参加建设。现在认识到这些帝国主义者总是从我这里打听我国各方面的情况，我当时以为这些无所谓的，这样自己犯下了罪行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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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28445 一九五一年我回上海之后，时常到我家里来的学生如金碧芬、潘其鎏、金明玉等人，杭州艺专的教授关良有时也会到我家里来。记得在一九五八年时，冯纪忠要他爱人席素华跟我学画，由同济大学陈盛铎介绍给我，后来，他们也常到我家里来。一九六四年，在波打家里认识徐继武夫妇之后，徐有时会到我家里来的。一九五六年时，有学生介绍李梦雄，说是要求看看我的画，认识之后，他也常常会到我家里来，他跟我讲话，讲许多马路新闻，记得有一次他和我说，文化领导方面有土派和洋派，毛主席是主张土派的，洋派文化部长夏衍是主要的，土派是政治第一位，洋派是重视艺术，因此在创作的时候，有的对政治抓得很紧，有的对技术抓得很紧，各有不同等等。记得我的学生到我家里来的时候，我也曾重复了这些话。记得对金碧芬说过，要她去创作的时候注意这些问题。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记得对学生说过，毛主席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国内许多人都是自私和自利的，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又说过因为走得太快了，一时有许多东西生产不出来，没有了等等。还有一些反动言论，记得对徐继武说过，如林副主席没有当国防部长，当时由罗瑞卿代，是因为林副主席身体不好等。1965年冬，北京京剧团到上海演出《红灯记》，我看了之后说，现代服装演京剧，唱的还是旧的调子，很不习惯，好像是清唱，很不习惯。这许多反动的言论，都是在我家里，他们到我家来的时候谈的，有时将我的反动学生巴黎赵无极从巴黎寄来的画报给他们看，现在深深认识到自己宣传资本主义的反动行为和毒害了青年学生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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