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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二辑） 4. 伦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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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第三步是转向伦理。基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笔者认为协同设计有其固有的伦理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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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验是杜威的出发点，他的主要目标是使人具有应对道德问题的能力：“对于杜威来说，社会政治哲学，而非形而上学或认识论，才是第一哲学。”[34]杜威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从来离不开伦理，特别是当互相交流的时候。每当人们思考和感受的时候、深思和行动的时候、沟通和合作的时候、制定计划和决策的时候，人们都有道德经验并需要应对各种道德问题。[35]对于杜威，“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道德问题都渗透在很多体验之中，需要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做出行为抉择。”[36]杜威认为日常生活，无论是小问题或是重大问题本质上都是伦理问题。此外，杜威认为深思熟虑是一个社会过程，“不仅是因为我们要为别人考虑，并且和别人的谈话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的手段。”[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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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当人们投入到协同设计过程中，那么他们就涉及到伦理，置身于具有伦理属性的过程之中。例如，当协同设计的参与者分享他们的个人体验时，当他们与别人产生共鸣时，当他们讨论目前的形势或有问题的形势时，当他们设想可能的或预期的形势时，当他们制定和评估可能的解决方案时，当他们作出决策并带来变化时，这些伦理问题就会显现出来。我们可以把协同设计理解为一种“道德探究”：“行动受挫后的反思，即干预分析和富有想象的深思”，其间深思可以“通过对话、可视化、想象运动反应以及他人对行为事件的反应而继续下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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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戴文（Devon）和范•德•波尔（Van de Poel）认为，设计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和典型的伦理过程—“伦理不是设计的附属物，而是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主张用道德想象力突出设计过程中的伦理属性。[39]劳埃德（Lloyd）同时认为，设计和伦理是类似的，因为它们都是展望和显现可能性、进行可能性评估并从中进行选择。[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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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伦理为两个主流伦理学派提供了另一种途径。这两种主流伦理学是后果伦理学和道义伦理学。后果伦理学倾向于探究一般规则，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行动的积极后果。道义伦理学倾向于根据自己的职责和义务探究一般规则。“实用主义伦理背离这种僵化的抽象概念（比如上面提到的‘一般规则’），而是回归到本质上具有社会、具身和历史属性的人的日常生活体验中。”[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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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读者发现在协同设计的背景下使用“伦理”这一术语有点晦涩难懂，我们可以转而使用“精神特质”这一术语来探讨协同设计内涵，这个内涵是指参与者在协同设计过程中的道德观念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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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二辑） 5. 共同探究和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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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以下部分讨论杜威关于组织共同探究和构思过程的理念。[42]他认为，这样的过程包括五个密切相关的阶段。在理想状况下，这五个阶段可以在一个反复迭代的过程中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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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和定义问题（第1阶段和第2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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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确定的情境”。感觉某个明确具体的情境存在问题，但究竟问题出在哪里目前尚不得而知。杜威强调个人主观经验是探究过程至关重要的开端—让目前的情境令人生疑—而且表达和分享这些经验至关重要：“探究不是纯粹的逻辑过程—感受是一个有用的、定向的存在，并贯穿每个阶段。”[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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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问题的确立”。先初步鉴定一下问题，在随后的迭代过程中再重新陈述和细化。请注意，措辞或问题的表述很重要：“构思问题的方式决定了哪些提议会被考虑，哪些提议会被排除在外。”在设计思维中，设定问题和寻找解决方案之间同样存在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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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设计伦理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即参与者能够表达和分享他们的体验，同情他人（例如，参与讲故事），并且参与者能够依据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来探索和定义问题。理想情况下，这些交互过程都经过精心的组织，以便参与者可以共同投入到问题当中，例如“我觉得目前情境中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其他人的经验如何？”或“我们应该在哪个方向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都是杜威理解为伦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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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问题与构思可能的解决方案（第3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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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定问题解决方案”。在迭代过程中，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同时探索和进一步明确界定的，这和设计思维又有相似之处：“事实的观察和暗含意义或想法的出现是彼此相应的。”[44]杜威提议最好利用感知来探索和定义问题，感知是指一个人对当前情境（是什么）的视、听、触、嗅、味的能力。而最好利用设想来探索和制定解决方案，设想是指一个人想象和展望多种替代方案（可能是什么）的能力。理想情况下，感知问题和设想可能的解决方案是高效地结合在一起的。[45]就像构思不同的或更详细的解决方案有助于对当前情境形成不同的更精确的理解一样，不同的或更严谨的感知问题的方式有助于构思不同的或更具体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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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有关表达、分享和同情，协同设计伦理也和参与者使用他们的感知和构思能力的方式和程度有关。例如，对于感知能力而言，他们可以将问题视觉化，并使自己与相关人员感同身受；对于构思能力，他们可以使用一些工具来促进联合创作和创新。[46]在理想状况下，这样的感知和构思涉及“道德想象”或“戏剧排练”。其间，协同设计的参与者运用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来想象或细述当前问题化的情境，或者其他理想的替代情境。[47]在这样的深思中，“我们通过评估替代方案，想象自己参与其中，从而单独或共同找出消除难点和模糊点的方法。我们会持续不断地想象，直到受某种因素激发而采取行动，一种看上去统一协调紧迫的利益、需要及其他与情境相关的因素。”[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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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构思以及协同设计参与者富有成效的合作方式，这三者的组合使得协同设计参与者能够应对以下问题，例如“这个问题情境感觉怎样？”“我们如何找出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呢？”或者“这个解决方案会比当前的情境好在哪里？”这些都是我们还可以考虑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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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和评估解决方案（第4阶段和第5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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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理”：不应该妄下结论或过快地接受一种解决方案。初步界定的问题与不同建议方案之间的关系需要评估，以便评价不同的解决方案解决问题的方式。理想情况下，参与者可以探索和定义项目的范围和界限，并且批判性地讨论手段和目的，以及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这种系统性方法可以促进系统思考，因为参与者越来越了解项目的范围和界限，一个系统的视角可以帮助他们产生创新的想法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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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事实意义的操作特性”：这个阶段是有关实际试用解决方案（例如，组织用户或客户实验或测试）。该项目变得更加真实，利害关系更高，确保参与人继续建设性地合作至关重要。他们可能需要表达并讨论各自的角色和利益，这可能会让他们之间产生冲突。然而，认识并应对这些不同的观点或动机很有必要，这有助于共同理解需要做的事情以及他们该怎样合作。[49]他们需要共同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如果不考察他们的角色和利益，那么风险在于某个角色或者某个利益将主导项目，就可能导致不太可行的解决方案。理想情况下，协同设计的参与者甚至可以创造性地高效处理“深层次和重大的价值冲突”，并且形成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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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协同设计伦理也体现在参与者尝试不同解决方案的方式和程度上，中肯地讨论项目的范围和界限，并协商其不同的角色和利益。这样一种方法将帮助他们去探索伦理问题，比如“我们项目的范围是什么？”“什么解决方案对我可行？”或“什么解决方案会对其他参与者或利益相关者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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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是整个过程的关键。费什米尔（Fesmire）讨论了想象的两个作用：1）想象作为“移情设计”，作为一种直接设身处地地回应他人，回应他们的感受和想法的方式；2）想象作为跳出现有模式，创造出新的替代模式的方式。[51]因此，想象是“抓住现在，着眼未来的能力”。[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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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可以把协同设计理解为共同探究和想象的过程，即“一种反思活动，其间现有的工具和材料（这两者可以是有形的或概念上的）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创造性地汇聚在一起，从而产生新的东西”。[53]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运用“智慧的力量来想象未来（对现在理想的规划），并且创造工具或手段来实现这种未来”。[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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